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新编，小说翻写，力鼓抗战士气；梦有所托，幻有所真，直指腐败现实。
在父亲众多的抗战小说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水浒新传》和《八十一梦》两部。在这里我愿把这两部的写作背景和创作动机，作一个说明。
父亲到了四川后，就很少为外省市写稿了。尽管他和上海《新闻报》有着深厚的友谊，但也因交通的阻隔，时局的变化，联系中断了1年多。原来战前，父亲在南京的时候，为《新闻报》写了长篇小说《夜深沉》，连载到一半，战事迫近南京，父亲逃难到重庆，这部小说也就停顿了。后来《新闻报》通过香港转来信函，要求父亲把己连载过一半的《夜深沉》续写完，并说上海虽已成了孤岛，但该报受到租界的庇护，未被日本人攫取，因而父亲就把《夜深沉》续完。《夜深沉》这部小说写完后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四川出了单行本，不久又被改编成电影，由周璇、韩非、吕玉堃联袂主演，影片也受到热烈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韩非，在这部片中是初登银幕，颇有纪念意义。续完了《夜深沉》后，父亲感到很难直言，就不愿继续供稿了，但是该报编辑再三函请，表示可以用暗示的方法来写抗战。父亲一想，这也是个向上海及华东地区宣传抗日的机会，就又写了《秦淮世家》，虽然仍旧受到读者欢迎，但他仍然感到用笔过于隐晦，不能畅所欲言。
经过一番苦思，他打算写一部历史小说，充分描写中国男儿在反侵略战争中奋勇抗战的英雄形象，这样对上海读者会是抗日的鼓舞，又可以避开敌伪的麻烦。考量的结果，觉得北宋末年的情形，最合乎选用。本来想选用岳飞、韩世忠两人作为主角，作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手边缺少参考书，而又以《说岳》一书在前，容易重复不好动笔，因而迟迟未作。父亲就又翻阅《宋史》，无意中读到《张叔夜传》，突然灵机一动，觉得大可利用此人做线索，牵出梁山一百零八人参与勤王抗金，描写宋江及梁山群雄抗战，既可引起读者的兴趣，又是现成的故事，不怕敌伪向报馆找茬儿。这样，经过认真的构思，《水浒新传》于1940年初夏正式问世了。
我们知道，父亲对历史向来有着浓厚的兴趣，《宋史》是苦读过的，《水浒》就读过几十遍了，可说是烂熟于胸，倒背如流，但是为了写好《水浒新传》，他除了依据《水浒》原书，又将《宣和遗事》、《朱史》、《金史》、《靖康实录》等书作为参考。小说中的人物衣冠，屋宇陈设，都依据上述各书，绝不闭门造车地杜撰。书中的地形、地势、地名都按照宋时名称。但《水浒》原书有误，又无法补救，只好含混地依承原传。至于官职、年月也都引经据典，按照史实，可说是无一处无来历。至于语言对话，为了保持《水浒》原貌，他尽可能模仿原书口吻，无可模仿处，则参酌宋人小说及宋懦语录，以增读者兴趣，父亲为了“保存《水浒》气氛，不得不如此耳。”
读者都知道，父亲写小说，一向以细腻入微闻名，但《水浒》如柳宗元之文风，妙在简练，因而父亲一改自己的笔法，在行文落笔处尽量采用原书手法。早在1932年父亲就写过一部《水浒别传》，虽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响，但却为创作《水浒新传》打下了写作基础，这也是意料之外的收获了。正因为有了一定的经验，父亲并不是一味地照搬硬套原书，他在学习《水浒》的简练笔法时，又加以风景描写和“小动作”，以增强描述的气势和情趣。他还有两个较大的改动，一是从来章回小说都是以斗将为决定两军的胜败，父亲改为两军对阵间多叙述武将的韬略，而不以单骑决战做胜败的关键。二是删掉了原传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等神话，变为纯历史军事小说。在那时，写历史小说，能像父亲那样，引经据典、广征博引、严肃对待的，可说是绝无仅有，凤毛麟角了。
《水浒新传》这一炮，果然打响了！在上海连载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有许多读者竟为了书中极小的问题写航空信到重庆来和父亲讨论。这说明他的抗日宣传有了明显的效果和反响，上海读者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直到1941年底，上海全境沦于敌手，父亲才停止邮寄稿件，《水浒新传》也停笔不写了。可是他的朋友有很多人喜欢这部小说，他们都怂恿他把《水浒新传》写完。虽然父亲认为朋友们不过是阿私所好，但是此书已经写了五分之三，弃之可惜，但又因为忙，总也抽不出时间，正在踌躇不定之时，到了1942年夏季，他忽然接到朋友来信，说是上海小报已请人接了他的稿子继续写，而且居然用原名公然登载。虽然父亲不认为“自己的文章好”，有道是“敝帚自珍”，在敌伪的控制下的文字，是不能强调梁山好汉的民族抗敌精神的，可能会有很大的歪曲。父亲在一气之下，就于是年冬季从四十七回接着往下写。《水浒新传》于1943年由重庆建中出版社发行单行本，此书一出便风行整个大西南，受到了各个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有意思的是，《水浒新传》竟然得到了两位国学大师的赞许，并且各自赋了一首七律，作为读后感。一是章士钊先生，一是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恰好读完《水浒新传》，十分感动，并有感而赋：
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
感赋
谁缔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章士钊先生当时在重庆，读后亦赋诗，大为赞赏。1961年，事隔十几年后，父亲在中央文史馆与章先生相遇，章先生再度谈起他读《水浒新传》赋诗的情况，言下大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胜唏嘘！数日后，章先生以耄耋高龄，亲笔在宣纸上用行书写了原诗并题以跋语，送给父亲。父亲从文史馆回来，让我看了这首诗，并说：“章先生的字，写得真好！”事隔多年，跋与诗已不记得，记得这条幅题为《读水浒新传有感》，一直由我保存，但是在“文革”中，如果被“红卫兵”小将发现，那还了得！为了保护父亲，是我亲手焚烧了它，我在写这段往事时，感到心痛，感到内疚，感到对不起章先生的友情！
《八十一梦》是父亲在抗战期间，影响最大，最受欢迎，也是最畅销的作品。张友鸾叔把此书和《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说成是“张恨水四大代表作”，父亲自己对此书，从构思、立意及社会反响，都较为满意，认为是“痛快之作”。可见《八十一梦》在父亲的小说作品中，是多么重要了，因而很多读者都对它的写作背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尽我所知，向读者作个介绍。
日军入侵，本是国难当头，可是一些政要和巨商，在这大敌当前民族存亡的时刻，却是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一面是官僚、奸商的纸醉金迷，酒肉征食，一面是抗日健儿的浴血奋战，当时重庆《新民报》曾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为新闻标题，由于它的形象生动，一针见血，曾经风传一时。这些黑暗的现象，使父亲痛心疾首，他认为“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谋求生存的问题，但是民众没有起码的生活，就难以争取永久的生存。”所以他就由写抗日游击战的作品，改为写民众的生活问题，如《牛马走》（后易名为《魍魉世界》）、《第二条路》（后易名为《傲霜花》）、《丹凤街》、《偶像》等。可是写这类作品，又有了新问题，因为大权在握的“新闻检查”，可以不让你登，如果你触到了他们的痛处，他就把这一段删去，报纸上左一块空白，右一块空白，人们嘲讽地称之为“开天窗”，为了使自己写的东西不会“开天窗”，父亲确是煞费苦心，经过冥思苦想，他使出了“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写了《八十一梦》。因为是“说梦”，就可以放开手，笔酣墨畅，纵情挥洒，把那些间接有助于胜利的问题，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都说出来，抖落在光天化日之下，痛加鞭笞，毫不留情。
《八十一梦》写于1939年，同年12月1日起连载于重庆《新民报》，1942年初发行单行本。此书自连载之日，就像向江河里投出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巨大的浪涛，而且是层层推动，社会反响的强烈，可说是罕见的。父亲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知道《八十一梦》会遇到各种掣肘和刁难，所以他在开首《楔子 鼠齿下的剩余》就预先告诉读者：“总是为了自己不爱惜自己心血的原故，让小孩子淋了些残汤剩汁在上面，在梦本之上，多添了一点油腥气。这就刺激了老鼠的特殊嗅觉器官，误认这一本空虚无所可求的梦稿，也可以是咀嚼的东西，到了晚上，直钻进我的故纸堆中把它的牙与爪，切切实实将这本子磨勘一顿。”还说“耗子大王，虽有始皇之威；而我也就是伏生之未死，还能拿出《尚书》于余烬呢。”父亲的预见，果然不幸言中，《八十一梦》惹来不少麻烦，险些梦断重庆。其中的《我是孙悟空》、《天堂之游》、《号外号外》、《在钟馗帐下》等篇都受到读者强烈的共鸣。例如《天堂之游》一篇中，写了一个豪门，有一条路通到半空，路尽处的门是一个大金钱，上写“孔道通天”；再如龙女打警察耳光等等，所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明眼人一看就知指谁。父亲采用这种看似荒诞，其实却是现实写照的手法，把那些权要的嘴脸，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真是燃犀烛照，让他们原形毕露，无处躲藏，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是不少读者也知道《八十一梦》揭了不少权要的底，捅了马蜂窝，是个“娄子”，都替父亲捏了一把汗。陈独秀先生当时住在江津，他是安徽怀宁人，和我家是邻县，可说是小同乡，所以和父亲常有往来，他看了《八十一梦》后，担心地说：张恨水骂别人不要紧，骂了三尊菩萨，恐怕要惹麻烦！这些担心，果然应验。
不久，父亲的信件受到检查，行动也受到监视。据说陈果夫为了父亲曾经给《渐华日报》写稿，怒斥当时宣传部的负责人说：张恨水这样有影响的作家，怎么也被《新华日报》拉去了！为了《八十一梦》某要人也是安徽人，专门把父亲接到一个华美精舍，先是酒肉招待，叙叙同乡之谊，最后竟问父亲：“是不是有意到贵州息烽去休息几年？”息烽，是当时秘密监狱所在地，在这种情况下，《八十一梦》被迫结束了。父亲心有不甘，在《尾声》中，他暗示读者，“本是八十一梦，写的也是八十一梦，不幸被耗子咬残了，不能全部拿出来”。关于《八十一梦》还有一事也需要说明，1954年，《八十一梦》要再版，这是父亲旧作在建国后的第一次再版，出版社要父亲写点“认识”之类的文字。但是父亲大病缠绵有3年，对于新的理论有些生疏，不知如何去谈“自己的认识”，就请友鸾叔代笔，友鸾叔义不容辞地代父亲写了“序”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1954年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八十一梦》张恨水“自序”，这件由别人代笔父亲署名，并由父亲首肯的事，在他一生中可说是绝无仅有，只此一例。我在这里郑重写出，一为文学史界作一说明，二为纪念父亲和友鸾叔的深厚友谊。
父亲除了《水浒新传》、《八十一梦》两书外，在他的众多作品中，还有一部精心构制，长达80多万言的小说：《牛马走》（后易名《魍魉世界》），这也是被读者及文学界公认的是他此一时期抗战文学中的力作。“牛马走”语出《汉书·司马迁传》：“太史公牛马走。”注云：“走犹仆也。”父亲借用这句话作为书名，一语双关，巧妙而形象地点明了当时重庆普通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部小说以一个刚正不阿、饱读诗书的穷知识分子区庄正一家，和一个投机取巧、挂着心理学博士幌子而实际上做掮客的西门德夫妇为正副两条线，交织描述，牵引出了抗战时期，活跃在重庆商界的各色人物，把官即是商，官商勾结，沆瀣一气的社会现实描述得淋漓尽致。深刻而鲜明地展示了那些走滇缅贩私货、投机倒把，操纵市场，寡廉鲜耻者，大发国难财；而刚正不阿者，则求一饱而不能，教员转业，医生改行做小贩，在金钱的面前，有的被腐蚀得心灵恶浊，有的出卖肉体，有的则安贫若素，任它物欲横流，却能淡泊自甘，书中的语言，极富地方特色，犀利泼辣，幽默冷峻，散发着浓浓的川东气息，是一幅雾都重庆的众生图。
1955年，香港《大公报》连载这部小说时，认为《牛马走》不够通俗，请父亲改个书名，父亲拟了两个，一个为《一叶知秋》，一为《魍魉世界》，《大公报》选了后者，因而此书就以《魍魉世界》闻名于世。195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也用《魍魉世界》书名出了单行本，但他们不经父亲同意，擅自删去了三分之一的字数，父亲拿到书后，十分不满意，但木己成舟，奈何，奈何！
事隔数十年后，我和大舍妹明明，经过多方搜集，经香港和北京两地，终于得到了《牛马走》全文，将来有机会付梓，让读者得窥全豹，则是再与读者结一层文字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