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个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
1938年1月10日，父亲来到山城重庆。
经张友鸾叔的介绍，父亲认识了父执陈铭德、邓悸惺伉俪，且是一见如故。他们正拟原在南京的《新民报》在谕复刊，陈铭德、邓悸惺两先生热忱敦请父亲加入。其实早在30年代初，父亲就曾为《新民报》写过《旧时京华》和《屠沽列传》两部小说，所以可以说和陈、邓二氏早已是文字之交了，因而很愉快地同意了他们的邀请。不久，张慧剑叔也参加进来，这就是被文坛报苑传为佳话的《新民报》“三张”大会师。“三张”虽相识于承平之时，但他们深厚的友谊，却是锻铸在国难之中，正是在那日月如晦，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抱着必胜的信心，共同战斗，而成为生死之交的。提起“新民报三张”是见之于许多诗文的。我曾于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报纸上，见过一位署名铮洵写的《前尘回首忆“三张”》一文。文曰：“二十余年间，报坛艺苑，论文笔雅畅，撰辑精娴者，莫不推三张为巨擘。不侫曩客三都（北平、南京、重庆），滥竽报界，于此三子，夙接欢笑。”
著名报人刘郎先生（唐大郎）也写了一组咏“三张”的诗，并写了注，刊于1978年的香港《大公报》，诗云：
多年病废命摇摇，出手名书声价高。
重向春明寻旧梦，弦声一路过天桥。
——张恨水
注云：“听说，上海一家出版社，正在为已故小说家张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缘》重新校勘，重新标点，看来将重新出版。果尔，则樊家树。沈风喜之名，又将流传于今日青年人之口矣。”
白门柳色尚依依，乱世才轻命亦微。
老死情缘无半缕，一生慧剑竟空挥。
——张慧剑
注云：“1972年我在奉贤时，从南京传来慧剑噩耗，作为老友，我是非常悲恸的。那时正是‘四害’横行，他在南京经常遭到批斗。一天，他觉得胸闷难熬，由他的侄子陪往医院，不料中途病作，竟气绝于三轮车上。慧剑与我同庚，死时只六十有四。他终身不娶，也从未听他谈过恋爱，是朋友中的一个异人。”
三楼直上急匆匆，推门进来见老翁。
为道闲居无个事，任他南北赶西东。
——张友鸾
注云：“去年秋天，友鸾从北京来上海。一天，突然摸到吾家三层楼上。十多年不见，须发如银，齿牙零落，问其年，诳称八十四，其实只七十五。他已退休，来沪小住，即去杭州，再往合肥，因那里都有他儿女的住家。后来听说他今年才返北京，而且又在为出版社写点什么了。此人面容衰老，但精神奇健，每食必饮，饮必‘硬货’，我请他吃饭，饷以啤酒三瓶，他甚不乐意。”
上面三位姓张的都是《新民报》旧人，各有一枝健笔，故当时人称“新民报三张”。
说来也巧，“三张”都是被新闻界谑称为“徽骆驼”的安徽人。友鸾叔在新闻界以“多面手”著称，足智多谋，绰号智多星：慧剑叔被誉为“副刊圣手”，他在南京主编《朝报》副刊时，曾以《水浒》三十六罡为南京新闻界做点将录：点父亲为“及时雨宋江”，注文已忘，大意是称父亲有大哥风范，乃群雄之首；点友鸾叔为“智多星吴用”：还自点为“花和尚鲁智深”。当时程沧波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被点为“大刀关胜”，注曰：“架子不错。”大头诗人许君武，被点为“青面兽杨志”，注曰：“空学得一身武艺，没有识家，只落得天寿桥头，卖刀糊口。”许氏认为点评恰当，自居不疑。张友鹤叔是友鸾胞弟，是《南京晚报》社长，虽是小报，名气也不大，但尚能撑持下去，被点为“扑天雕李应”，注文是：“小虽小，俺也是一庄之主。”所点既符合人望，所注又貼切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故传诵一时。
关于“三张”奇闻轶事甚多，但有一事却让我深感内疚和自责。1945年，抗日胜利在望，“三张”分手在即，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和不同的城市，于是他们在重庆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父亲还在照片上亲笔用半行半楷写下了“新民报三张”五个字，这张照片也一直压在他的写字台的玻璃下，顺带说一句，凡是父亲压在玻璃板下的照片，都是他认为一生中重要足迹的印证。本来这张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静静地向人们述说着一段历史和一段患难与共的友谊，没招谁也没惹谁。殊不知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一片打倒声中来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日子里，这张照片自然是“反动学术权威臭味相投”的“罪证”，而且听说友鸾叔、慧剑叔都被“揪”出来了，全是在“生死未卜”的行列中，万一红卫兵小将高兴起来，兴之所至地到我家小院来造一下反玩玩，看到这张照片，那还了得！我在那“黄雀在后”，不知大难何时临头的惶恐与焦虑中，为了保护父亲，我做了一件终生痛悔的错事，我用剪刀把“三张”照片中的友鸾叔、慧剑叔剪去，再把照片藏起来。粉碎“四人帮”后，我以为这张珍贵的“三张”照片将永不再见，岂不知我在友鸾叔女公子张钰姐处，得知她尚有世上仅存的一张“新民报三张”相片，说什么喜出望外，简直是欢喜欲狂，我马上把这如获至宝的照片复印数张，并拿去发表。现在读者在报刊见到的“新民报三张”照片，就是这样有戏剧性地与读者见面的。
“三张”在《新民报》都是主笔，父亲主编文艺副刊，后来又兼任了重庆版的经理。当时重庆《新民报》有两个副刊，一个由谢冰莹先生主编，一个就是由父亲主编的《最后关头》，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发刊词《这一关》中说得明白：
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个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
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由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有一下。那暗示着绝对的只有成功，不许失敗。事情不许失敗了，那还有什么考虑，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含在内。
这呐喊声里，那意味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憤慨的。绝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南京报人的。
这呐喊声气壮山河，它不仅鼓励民心士气，也是对达官贵人的当头棒喝，是父亲的心声，也是狮子吼，能发聋振聩！父亲开宗明义的为这个副刊规定了内容是：一、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他还规定每篇文章的字数不得超过1000字。为了强调这个副刊的宗旨，他又在发刊不久的1月下旬刊登《白事》：“蒙在渝文彦，日以诗章见賜，无任感谢。惟《最后关头》稿件，顾名思义，殊不能纳闲适之作，诸维高明察之。”3月下旬又再一次《告白》读者：“本栏名为《最后关头》，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均乞原谅。”
从《发刊词》及这两次告白读者，可以看到父亲那满腔爱国热情与忠忱，不得不被他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父亲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8年来，他一直以一个国民“士卒”的身份在祖国“最后关头”的时刻守关把寨，呐喊冲锋。他也经常以“关卒”的笔名，在《最后关头》以文作箭，弯弓射日。他不仅以诗、以文、以小说作为武器，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而且还用漫画来讽刺揭露汉奸的丑态。我现在还存有一幅父亲所绘嘲弄汉奸头子汤尔和的漫画照片。可以这样说，为了抗日，为了鼓舞士气，他竭尽一切，调动了他所有的能力，这种爱国热忱，实在可敬！可佩！父亲入川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疯狂》就是连载在《最后关头》上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下笔出言与初衷有很大出入，但他并不气馁，不管是遭到“腰折”和“封杀”，也不管别人的误解和嘲弄，他丝毫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抗日信念与热情！
父亲主编《最后关头》，从1938年1月15日始至1941年10月9日被迫停刊止。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除小说外，他的诗文创作无一日间断，天天都能读到他写的小品、散文、杂文或是诗词。据我不完全的估计，除小说外，至少有上千篇（首），近百万言，这些诗文，嬉笑怒骂，辛辣冷峻，既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又让人掩卷深思。
父亲入川、上海自沦为孤岛后，父亲就没有一字寄往上海，但奇怪的是，上海各报刊上仍不断有所谓“张恨水小说”发表。他于是在1938年3月31日的《最后关头》上刊登了一则《张恨水启事》：
自上海沦为孤岛后，该处出版界情形甚为复杂，鄙人从未有片纸只字寄往。今据友人告知，上海刊物最近仍有将拙作发表者，殊深诧异。查其来源，不外二途，一则将他人著作擅署贱名，一则将旧日拙作删改翻版。鄙人现远客重庆，绵力无法干涉，只得听之。唯人爱惜羽毛谁不如我，事实在所必明是非，不可不辨，特此声明，敬请社会垂察是幸。
细心读者，一定知道，父亲从来不参与“笔仗”，对他的著作，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他都缄默不语，尤其是批评他的，善意的批评也好，恶意的歪曲也好，他从不作答。他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字之交，正需要切磋，国需浄臣，人需浄友，批评的对，你改过就是，不用解释，恶意的中伤，更不用回答，所以有关他的文字批评，他是从不打“笔仗”的，他说当事人参与其中，是徒乱是非。但是对于冒用他的名字写的伪书，他是从不敢“掠美”的，后来得知，敌伪在沦陷区一直盗用父亲的名字，在许多城市的报刊上发表小说。父亲怒不可遏，多次在汉口、香港、桂林等地发表声明。
在父亲苦心的经营下，《最后关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欢迎，尤其是发表了连载小说《八十一梦》以后，可说是风靡大后方，《八十一梦》更是成了当时最轰动、最畅销的小说，父亲的小说也就成了《新民报》的王牌！
不仅父亲的连载小说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父亲在《最后关头》发表的散文、小品、随笔、杂文也同样受到了读者的热爱，这些文章都是宣传抗战，针砭时弊的。为了更好地激励民气，父亲曾在《最后关头》征求战区消息，他在启事中说：
本刊为免除稿件腐滥起见，曾征求战区通讯。近来陆续发表数篇，颇得读者欢迎。盖此项文字，全属事实，足补新闻之未及。而战区流亡在后方之人士读之，思乡东向之心，油然而生，亦复可资鼓励。现由前方来渝者，各战区人士均有，家乡消息，当不致完全断绝。兹征求读者将所得家乡信件，删去私人事项，交本刊公开发表。其有必须修润之处，编者可代为之，文字但求逼真，毋须多事修润。（一经发表，当较平常叙述、批评文字倍酬，以答雅意。其有新自前方来者，将所见闻分别记载见賜尤所欢迎！）
父亲的老友，重庆《新民报》同事陈理源叔叔，在帮助我们搜集当年在《新民报》的文稿时，于此“启事”亲缀按语。“这个征稿启事，为《最后关头》副刊主编人的恨水所写。启事登出后，效果甚好，使这个副刊收到所需稿件甚多，增色不少。”
有很多读者喜欢父亲的“关头语录”，寥寥几十字，却是寄托遥深，短小精悍，一针见血，我也非常喜欢父亲的这种小文章，大手笔的文风。其实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父亲就以《寸铁》为名的“小专栏”，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警句。我现在摘录几条《关头语录》，以飨读者：
穿着中山服，夹着大皮包，胸襟桂上一块徽章。这样的姿态，于北伐时出现于武汉市上，表示一种朝气，现在你若看到，作一种什么感谢呢？问问读者。
公务员聚拢在什么地方，就繁荣着什么地方。换一句话说，也就毁灭了那地方。
做官，也是一种工作，并不是可鄙视的事情。但在中国，由今日一直向上数，做官绝不是工作。有之，则办事员与录事耳。
官，一方面受着人们的尊敬与钦慕，一方面又受着人们的鄙视与咒骂。
将太太放在香港，老太爷、老太太放在家乡（包括沦陷区），爱人放在北碚，本人在重庆鬼混，这必是汽车阶级。
评价委员会，必须官办，官办之后，必有官样，所以物价比不评价时还要贵。连我在内，鼓吹组织评价委员会的人，害了市民与难民。
“关头语录”犀利辛辣，父亲的杂文更是“当头棒喝”。所谓“祸从口出”，打中了当权者的痛处，他自然不高兴，你能“笔没遮拦”，他就能“封条上门”，因而《最后关头》被迫于1939年5月3日停刊，经过多方周旋，才于同年8月13日复刊。父亲于复刊之日写了《久违了》一文，委婉而巧妙地向读者托出了停刊的底细及他无可奈何的强烈愤怒：
日子是这样的容易过去，本刊与读者不相见，已经有一百天了。这一百天，不可小看了它，积十八个一百天，便是一个五年计划。对这一百天的消逝，我们是守财奴一般的看法，颇为舍不得。
一百天之间，我们不知道读者的感想如何？若就我们自己而论，仿佛像那些禄蠹，三日无官则遑遑如也。许多日子不扯几句淡，真整得难受，在这里也看出新闻记者是一条劳碌命。不像古来言责之官，如御史太史等等，十年不开口动笔，依然吃饭睡觉，其肥如猪。
今年不闹抗战八股，抄两句诗来结束这段闲文。“带一分憨（叶平）情更好，不多时别兴尤浓。”与诸公共勉之。
父亲说的闲文，看似滑稽突梯，其实是痛苦欲泣，这种反面敷粉的手法，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每一个读者。他苦心撑持的《最后关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走过了一年，因而他在《关头一年》中说：“光阴真快，《最后关头》这小副刊，产生一年了。回顾当日第一次上场白，声明我们当兴奋呐喊，不要无病呻吟，直到今日，总算遵守着这几句话，没有忘了。”文章的最后，他暗示读者：“谈到穷苦大众的文字，也有。只是戏法人人会变，各人巧妙不同”，正是“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其实，又恶知仲尼难言之隐耶？”
父亲在《后关头》上发表的诗词，极受广大读者喜爱，直到现在，还会遇到一些诗词爱好者拿这些诗词见问。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读史十绝》，可算是一字一血，沉痛之极。由于许多诗词爱好者对《读史十绝》情有独钟，故抄录如下，以飨同好：
剑客哀铃夜雨风，三郎梦醒恨无穷。
误人便是杨丞相，应悔嘉名锯国忠。
楚人舍得楚人弓，幸未燃箕一剧终。
莫为皇孙千古恨，巴山犹有建文峰。
（峰在重庆南溫泉东北角）
浪续金貂又一群，大金台畔笑纷纷。
不知珠履三千客，几个吹竽食使君？
无复萧萧易水歌，顿传海上失荆轲。
哄堂博得秦庭笑，不料图穷是议和。
六朝何事不沧桑，巷口桃花惨夕阳。
肠断中原烽火遍，人间犹有半闲堂。
苻秦一击几生还，功在儿曹事等闲。
北望两京终未复，风流误煞谢东山。
江南国运付笙歌，榻畔能安日几何？
却笑仓性辞庙客，只知挥泪对宫娥。
寇入居庸困凤池，景阳钟吼有谁知？
群臣误我今方悟，泣向煤山事已迟！
汴京宫殿壮威仪，劫火熊熊九鼎移。
南渡君臣终不悟，临安犹有党人碑。
三镇空称托命臣，江河无复阻胡尘。
可怜绝代候公子，只作桃花扇里人。
有人说由于父亲有历史癖，毕生穷经读史，所以长于借古讽今，用典是信手拈来，妥帖巧妙，如若天成，正是学富五车，才能寄托遥深，厚重沉痛。话虽不假，其实父亲更喜欢抒发感情的性灵之作，他的许多抒情诗词，都是被人“佳句蒙碧罗”，诵而再三的。不但此也，他的打油诗、竹枝词更是俚句入诗，妙趣横生，令人掩口葫芦。
当时重庆政府曾提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然而达官贵人及夫人之流，仍然是“口号由他，好车我自坐之”，父亲写诗讽刺：
偶见
满天细雨湿尘埃，警报无声店铺开；
车子飞驰三十里，夫人烫发入城来。
所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而不胫而走，直到前几年，我仍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看见有人撰文谈论这首诗。父亲用诗句吟诵社会相，众生相也是入木三分，令人唏嘘太息：
邻家杂诗（六首）
老吏西来发半稀，艰难蜀道欲忘归。
设摊白日西风里，又向街头卖旧衣。
屋草垂垂怯朔风，斋窗病卧一哀翁。
弥留客里无多语，埋我青山墓向东。
蜀语珠圆可入林，妇孺半是改乡音。
灯前一语巴山雨，直欲家园梦里寻。
细雨柴扉久不开，荒村犬吠梦初回。
一星灯火疏林下，有客城中负米来。
黄昏人语隔村喧，野祭数家效故园。
一帛纸钱一壶酒，白杨树下作中元。
家书来报是丰年，升米依然值串钱。
博得老妪望明月，羡他犹向故乡圆。
好个“羡他犹向故乡圆”，父亲通过乡居所见，把流离失所的难民，对故土的思念，作了绘声绘色的描摹，月仍能照故园，而人却只有梦中寻，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让人心酸，又令人不忍卒读。
《最后关头》虽然受到了广大读者赞许和欢迎，但它却是艰难坎坷地走了3年，真个是行一步一步难，举步维艰！终于《最后关头》守不住了，这并非来自外敌，而是来自内部的“新闻检查”。在“奉命弃守”之后，父亲并没有屈服，明说不行，我就暗说，正面揭露不可，则采取旁敲侧击，他坚持认为“那些间接有助于胜利的问题，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我们都应当说出来。”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父亲在1941年10月9日《最后关头》弃守之后，立即办了一个类似聊天的专栏，《上下古今谈》。这一谈，又轰动了重庆，成为家喻户晓，街谈巷议的话题。《上下古今谈》于同年12月1日与读者见面，即日刊出《〈上下古今谈〉开场白》一文，以后每日一篇杂文，大约持续三年半之久，累计发表杂文1000多篇，百万字以上，父亲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上下古今，纵横捭阖，以古喻今，巧妙地讽喻了当局的腐敗和社会的黑暗。父亲的杂文与众不同的是短小精悍，读起来如对故友促膝密谈，既亲切，又趣味盎然。文章多因事而发，读者自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而当事人明知所指，又不能对号入座，徒唤奈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