弓马少年身边多儒士
蒙古族是一个强悍善战的游牧民族。公元12O6年，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建立起全蒙古各部落的统一政权蒙古国。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幼子，按蒙古的惯例，凡正妻所生的幼子在家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父亲的位置总是传给幼子。拖雷的正妻唆鲁忽帖尼生有四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忽必烈便是蒙古国的第五个可汗，也是元王朝的创建者。
忽必烈出生于公元1215年，当时成吉思汗正在进攻西夏和金朝。已经54岁的成吉思汗，虽暂时回到了漠北草原，但勇于进取的心却一直没有安定下来。一天，他接到近卫军送来战报说，骑兵们已经饮马在黄河边上，心中实在得意。正在这时，旁边的蒙古包里又传来了初生婴儿的一阵阵哭声，他跑过去，见到这个在母亲怀中躁动不安的男孩，惊异地说道：“我的子孙们初生时个个肤色皆红，唯独这个孙子全身褐黑，像是草原上空飞翔的苍鹰，我一定要用草原上最好的奶妈喂养他，让他日后继承咱们蒙古族的雄心壮志。”可以说，忽必烈从来到世界的第一天起，就成为“天可汗”成吉思汗的骄子。
星移斗转，春去秋来，忽必烈在母亲的抚养和教诲下，已经成长为一个马背上的小少年了。11岁那年，在一次围猎中，小小年纪的忽必烈射到一只野兔，这使成吉思汗大喜。依照蒙古习俗，孩子们第一次射获猎物时，要举行称之为牙黑剌建的隆重仪式，由众望所归的长老将猎物的鲜血擦拭在射猎者大拇指上，以祝愿他在未来的岁月中成长为勇敢的蒙古武士。成吉思汗对忽必烈这个孙子特别喜爱，更主要是他在众多子孙中，唯独能够背诵出流传于草原上的一首又一首长诗。当时蒙古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要记熟这些诗篇是很不容易的。
过了三年，疼爱他的祖父成吉思汗在灭金战争中病逝。随后不久，只当了不到一年监国的父亲拖雷也死去。忽必烈这时才15岁。
忽必烈的母亲是一位倔强而有魄力的女性。在丈夫死后，勇敢地承担起养育幼孤和统帅部队的重任。为了使忽必烈继承其祖其父的遗志，她把目光转向中原文化，经常邀请学识渊博的儒士到漠北，以期通过他们的教化增长儿子们的智慧。
应忽必烈之邀，燕京著名禅学大师海云和尚来到漠北，同行的还有南堂寺年轻和尚子聪。子聪博览群书，上达天文、地理，下至律历、经世，论天下事如数家珍，他就是日后还俗、参赞忽必烈立国的著名儒士刘章忠。忽必烈亲自到海云和尚下榻处求访。他问：“大师，佛诗中有安定天下之诗吗？”海云答：“若问古今风云之道，您应当寻求天下的大贤硕儒，他们会告诉您的。不过审视天下古今盛衰得失，莫过于尊王庇民，近贤臣而远小人，然后家可齐、国可治，天下可平。”大师的一番话，仿佛在他心灵深处注入一股甘泉。
在学习和探讨中，不懂汉文的忽必烈感到十分不便，当时的蒙古文还未定型，难于将儒家书籍译成蒙文。忽必烈于是召用兼通蒙汉两文的赵璧，用蒙语译成《大学衍义》。忽必烈如饥似渴地读看它，经常揣在怀中。接着他又挑选了十余名聪明伶俐者拜赵璧为师。赵璧随后又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以飨生徒。从此，忽必烈及周围的蒙古子弟学习汉文化开始由简入繁、由浅入深了。
公元1241年，窝阔台汗死了。保守的蒙古贵族抬头，此后八九年间大蒙古国的贵族之间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至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继为汗位以后，情况才稍有改变。也就在这个时候，享有盛名的冀宁交城人张德辉应忽必烈之召来漠北。忽必烈通过与之交谈，意识到先祖基业已安，后人要发扬光大，必须因势利导、顺应潮流，以圣贤之道去改变纷乱的天下。到此，在忽必烈的头脑中，已确立了治理汉地必须采用汉语的基本原则。
仰慕华风开府金莲川
公元1251年，在忽必烈母亲的精心策划下，蒙哥继承王位。为使一切大权掌握拖雷系宗亲手中，于同年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
这天，忽必烈正与宿儒姚桓灯下交谈，忽然接到蒙哥汗特使呈上的一封手谕。他看见兄长的任命书以后，欣喜若狂，拉着姚桓的衣襟高声喊道：“今夜我要大宴臣僚！”姚桓严肃而深沉地说：“请安静，殿下！今日大汗任命我王为军国庶事，实属可喜可贺，但漠南一带军政困弊，百废待兴，况且拖雷王家族初涉汗位，立足未稳，殿下这样喜不自禁，恐怕有点不妥吧？望三思。”姚桓一席话，使忽必烈心中不由一愣，禁不住问道：“依先生之见，该如何呢？”姚桓要忽必烈谨慎从事，并向他提出如下建议：一、广开藩门，招揽天下贤能；二、勤于政务，改革漠南流弊；三、尊孔奉儒，弘扬道德品行。忽必烈听着听着慢慢恢复了先前的平静。就这样，忽必烈带着全家和文臣武将走马上任，在金莲川开藩设府，初次登上政治舞台。这时忽必烈已是36岁。
蒙古对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政策，让各门宗教信徒们服从于蒙古贵族们的统治。一天，名儒张德辉与著名诗人元好问一同谒见忽必烈，恳请他以漠南新主的身份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以学识浅薄为辞再三推托。张德辉、元好问跪在他面前，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要以儒学治国的论据。忽必烈沉思片刻，接受了两位儒士的请求。从此，忽必烈俨然以儒教保护神的姿态出现在儒士们面前。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后，忽必烈下令免去为孔庙田产耕作的儒户的赋税徭役。接着又传令担任燕京等处行中书省事的达鲁花赤（断事官）牙剌瓦赤修复燕京孔庙。他又对燕京的儒士与官员们表示说：“今后，我给你们作主，你们休怕。”忽必烈这些做法，旨在得到更多的人才。于是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投附到他身边，以史天泽为代表的一批汉族干练官僚也倾心相附。至此，在金莲川藩府内聚集了一大批文武兼容的汉人幕僚，这标志着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派和中原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结合已初步形成。
当时中原一带，由于地方官员的暴虐、苛捐杂税繁多，使许多地区相继发生人民流散、土地荒芜的现象。一个阴雨的日子，忽必烈及随行骑马来到邢州地区巡视。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侍卫的喝斥声：“大胆！你这贱民竟敢拦藩王马队，看鞭！”忽必烈飞马上前，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躺在泥水之中，奄奄一息，经询问，原来是一个外逃途中饿馁待毙的难民，忽必烈诧异地问道：“你们不是分得田地，种粮事桑，怎么会饥饿到此呢？”老人答道：“大人不知，小人终年劳作，耕织所得择其精者交纳官府，余下粗粮养家饣胡口，怎奈亲民之官横加征敛，半点不留有余，我辈只好远走他乡了。”望着空寂潦败的田野和眼前的老人，忽必烈自言自语道：“苛政猛于虎也。”他回到藩府后不久，便传令在邢州设安抚司，派汉人良吏前去管理。半年过后，邢州大治。后来他又在汴京设经略司，在京兆等地设宣抚司，经过两年多的修养生息和团结汉族上层集团，邢州、陕西、河南一带的漠南领地内又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在大蒙古国偌大的统辖区内，可谓是钱谷丰厚、政通人和的地区。忽必烈本人，也成为蒙古贵族中最有威望的人。
远征大理首立军功
公元1253年八月的一天清晨。在黄土高原的尽头，一支万人组成的军队在前进着。这次进军的目的地是云南的大理国（今云南和四川西南部），跑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这次远征的统帅和他的怯薛军（近卫军）。他便是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藩王忽必烈。
忽必烈日夜兼程地前进，心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经过两个月的急行军，蒙军到达忒剌（今四川松藩），稍事休整。忽必烈对随军诸王说：“兵贵神速。现在我们兵分三路，兀良合台、阿术率西路军由旦当（今丽江北部）进发，也只烈、抄合率东路军由白蛮进发，我率领主力为中路。时不待人，各路要力竭所能，谁先抵达大理，谁应立即发起进攻，成吉思汗的子孙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十月间，大渡河已横在蒙军眼前。忽必烈立马驻足喊道：“来自草原的士兵们！面对从未见过的湍急河流，我们只能冲过去！”这个命令一下，部队过去了，但不少战士和马匹被急流冲走了。
同年十二月初，忽必烈的三路大军已抵达大理国边境。在攻城器械准备就绪以后，忽必烈把姚桓和刘章忠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向忽必烈进言道：“自古以来，征战总是先礼后兵，我军士气旺盛，定能一战而胜，假若能议和，我军兵不血刃，可以自然进入，如果议和不成，给我军以交战之口实，再发兵攻城亦不迟。”于是忽必烈派遣使臣前往大理国招降。望着虎视眈眈的蒙古使臣，大理国段只智俯首听命，同意讲和。但是掌握实权的高祥、高和兄弟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却选择了战争这条道路。
公元1254年初，随着一声令下，蒙古远征军发起总攻，大理军队一触即溃。不几天，蒙古军攻破龙首关（上关），高和战死。接着蒙古军围攻大理城。破城之日，段只智和高祥仓皇出逃。忽必烈进入大理城后，马上传令姚桓书写了十几份《禁杀令》告示公布于大街小巷。于是大理城民心安定，秩序井然。接着忽必烈又一鼓作气亲率蒙古军攻破龙尾关（下关），斩杀了高祥，段只智免于一死，押往和林，接受蒙哥大汗招安。至此，大理国灭亡，忽必烈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创举。当然今后漫长的征途还在等待他去跋涉，他要在奋斗中去迎接命运的挑战。
兵临鄂州师老竟难成
忽必烈远征大理凯旋班师以后，选择了一个名叫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5O里）的驻所营建新的藩邸。忽必烈将其营建为府城，不仅符合身为藩王总领汉地军事庶事一职的需要，而且还有另一层更深的意图，就是将它作为日后向南扩大蒙古国版图的指挥中心，从而实现“大有为于天下”的宏伟抱负。
然而，忽必烈平服大理国的战功，虽说赢得了蒙古诸王和贵族们的称誉，却也遭来一些人的不满和怨恨。于是种种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蒙哥大汗不明真相，也以为弟弟有不轨行为，便派近臣阿兰答尔、刘玉磁等人以核实钱粮税收之名，暗地进行调查。阿兰答尔他们本来对忽必烈不满，乘机罗列42条罪状，将忽必烈管辖下的大小官员全部定为罪犯。忽必烈得到消息，心中大为忧惧。他暗自叫道：“大汗是冲着我来的，这可如何是好！”幕僚姚桓谏道：“树大招风，殿下政绩功高盖世，嫉妒小人必在大汗面前谗言陷害。事已如此，不如将亲属送往大汗处作为人质，并亲自面见大汗，表示自己并无二志，才可避免飞来横祸。”忽必烈惊得跳起来说：“什么，这不是把我往火里推吗？”姚桓斩钉截铁地说：“臣独此一策，望殿下度势而行。”
这天，忽必烈带着妻子和几个儿子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漠北的和林。蒙哥大汗一见自己的亲弟弟携妻子、儿子来见自己，心中的猜忌一下子被兄弟的血水融化了。但是，设在陕西等地的机构还是被撤销，还削去他的兵权，又以他有足疾为由被勒令回家休养。
在忽必烈解职闲居期间，一场大规模的南征南宋王朝的战争开始。公元1258年8月，大蒙古国三路大军包抄南宋王朝。战争初始，三路大军进展颇为顺利，但为时不久，东路军由于纪律涣散而遭到挫折。大汗恼怒地撤了东路军主将之职，准备另外挑选新的主将。
忽必烈听到消息以后，写了一封快信派人迅速送到大汗手中。信中说：“愿尽犬马之劳，以赎过错。”没几天，大汗任命忽必烈为东路军主将，要他继续南向鄂州（今武昌）进发。
公元1258年，亲率西路军的蒙哥大汗在攻打钓鱼城的战斗中被石炮击中，不久便死去。这样西路军只好仓皇北撤了。
与此同时，自开城赴任的忽必烈渡过了淮河，攻占了黄陂，顺利来到长江北岸，与鄂州城仅有一江之隔。如果鄂州被克，东路军的战役行动就告完成。但是在攻打鄂州城的几次战役中，蒙古军都没得到多少便宜，鄂州守军不是越战越弱，而是越战越勇。
同年九月的一天，忽必烈接到蒙哥大汗去世的消息，便摆起香案，向西边叩头表示：一定要拿下鄂州城，为死去的大汗报仇！然而情形的发展变化是难以预料的。当忽必烈在鄂州城下处于困难时刻，远在漠北的后方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使他不得不放弃鄂州，日夜兼程地返回开平去了。
捷足先登开平继汗位
忽必烈为什么要放弃鄂州急急忙忙返回开平呢？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蒙哥大汗战死的消息传到漠北以后，整个漠北骚动起来了，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企图趁机谋夺大汗之位。忽必烈的妻子察必一方面拖延阿里不哥夺权时间，一面写信要忽必烈马上回开平来。忽必烈接信以后，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结束对南宋的这次鄂州战役，以便回北方去争夺大汗位置。
也就在这时候，贾似道得知蒙哥大汗死去的消息。便遣宋京去和忽必烈秘密谈判，言明只要忽必烈撤军，双方将以长江为界，南宋每年纳银2O万两，绢2O万匹给蒙古。这在忽必烈是求之不得的事。于是只留少数偏师退守长江北岸，自己则带领大队人马匆匆拔营北归。
公元1259年底，忽必烈千里迢迢，抵达燕京。先遣散阿里不哥的军队，将燕京控制在自己手中，然后派廉希宪前往开平，馈赠一份厚礼给曾遭蒙哥大汗贬斥的塔察儿，要他拥戴自己。在塔察儿的带动下，许多藩王和勋贵都倒向忽必烈一边。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忽必烈接受儒家学说，使得大批汉族官僚支持他。但形势对阿里不哥还是极为有利的，他是拖雷正妻生的幼子，又据守和林，控制大蒙古国本土。按蒙古惯例，幼子总是有优先作为继承者的权利，因而受到漠北传统贵族的支持。
转年的年初，忽必烈回到开平。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对继承汗位之事感到无从下手。廉希宪谏道：“按通常习俗，阿里不哥虽有继承大汗的可能，但大蒙古国今天还是无主国，不妨趁其还在犹豫彷徨之时，凭借中原财力、物力及各藩王显贵的支持，早日登基。此事一旦成了事实，阿里不哥就更被动了。”忽必烈毫不掩饰地许诺：“真乃天助我也，登基之后，你当为开国元勋！”
几天之后，一个称之为忽邻勒塔的选举大汗的大会，在忽必烈的主持下召开。会上，塔察儿首先提议，由忽必烈继承大汗位，忽必烈推辞再三。其余到会藩王及大臣们奉表劝进，声泪俱下，力陈理由。忽必烈说：“事到今日，只好如此吧。”3月24日忽必烈正式继承大汗位。
阿里不哥听到忽必烈自立汗位以后，也于5月纠集一部分力量在按坦（今阿尔泰山）自立为大汗。于是大蒙古国同时出现了两个大汗，这样的矛盾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了。
5月下旬，阿里不哥抢先发动攻势，分路包抄开平。但由于阿里不哥内部意见不统一，加上他们行动上的犹豫又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使得军心动摇，战斗力不强。经过长达四年的较量，阿里不哥不得已于公元1264年7月带领残兵败将到开平向忽必烈投降。不久，阿里不哥在忧郁中死去。
四年大汗位争夺战结束了。战争虽然在忽必烈兄弟之间进行，但实质却是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之争。忽必烈是革新势力的代表，敢于“附合汉法”，依照唐宋政治制度改革原有的政治机构，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大力擢拔汉人充实到新的官僚机构中来，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政治家的胸怀。内战结束以后，漠北与中原地区连成一片，从而为忽必烈集中力量灭亡南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锐意改革建立新体制
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以后，大蒙古国走上了一个新的起点，他提出了“祖达变通”的建国方针，附合汉法，建立一个与中原经济基础大体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国家。
进步与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是始终存在的。公元1262年2月，发生了一场惊人的暴乱——李王亶之变。李王亶是割据山东的军阀，虽然接收大蒙古国的封赏，但心中自有打算。在忽必烈为争夺汗位大动干戈之时，李王亶起兵反叛，但由于孤军作战，势穷力单，投水自杀不成，后来被俘杀了。李王亶之变，曾使忽必烈十分震惊，他怎么也想不到给予高官厚禄的汉人官佐会在自己危难之时落井下石。于是忽必烈在平乱之后，一方面稳定局势继续做好安抚的同时，果断采取了新的措施，即剥夺汉人官佐子孙原有的世袭官职的权力，并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忽必烈这些做法是对汉人不信任的一种表现。就从这里开始，被称为“色目人”的西域各族的后裔重新被蒙古贵族大批启用。
公元1264年8月，忽必烈下诏改中统五年为至正元年。至公元1271年11月，忽必烈又宣布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元王朝的开始。与此同时，又将中都更名为大都。从此今天的北京城，就成为元王朝的都城。大蒙古国向元王朝的过渡基本完成，忽必烈以元王朝的开国皇帝的身份出现在世界东方。
忽必烈要在大蒙古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是坚定的。他从少年熟记汉典时起，就一直为汉族王朝国体之坚实、法典之完备、官僚机构之精炼而崇拜不已。同时他还清醒地认识到，行汉法决不是行汉化，否则用不了多久，这支从草原上奔驰而来的蒙古族就有被淹没在汉人海洋中的危险。他以为只有加强蒙古贵族的特权，才能有效维护其统治地位。忽必烈缔造新王朝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一方面反映他具有政治家的眼光，要在蒙古贵族统治下的政权实行汉化，不然的话就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他毕竟是蒙古贵族的最高代表，不可能完全抛弃本阶级、本民族的利益，这是历史条件的必然，是不能苛求于他的。
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保持本民族的特有利益，忽必烈有意识地继续保持旧有的斡耳朵制度（后宫制度）和投下制度（维护蒙古族特权制度），扩大怯薛军制度（近卫军制度），与此同时，忽必烈又制定一些具体的政策，专限制诸王勋贵们的不法行为。对于国家官僚机构的建置，忽必烈依据中原历朝历代的宝贵经验进一步加以完善。在中央与地方官员的任命上，为使蒙古贵族牢牢掌握权力，各部门多由本族人员充任正职。
在经济问题上，由于连年战争的破坏，北方地区社会生产濒于绝境，为了使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忽必烈专门建立了一个叫劝农司的机构。此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另外，经张文谦推荐，当时已闻名遐迩的科学家郭守敬受到忽必烈召见，当即委派郭为诸路河渠的提举之职。郭守敬果然不负众望，整治了不少淤塞多年的古渠，使9万多顷荒地变成了郁郁葱葱的良田。
忽必烈整顿改革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除上述的政治、经济措施以外，还涉及到官员考绩、统一钱币以及清理户籍等具体内容。公元1264年忽必烈发布一诏令，“以户口增，天野辟”作为考核官吏的首要标准。并三令五申：禁止军队抢占农田为牧场，禁止毁灭庄稼。同时在重新整理户籍基础上减轻百姓负担，并且也对货币进行整顿，改变多年钱钞价值标准混乱状况，以利于商业正常贸易。
在元王朝建国伊始，忽必烈还在朝廷机构中添改了翰林国史院，组织官员们编修国史。他还采纳了姚桓“立学校以育才”的建议，开设学校，教育勋贵子弟，以许衡为国子祭酒，窦默为侍讲学士。许衡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各式各样的人才，不仅要因材施教，而且要根据士人的才能授以不同的官职。应该说，由于忽必烈的支持和倡导，在元代的九十多年中，各朝统治者奉行的仍是儒家学说。
忽必烈对于创建新蒙古文字也作出了贡献。他从政治统治需要出发，希望有一种统一的文字。为此他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文字。八思巴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创造出新的蒙古文字。忽必烈规定，今后凡是颁发诏书告令，只准使用蒙古新文字。由于朝廷的大力支持，它实际上成为官方文字。随着各路蒙古字学和国子学的开设，新蒙古文在蒙古贵族子弟中得到推广，但在民间仍未能普遍流行。
金戈铁马初战襄阳城
忽必烈是一位奋发有为的人，他虽然已雄踞半壁江山，但并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他要扩展领土，当时在政治上已经腐败的南宋王朝，再一次成为他开拓疆域领土的主要对象。
忽必烈在开平称大汗以后，就派郝径为国信使出使南宋，向南宋王朝宣告自己即位的消息，并要求南宋王朝履行贾似道与自己达成的议和协定。贾似道听说郝径到来，心中大为惊恐。他懂得如果一让郝径入京都临安的城门，自己与之议和称臣，谎报战功之事就要败露。因此为了掩盖他的投降罪行，便下令将郝径等人当成囚犯一样秘密押在真州忠勇营。忽必烈不知其中缘故，又派使臣南下临安，仍得不到回答。不久又逢汗位争夺战和李王亶之乱，忽必烈也无暇南顾，便这么一再耽搁下来。随着北方政治的巩固，经济的发展，他的目光又转向亚洲大陆上唯一能与之对峙的敌手——南宋。
公元1267年的冬天，北方出奇的冷，但难以遏制的燥热却阵阵涌上忽必烈的心头，他感到自己被南宋王朝欺骗了，认为贾似道拿自己开玩笑，必须挥师南下，找贾似道算帐，忽必烈在一阵狂热之后，心境终于冷静了下来。面对天堑长江之隔的南宋究竟从何处下手呢？他想不能以一主之威压折群臣之智，既然全面进攻的决心已定，只有集思广益来制定作战的具体措施。一天，熟悉南宋防务的降臣刘整求见，他向忽必烈献策道：“攻宋王略，应是先图襄阳，由襄阳浮汉（汉水）入江（长江），直取临安，南宋可平。”接着刘整又具体分析了南宋的军备状况。忽必烈听罢很是满意。
公元1268年，忽必烈任命刘整为镇国上将军都元帅，随蒙古贵族都元帅阿术一道进攻襄阳，但南宋守将吕文焕多次打退蒙军的进攻。转年，老将史天泽等前来助战，彻底完成对襄阳的合围。在对襄阳的围困中，忽必烈有意地设计了水、骑、步、炮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规划。结果，蒙古军多次打退了南宋的援军，使襄阳守军渐渐战力不支。在襄阳之战呈胶着状态时，回回人亦思马因和阿剌瓦丁把创制的一种新型攻城机械——巨石炮，献给忽必烈。这种炮威力很大，忽必烈很快将之送往前线。吕文焕望着城外密密麻麻的蒙古军以及几百门攻城的巨石炮，也不由得胆战心惊。另外贾似道许诺的援军，竟连一兵一卒也未到。突然，一声又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已把襄阳城楼炸塌了。这时城下一单骑飞至，蒙古将军宣读忽必烈诏谕：“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然势穷援绝，若能纳降，悉赦无罪，且中迁擢。”吕文焕望着这座苦守了五年的襄阳城，万念俱灰地打开了城门。襄阳战役的胜利，南宋大门已经洞开，为忽必烈的下一步军事行动扫清了道路。
忽必烈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凯旋的诸将。宴会上，在文武大臣的共同推举下，忽必烈任命伯颜为进攻南宋的统帅。伯颜本为西亚人，因入朝奏事来到中原。忽必烈见此人仪表堂堂，才华出众，便将他挽留为自己的部属，后屡迁为丞相。几年以后，伯颜兢兢业业，功绩斐然。此时经史天泽等人举荐，忽必烈感到统一四海的重任系于伯颜身上，便授以他军事指挥的全权。这样，一场新的全面对南宋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水陆并进再战丁家洲
公元1274年，年仅4岁的宋恭帝继位。这年8月，以伯颜、史天泽为正副统帅的2O万蒙古大军，再一次出现在襄阳附近的汉水和万里长江的北岸。
在伯颜率军出发前夕，忽必烈语重心长地要他在征战中不要狂杀无辜百姓，以图收复民心。在忽必烈看来，江南的数百万生灵，终有一天是大蒙古国的黎民百姓。
公元1275年，伯颜率领三军自汉水入江。元军一路过关斩将，先头部队到达战略要地鄂州、汉阳地区，滚滚长江已遥遥在望。南宋沿江制置使夏贵的万艘战舰，匆忙布阵，妄图以长江以北的阳逻堡（黄岗西北）为轴心，阻止元军入江。伯颜考虑到元军兵力大大少于宋军，于是一面派人围住汉口，扬言取汉口渡江，一面趁夏贵增援汉口时传令元军四线出击。当天夜晚元军偷袭成功，夺得汉阳、鄂州，长江中下游的大门已完全敞开。南宋军事防御命脉上的刀口，注定无法弥合了。在整个进军途中，忽必烈一次又一次发出命令：“严禁侵暴，违者杀无赦。”伯颜坚决执行。
公元1275年，宋元之间的战争再次大规模地展开。一天晚上，贾似道接到前线飞来的战报，说防军在池州附近的陆军连连失利。贾似道心慌意乱，再也不顾南宋诸军，仓皇逃往扬州去了。于是这场丁家洲之战，南宋陆军多已逃散，有的主动组成抗元义军，水军精锐几乎损失殆尽。贾似道本人被朝廷解职，押送途中被正义的差官杀死，除掉了一大害人精。
丁家洲战役之后，南宋官兵的元气大伤。在长江两岸除以扬州为中心的李庭芝还有一支重兵据守以外，其余各地方已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对于元军来说，通往南宋国都城临安的道路已是一马平川了。不到一个月，伯颜主力突击到作为临安都城门户的建康（今南京）城下。建康城虽有龙盘虎踞的险要地形，但驻建康的留守兼沿江制置使赵亻晋弃城逃跑，使得元军不用一刀一枪就占领了该城。一时之间，镇江、江阴等军事重镇的守将石祖宗、李世修、戴之泰等人都向伯颜敞开了大门，都城临安已经无险可守了。
恩威兼施统一全中国
早在丁家洲战役打响以后，忽必烈就展开政治攻势以配合军事行动。公元1275年2月，他对鄂州、岳州、汉阳、安庆等地归附的官吏百姓僧卒发表诏令说：“种田的要继续荷锄下地，经商的要开门做买卖。其余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都要各安己业，如果镇守官吏有骚扰百姓的不法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向中书省控告。”不久忽必烈升湖北制置前使高达为参知政事，并特意写了一封信给他说：“过去我大蒙古国出兵征战攻陷城池，洗劫一番之后离去，不曾置兵守卫，所以连年征战不息。要说用兵打仗，不过是夺得土地和百姓，如果有了土地而百姓四处逃散，那又有什么用呢？”信中接着又说：“现在南宋崩溃已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保住新的城镇，使百姓安居乐业，勤勉耕作，蒙古人还不大知晓，你深深懂得其中道理，这些事由你去安排吧！”忽必烈的诏令和信件表明，一旦在南宋王朝灭亡之后，他将要保持原来的经济面貌，并保证归降官民的既得利益，这对于加速南宋王朝的覆灭无疑带来了积极影响。
公元1276年正月，元军分三路进逼临安，南宋官员四处逃散，小小年纪的恭帝赵显奉表投降，忽必烈灭亡南宋王朝的计划终于实现了。但南宋朝廷的一些忠贞之士，诸如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人仍坚持抗元斗争。同时，各地人民也纷纷成立抗元义军。
忽必烈非常清楚，要改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形势，平定抗元武装力量，只有更为大胆的起用汉人。否则，必然会加剧民族之间的矛盾。于是他打破以往惯例授汉人将领张弘范以蒙古汉军元帅之职，同时赐宝剑一柄，鼓励道：“剑在如我在，蒙军中如有不从命者，以此剑处之。”张弘范流着热泪接过宝剑。结果元军水陆并进，不断蚕食各路抗元义军。文天祥被俘，张世杰、陆秀夫背着小皇帝逃往海上。公元1279年2月，再次失败的张世杰跳海自杀，陆秀夫则背着小皇帝纵身跳入偯山下的大海。
南宋王朝彻底灭亡了。从维护民族利益立场出发，在抗元斗争中，虽然有很多旧朝官吏归顺了元朝，但仍有一些绝不卖身求荣的爱国志士，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文天祥被俘后，张弘范以礼相待，多次劝他投降。文天祥写了一首《过零丁洋》表明心迹。忽必烈特意召见文天祥，对他说：“先生忠义之心，天下可鉴，如果您像侍奉前朝那样侍奉于我，朕就让您做中书宰相。”文天祥回答：“我为宋臣，宋亡，臣只有一死，除此以外，别无他求。”随后不久，文天祥被斩于大都柴市，此时此际，忽必烈在宫中踱来踱去，暗自说道：“忠义之士，天下人杰！”痛惜之情是难以言喻的。
集权中央创设行省制
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是琴弦上的主旋律。忽必烈在灭亡南宋和统一全国以后，面对前所未有的多民族泱泱大国，感到要行之有效地治理它实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忽必烈广泛征求大臣的意见，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行中书省管理体制，使全国各个行中书省围绕着大汗的政策政令有机地运转。他颁布：中书省自辖河北、山东、山西等三个地区，另外把全国其它地区逐渐定为1O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设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一员、后丞左丞各一员及参知政事一员。忽必烈还明令指出：行省统辖范围内，举凡地方诸般小事乃至关系国家税收的大事无所不管。为了防止行省官员职权过重，忽必烈有意识地让行省丞相一职经常空缺。他还再三强调，行省的大小官员皆由朝廷直接任命。这样既加大了地方官的权限，同时又加强了中央的高度集权。
同以往历代相比，元王朝的国土扩大了许多，对于四面八方的边陲地区，忽必烈也迅速建立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如在辽阳行省之下，专门设有机构，以管辖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两岸和骨嵬。后来元还在岭北行省下设盖兰州，为了进一步加强天山南北的治理，忽必烈在哈剌大州设北庭都护府，后来又设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立屯戍，行交铺、征赋税、设站赤。对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管理，忽必烈也改派官员前去代替原来少数民族的酋长，并利用内地的人力、物力去支援和指导当地的经济、改革旧俗，以提高文化素质和防灾救饥。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忽必烈曾经通过拉拢安抚政策，成功笼络各民族上层阶级，建立偌大的元王朝。但是由于蒙古统一四海，实际上是一个少数民族征服了其它民族，元朝统治者当然极力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在官制方面，忽必烈明确指出，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首席长官要由蒙古人担任，色目人担任的很少，汉人、南人只能担任副职，同时明文免去各路达鲁花赤中的汉人。汉人、南人只能担任路的部管和州府县的守令。而江南各地的总管、守令，朝廷又往往派遣汉人担任，南人更受排挤压制。
为了加强军事上的控制能力，忽必烈除发展原有的怯薛军以外，又相继改右、左、中、前、后等五卫亲军，并且要求江南归附官员三品以上的人，均遣一子到大都充当皇帝侍卫，表面上是重用，实际上是作为人质。随着国土的增辟，忽必烈将原南宋军队整编为新附军，以表示有别于原有的蒙古军、探马赤军及汉军。按规定：近卫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大都、上都及附近地区，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则驻在腹地和河南行省地区，汉军多驻在长江以南，新附军一般不驻长江以北。
忽必烈加强集权中央的做法，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显然是有利的，也表现出这位开国皇帝的政治抱负。但不能不看到，这些措施都是在民族压迫和民族分化情况下做出来的。
海运漕粮疏通大运河
随着国家的大一统，恢复和加强南北经济的交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忽必烈统治元朝的三十五年中，国内各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国际之间的商业贸易空前繁荣，泉州、抚州、广州、大都等都是当时海外贸易城市，其中，大都成为国际经济、文化中心，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当年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汗八里（即大都）这座城市实为世界罕见，其商业之兴旺，城市之布局，以及宫城之壮丽堪称奇观，有如天上神话，无与伦比。”
在广州、泉州、庆元（宁波）等地，元政府设立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当时与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14O多个，涉及东到日本、高丽，西抵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外国使臣也大量携带珠宝进献元臣，自然受到蒙古贵族们的欢迎。有一次，一个名叫马合谋沙的使臣携一枚奇世大珠进献给忽必烈，忽必烈及其宗室一见，果然是骇世奇宝，左右纷纷要求收下。忽必烈却指着殿外亲自种植的思俭草对儿女们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种植此草吗？”大家都不回答，忽必烈沉默片刻，接着说：“就是时刻警醒自己，牢记太祖以来先人建功立业的艰辛。居安思危，勿骄勿奢，才能治国有成。”说罢，婉言谢绝了那名使臣的贡奉。虽然忽必烈本人躬行位素，但这并不影响国内外贸易的进行。令人欣喜的是通过频繁的贸易往来，中国伟大的科学发明——罗盘针、火药、印刷术等先后辗转传入欧洲，同时国外的天文学、医学、尼泊尔精湛的建筑艺术、日本的染布印花艺术，也都在这时传入我国。
在国内经济建设方面，忽必烈的最大贡献是开展南北海运和重修南北大运河。自隋唐以前，南粮北调的漕运成为历代王朝十分重视的问题。伯颜攻下临安后，曾试图经古运河，把集中在扬州一带的漕粮北运，但由于运河年久失修、河道多处淤泥，于是他上表忽必烈，希望忽必烈暂时改由海运。忽必烈批准了伯颜的请求。海运远比陆运或水运简捷得多，此后海运漕粮逐年成上升趋势，到公元129O年，海漕运输的粮食已增至15O余万石。大规模的海运使元朝朝廷拥有上千艘海船和数以万计的船员，每年都有庞大的船队航行于东海、黄河和渤海海面，这是我国人民征服海洋的第一次壮举。
虽然海运解决了大都皇家和百姓口粮所需，但海运主要依靠风力，并经常受到海浪冲击，航行极不安全。忽必烈决定重新开道南北大运河，以为这样一来南粮北调可以河海两路并举；二来通过运河可派官员经水路南下巡视。于是他颁发告令，征集民夫3万，大修从东阿至通州水道，仅用半年时间，即告完成。忽必烈大喜，赐名会通河。会通河修好以后，从通州到大都还有5O里陆路，运输量极大，老百姓苦不堪言。忽必烈于是接受郭守敬提出的在通州和大都之间建一条河道的建议。结果动用军人、工匠2万人，费时一年，终于修成使用。当时忽必烈适从上都回来，看见河面上船只往来如梭，河水清澈见底，十分高兴，赐名为通惠河。至此，从大都到杭州，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又沟通起来。在大运河沿岸一批旧有的城市更趋繁荣，一些新的市镇应运而生。每届漕运之际，帆樯如林，百货会集，市肆栉比，果然是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
烽烟报警漠北平叛乱
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达、社会安定，这是大元王朝建立后的大好形势。但忽必烈面临着一切的权威总是受到来自蒙古贵族内部的挑战。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由草原转移到中原，忽必烈与北方诸王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北方诸王，对于忽必烈附合汉法改革旧制的做法十分不满，从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叛乱。
公元1269年，前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趁忽必烈忙于征服南宋之时，与察合台汗国篡位者八剌，钦察汗国忙哥帖木儿结盟，宣誓反对忽必烈。并自认为是蒙古大汗正统的继承者。
闻听后方诸王的混乱，忽必烈心中很是不安。他忍气吞声，多次请海都入朝，但海都置之不理。为了保障灭南宋战争继续进行，忽必烈只得亲自西巡，同时派皇子那木罕戍守可力麻里，以防海都南下。随后不久，又派右丞相安童前去协助那木罕，加强防御。公元1276年夏天，那木罕、安童正在伊犁河边围猎时，觊觎大汗位已久的诸王昔里吉（蒙哥之子）纠合脱黑帖木儿拘捕了那木罕、安童，东犯和林。
忽必烈得到那木罕被拘的消息，真是又惊又恨。这是因为那木罕是正妻察必所生的幼子，按照蒙古旧制，那木罕可能是忽必烈的继承人。如今据传闻，那木罕和安童被劫往钦察汗国，生死不明，这怎么不叫忽必烈心急如焚呢？忽必烈想追，那木罕与右丞相被掳，整个西北边关群龙无首，如果海都、昔里吉与其他心怀不满的诸王合军一处，共同南进，上都和大都就会危在旦夕。于是忽必烈当机立断，命令伯颜带精锐部队归大都，又命驻高丽的蒙古军即刻拔营渡江，听候调遣。时不等人，江南精锐部队按命令迅速北返，驻高丽的一部分部队也奉旨西归。也就在这个严重时刻，忽必烈又得到一个消息，应昌府的蒙古贵族只儿瓦事也起兵响应叛乱，并准备去攻打上都和林。忽必烈认为非同小可，一面传令两都同时戒严，一面委任伯颜为北征统帅，是日率师西征。
伯颜是一位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统帅。他的前锋别失里过吉在上都和林附近一举尽歼只儿瓦事这股叛军。不久，伯颜挥师东进直捣鄂尔浑河，与昔里吉叛军双方夹水而阵。经过几番较量，昔里吉叛军败北。伯颜乘胜追击，直到阿尔泰山。公元1279年，脱黑铁木儿叛军兵犯和林，也被伯颜的部将刘国杰击败。此后数年间，脱黑铁木儿叛军内部分裂，他本人在逃亡途中被杀，余部相继投归忽必烈。昔里吉与部属撤里蛮的争战中，也因一再败北只好归降忽必烈。海都在漠北虽还有强大势力，但迫于忽必烈的政治攻势，只好于公元1284年将手中控制下的元朝右丞相安童放回。与此同时，钦察汗国的迭蒙啉汗写信给忽必烈，表示愿意臣服元王朝的统治，并将拘禁多年的忽必烈的幼子那木罕护送回朝。
忽必烈对漠北蒙古诸王进行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战争，表面是窝阔台系与拖雷系和拖雷系内部抢夺大汗正统之争，而在实质上，却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的反映。忽必烈由于在名义上取得正统的合法地位，又有强大的物力和兵力作为后盾，因而取得决定性胜利。
投其所好阿合马擅权
创业是不容易的。从忽必烈在开城设藩置府开始算起，至灭亡南宋王朝为止的15年时间里，他真可谓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在设藩开府之初，他主要依靠汉人幕僚刘章忠等人管理财政。可是，在汉族官员李王亶叛乱以后，由于涉嫌的汉族官员颇多，甚至连身边的大臣王文统也是李王亶的同党，这不能不在他思想上产生极大震动。于是在平定李王亶叛乱之后，他不再任用汉族官员为财政大臣，而是起用了色目人阿合马。
阿合马是怎样一个人呢？据说他是随察必皇后出嫁的一名媵人（家奴）。由于他善于察言观色，聪明伶俐，很是得忽必烈欢心。这一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大汗的战事已接近尾声，忽必烈取得绝对优势，但由于巨大的军费开支，已经使得国库空空如也。而当时北方又发生了蝗、旱灾害，许多百姓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散。因此忽必烈当务之急就是要赈救灾民，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各种税收的管理。这样，平时在内宫里以善于管理经济开支和懂得生财之道的阿合马，便被忽必烈任命为中书丞兼诸路都转运使，掌握了财赋大权。为了取悦忽必烈，保证自己官运亨通，他决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办法，迅速增加国库收入。为此，他在出任诸路都转运使期间，阳奉阴违巧立名目，迎合忽必烈急需钱的心理要求，搜刮到大量财物，使征伐南宋的战争有了充足的物质供应。
然而，阿合马不择手段盘剥百姓的做法，却使蒙古贵族感到不安，尤为主张以仁政治天下的汉人儒臣所厌恶。他们认为，如果让阿合马之流继续骄横下去，那么已经推行的汉法将遭到彻底破坏，其结果必将陷入“国将不国”的危险境地。
大都暴动锤击奸臣头
光阴荏苒，岁月无情，曾随忽必烈置藩开府、北讨叛乱、击平南宋的文臣武将老的老、死的死。忽必烈本人到正式统一全国时也65岁了。忽必烈在悠悠岁月中，在汉人儒臣的帮助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如果再进一步推行汉法，那么蒙古族旧有的传统就有淹没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的危险，不仅国家统治基础将会动摇，而且北部诸王和反叛也更加猛烈，这是不能不慎重考虑的。为此，他对儒臣们关于“王道”、“仁政”的高谈阔论和修身养性的陈词滥调感到厌烦，而在追求实实在在的功利和效用。阿合马的钻营实干，以及他为充实国库的权变措施，再次受到忽必烈的赏识，称赞他是真正的相才。
随着阿合马的崛起和“理财派”的得势，朝廷中的“汉法派”越来越弱了，几乎无力与之抗衡。就在这时，“汉法派”一个新的靠山出现了，这人就是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
真金是察必皇后所生的第2个儿子。从9岁开始，忽必烈让他接受长期的儒家教育，多年以后，真金在思想上已全盘接受儒家文化，成长为一个蒙古血统、汉家风范的彬彬君子。于是，“汉法派”为了对抗阿合马，便竭力支持拥护汉法的真金为皇储，而关键是忽必烈是否同意。
公元1273年，忽必烈通过征求汉族官员和蒙古贵族的意见，终于立真金为皇太子。阿合马之流对此当然十分恼火，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公元1279年，忽必烈已65岁，幼时所患的腿疾旧病复发，行动很不方便。于是，汉人儒臣决定拥戴真金出来亲政，以便打击阿合马的气焰和权势。在汉法派的巧妙活动下，忽必烈终于同意真金可以临决国家庶务，然后向他报告。当然，朝政大权仍掌握在忽必烈手中。
忽必烈退居幕后以后，真金名义上掌握了朝廷庶务，但阿合马及其党徒仍控制着许多实权，因为经过阿合马2O年来的苦心经营，他的子侄和爪牙遍布天下。这些人依仗着阿合马的权势，陷害忠良，穷凶极恶，正气难申，百姓嗟怨。
公元1282年，忽必烈按照往常惯例离开大都去上都，皇太子真金也随同前往，由阿合马和中书平章事兼枢密副使张易等人留守大都，就在这时，罪孽深重、万民痛恨的阿合马被一个名叫王著的千户小官用铜锤击杀了。
原来，王著本是山东益都人，为人轻财重义，胆识过人。他在大都城里不过是个千户，但早有诛杀阿合马为民除害的打算。他听说忽必烈和真金太子去了上都，便秘密联络了高和尚等8O多人，要趁机暗杀阿合马。他找到一个外貌与太子真金相似的人，将他打扮成太子真金，假称要还京做佛事。3月17日那天，有人矫传太子真金的命令，要阿合马派出官员前去迎接。阿合马不敢怠慢，先吩咐右司郎中脱欢察儿带十几名士卒出城远迎，自己也换上衣服准备到东宫前迎接。王著见脱欢察儿一行人到来，不露声色地将他们全部杀死，然后趁着黑夜杀到东宫门前。这时，阿合马已经在那里迎候。于是“太子”队伍中传出呼喊阿合马前去迎拜的声音。阿合马赶紧走上前去，躲在一旁的王著抽出藏在袖中的铜锤，猛力向阿合马砸去，直到见他脑浆迸裂才住手。就在随从官员不知所措慌作一团的时候，宫中一批近卫赶到。领头官员看出其中有诈，高喊：“太子是假的，叛逆，叛逆！”顿时，乱箭齐发，起事者要王著赶快离开。王著却泰然不动，并高声喊道：“杀贼者是我。”掩护高和尚等逃跑。
忽必烈闻及京中有变，十分震怒，立即传令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火速前往镇压和调查，自己也带着太子急匆匆返回京城。3月22日，王著、高和尚和枢密副使张易都被处死。临刑前，王著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地高喊：“我王著为天下除害，今天虽然死了，但日后定有人记我事迹。”王著死时，年仅29岁。
阿合马被杀的消息传开以后，大都市民无不拍手称快，载歌载舞。据说，贫穷的人家情愿典当仅有的衣服，纷纷买酒庆贺，使城里的藏酒五日内卖尽。忽必烈奇怪地问孛罗，才详细得知阿合马的罪行，不由大怒说：“王著杀了阿合马，杀得太好了。”他传令掘墓剖棺，将阿合马戳尸后抛到通玄门外的野地里，并让狗吃他的肉。阿合马的党羽几百人被罢了官，有十几个子侄被处死，家产也全部没收。
父子异趣真金志难酬
忽必烈自从大都暴动以后，心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被自己称作奇才的阿合马，竟是万民咒骂的奸贼。
也就在这一年，与忽必烈濡沫相处了4O多年的察必皇后也死了，这对忽必烈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打击。他在缅怀哀恸之后，按照察必皇后临终前的托咐，将她的侄女南必晋升为皇后，让南必皇后协助太子真金处理朝廷的日常庶务。
真金是一个学识渊博、聪明能干的人，又正是4O岁左右年纪，可谓年富力强。当时出任右丞相的为翰林学士兼司徒的和礼霍孙，而左丞相则是蒙古国重臣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他俩都是尊从儒学赞成改革的人。在真金主持朝政以后，一方面继续查处阿合马的党羽，另一方面，又大批起用被阿合马排挤打击的汉人儒臣，这样朝廷里的许多部门，都有不少汉人儒臣。
真金对推行汉法的态度是积极的，当他听说原南宋工部侍郎倪坚是一位名儒时，特意派人把他请来京城，问古今成败得失。倪坚说：“夏商周三代，以仁得天下，以不仁失天下。至于汉、唐两朝及宋代，前者以外戚阉吏失天下，后者以奸党权臣失天下。”真金听罢，十分佩服倪坚的见识，并决定要向父亲忽必烈奏请开设科举，以便通过考试的途径擢拔更多有用的人才。
然而，真金的继续推行汉法的种种措施，在忽必烈看来是走得太远了和太过份了。忽必烈始终认为，推行汉法应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损害蒙古贵族的利益为前提的。如果说忽必烈在灭亡南宋以前，对推行汉法是比较积极的话，那么，在他统一全国以后，则转向消极和保守。他过去之所以一再提升阿合马，其中的一个意图就是要利用色目人去对抗汉人，让色目官员与汉人儒臣相对立和排挤，从而稳固自己作为蒙古贵族最高代表的地位。于是，在忽必烈和太子真金之间，思想感情上明显出现了裂痕，而表现在政治路线上，便成为保守和改革的对抗。忽必烈为了避免使元王朝走上全盘汉化的道路，就决定改组中书省和其它主要机构。
公元1284年11月，忽必烈下令改组中书省。他在朝廷上亲自主持了一次御前辩论会，辩论会的议题是如何整顿税收以增加国库的收入。结果，曾在阿合马专权时出任江西榷茶运使的卢世荣，以旁征博引和口说大话击败了和礼霍孙，大受忽必烈赏识。于是忽必烈罢免了和礼霍孙、耶律铸、张雄飞、温迪罕等“汉法派”人职务，以卢世荣为右丞，史桓为左丞，故实权旁落到卢世荣手中。这次朝廷改组，对皇太子真金说来真是有苦难言。由于和礼霍孙和张雄飞等人被免职，实际上是削去了左臂右膀，而卢世荣等人的所谓整顿税制，无非是以扰民害民办法去充实国库，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可是，朝廷大权仍然掌握在父皇忽必烈手中，真金纵然有天大的抱负，却也无可奈何！
转年3月间，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写了封秘密的奏章，说忽必烈年寿已高，请求禅位于皇太子，并要求南必皇后不应干预朝廷政事。皇太子真金得知以后，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连忙传令将这封奏章扣押下来，但却被阿合马的余党答即古阿散向忽必烈告了密。忽必烈听罢大怒，要求迅速查明此案。亏得一个名叫尚文的都事提出建议，从旧案中找出答即古阿散过去贪赃的罪行，并抢先控告他有贪污和诬告之罪，将他打入监狱。这样，忽必烈才不再提追查秘密奏章的真相。
但他一直在怀疑，这事的背后是否与太子真金有瓜葛，可又想不出任何证据。太子真金呢？也有自己难言的隐衷，怕在父亲的追问下越描越黑。这样，父子之间的关系更加日疏渐远了。一天，忽必烈对真金说：“我已经71岁，身体一向欠安，腿脚也不方便，你已经有治理天下的经验，我想将帝位让给你，你看呢？”真金听到父亲那缓慢又平静的声音，顿时觉得寒冷刺骨，不知将发生什么变故，赶紧跪地叩首说：“父皇功高盖世，孩儿怎配登此宝座，祝父皇万寿无疆！”说罢，马上告退出门而去。望着真金匆匆离去的背影，忽必烈不解地喃喃自语：“真金这是怎么了？真金这是怎么了？”
不久，太子真金果然惊吓成疾，一病不起。同年12月，真金先忽必烈而亡故，时年仅43岁。
八十寿终功业传千秋
忽必烈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并不以征服南宋王朝统一全国而满足，也不愿意看到漠北蒙古族诸王仍在反叛，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大的蒙古帝国。为此，忽必烈虽然已近古稀之年，仍然风尘仆仆地坐着象拉的舆车亲征蒙古诸王乃颜的叛乱，派兵去攻打高丽（朝鲜）、日本、安南、占城（今属越南）、缅甸和不畦（今属印度尼西亚）等国。尽管这些向外扩张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但他的雄心仍没有磨灭。
在治理国家的策略权谋方面，忽必烈的积极进取精神也是令人鼓舞的。可以说，忽必烈是蒙古族中最有文化教养的人，他对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特别是中国历史方面的知识是比较丰富的，如《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便是他最为喜爱的书。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汉高祖唐太宗、金世宗和宋太祖等开国君王，他总是以赞叹的心情去谈论他们的功绩。忽必烈曾向随从们表示，希望自己身边有一个像魏征那样的人，能经常诤谏朝政的得失，说只要是憨直忠言，虽然听起来不悦耳，但自己也会乐于接受。为此，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因民族心理差异难得有耿直的谏臣，却有不少人敢于直言而得到重视。这无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然而，忽必烈毕竟是出身蒙古贵族的封建帝王，所统治的又是人数众多、文化发达和民族意识相当浓厚的汉族。因此，从维护蒙古贵族的最高利益出发，他的统治策略不得不进行调整：一方面起用色目人以消减汉人儒臣的势力，让色目官员和汉族官员经常处于矛盾对抗的境地，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将汉族官员分为汉人和南人，让他们的势力相互牵制和抵消。忽必烈的这些做法，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选择。舍此，就无法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
在对待汉族百姓的问题上，忽必烈也不得不采用怀柔与镇压相结合的策略。在通常情况下，忽必烈强调官员要为政清廉，不能随便增加苛捐杂税，让百姓们得以安居乐业。特别是在一统全国以后，各地人民起而反抗的武装斗争时有发生，给元王朝的统治带来严重威胁。为了消弭百姓的愤懑情绪，忽必烈实行了比较宽仁的政策。如在公元1279年，有官员向忽必烈建议征用百姓的牛车运送军粮时，忽必烈责备他们说：“百姓的疾苦，你们不闻不问，只知道役使他们。要是将百姓的车和牛都征走，他们用什么去耕田种地呢？必须严加禁止。”公元129O年（至元27年），江阴（今属江苏）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洪水两个月还未退尽，流民高达45万人。他得知消息以后，坐卧不安，马上派人找来尚书省的官僚商量赈济办法。臣僚们说：“地方官员的报告还未送到朝廷，不如先派使臣去调查。”忽必烈听罢，恼怒地说：“人命关天的这件大事，非同儿戏，岂能拖延时日，应该立即传令行省衙署发放救济。”身为蒙古贵族的忽必烈，能做到这步田地确实是不容易的。
忽必烈毕竟老迈年高了，他不能不考虑皇位的继承人问题。皇太子真金已死，其他几个儿子由于各种原因都不合忽必烈的心意。这样，忽必烈的视线移到皇孙们身上。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他发现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是皇孙中的佼佼者，便有意识地培养他。铁穆耳已经2O多岁，平时颇习文武，也有胆识，在皇孙中威望较高。但是铁穆耳有个不好的嗜好，经常聚众豪饮。忽必烈为了改变他的坏毛病，不时严加管束，又曾经三次用鞭子抽打他，要他改过自新。另外忽必烈专门派遣侍臣去监督铁穆耳的生活行为，使他终于改掉了好喝酒的习惯。可以看出，忽必烈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和培养，是非常慎重从不姑息溺爱的。公元1294年正月，刚确立铁穆耳为皇位继承人的忽必烈，终于阖然长逝，享年八十岁，谥称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
忽必烈是以其文治武功在中国大地确立其至高无上地位的。对于忽必烈其人其事，既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去分析，又要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现状去考虑评估。在《元史》中，史学家对忽必烈的评价是：“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当时的史学家从大汉族主义出发，对忽必烈实行汉法说成是“以夏变夷”，实际上是不了解行汉法的必然性、进步性以及它的局限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行汉法是无法在广袤的国土上建立元王朝的，也难以巩固元王朝的统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包括忽必烈在内是无法改变的。然而，当时的历史家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忽必烈有强烈一统天下的政治抱负，初步突破了民族界限，敢于擢拔汉人和起用南人，对保守的蒙古贵族和色目人弃而不用，从而建立起比汉王朝、唐王朝的疆域还要广阔的国家。因此，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全过程来说，从忽必烈的治国方略和管理才能上看，他不愧是一位积极进取的政治家，一位奋发有为的封建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