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是自己的著述中私心里比较偏爱的一本。这并不仅仅由于其写作的时间长，谈了百年中国诗歌这样一个大的话题，有比较统一的构思；更因为通过这个话题，表达了自己对20世纪中国诗歌变革历程的基本观察，尝试了一种文学史的研究角度和叙述方法，同时也比较全面地调动了自己的积累。
这种积累主要来自多年来对于诗歌及理论批评文本的阅读和思考。不过，耳濡目染，这种积累并不只是一本书到一本书的旅行，心得也不全从有字的文本而来。虽然二十几年来一直生活在大学院墙之内，但诗歌与自己的关系或许在小学时代就已开始。
那是一个时代和一种生活方式的尾声。小学三年级教室里常有一个座位空着，老师知道他有一个学生老是旷课，却不知道田野里的山歌是旷课的缘由，更不知道这个孩子用山歌的形式记下了许多幼稚可笑的感受。许多人知道客家的土楼，那是一种举世闻名的建筑奇观。但是，有多少人在荒山野岭中领略过客家山歌自然质朴的韵致？我曾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散文里写过：以客途为家，千百年来跋涉在路上的客家民系是一个奇迹，一个历史之谜，而探求这个谜底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客家的米酒，另一个就是客家山歌。山歌，是汉民族历史上那个不断迁徙的民系最贴近心灵的表达方式。
然而在现代工商社会，许多美好的东西都在眼前消失。打那之后，我只能从录音带里满足自己对那种山歌的怀念了。更遗憾的是，离开了唱它与听它的环境，一切都已变味。山歌，成了我生命中的乡愁。自己后来在不短的一个时期内生写诗的“麻疹”，是不是那种乡愁的延续？而再后来从事的诗歌研究，是否也是对这种乡愁的补偿？
不过，我毕竟一直没有离开诗歌。这不能不感谢我的母校福建师范大学。这是一所有自己传统的学校，虽然好长一段时间她也曾像国内许多师范大学（学院）一样重教（学）轻学（术），但作为省会唯一的一所文理综合的大学，却集中了全省的知识精英，特别是文科。由于种种原因，这里许多先生的声名要远远小于他们的才华学养，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学生得到了更多的教益。像研究唐宋诗的陈祥耀先生，他可以把古典诗词中的常笔、神笔区分得一清二楚。像教宋词的张文潜先生，我深信自己当年背诵了那么多的宋词，完全是因为她讲得太好。当然，那时候我也学着写诗，给我教益最多的是孙绍振先生。他才分很高，锋芒锐不可当，我们不少学生都相信，是他改变了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过去沉稳平实得稍显单调的学风。而他对我的改变，是用许多“好”的批语和整句整段的改写，将我分行或不分行的胡言乱语提升到可以变成铅字的水平。后来，我留校做了他的助教，我帮他批改作业，他则耳提面命，教我怎样用读一本书的时间读五本书和用读五本书的时间读一本书，怎样把一堂课的观点磨得像针尖那样锐利。孙绍振先生才高艺广，他对文坛与教育界诸多的特殊贡献非一般人能够替代。他直言直语，通常人们所见是他才气横溢的一面，只有像我这样少数比较亲近的学生，才知道他左右逢源的论辩力，对文本精细、准确的分析力，从何而来。现在未经老师同意，我不敢公开他如何读书的秘密，但从自己读书的角度，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很多好书尚未来得及重印的情况下，我课间课外抄了几百万字的好诗、好文、好书，应该承认全是受了孙先生的影响。如今复印、扫描这样便捷，人们拇指中指上没有厚茧了吧，但是抄书、做笔记的意义，不仅是掌握资料、强化记忆，也是细读的一种训练。
母校之外，我的诗歌的乡愁还在北京大学得到了延续和修正。北京大学是令我难忘的大学，我曾在别的文章中说过自己对大学的理解，那些多半来自两次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经验。我的幸运之处是，曾在最需要自我调整的时候到了北京大学，而到的又是最有活力与坚忍沉思这两个时期的北京大学。我从费振刚先生、严家炎先生、钱理群先生、陈平原先生、温儒敏先生、曹文轩先生的讲课与著述中受益良多，而更为直接的指点则来自长期从事诗歌研究的谢冕先生、孙玉石先生和洪子诚先生。尤其是谢冕先生，除了关心我的学问、不露痕迹地给我提供某些成长的条件外，也对我一个时期的忧郁的情绪分外关切。1991年冬天有次“批评家周末”，谢先生的一番话，不少人肯定听得莫名其妙，只有我知道，那些话是专门为了我而说的。
北京大学以自己的丰富博大陶冶过许多人，而我从中得到的启迪是，做一个学人必须不断保持思想的活力并具有历史感。这次请谢冕先生、孙玉石先生作序，除了借他们的序为拙著增色外，一个更重要的愿望是请他们最后给我把关，以免贻误他人。两位先生都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心存感激，并知道多半不是自己这样做了，而是他们的期待。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孙玉石先生的，是他提出了史述、史论、史臆、史实与叙史等文学史写作应当充分讨论的问题，同时指出了本书校样中个别史料和注释的差错。孙玉石先生治学的严谨是非常著名的，他为我这本书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有些电子邮件发自子夜，让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虽然为自己能得到如此细心的指点感到荣幸。
活到四十大几，方知世界之大，做事之难。生年不满百，能做几件自己想做又大致说得过去的事？即使做了一两件，归在你的名下，背后又有多少支撑与扶助！那些署名的成果，我们可以引述，注明出处；可是还有许多不署名的，像父母、老师、朋友的呵护照应。一生中能多遇上几个好老师、好朋友真是一个人的福气啊。因此，借本书出版的机会，我要向一些老师和朋友致谢。除上面提及的外，还有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吴思敬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张炯先生、何西来先生、陈骏涛先生、杨匡汉先生，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程光炜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王兆胜先生，作家出版社的唐晓渡先生，福建师范大学的姚春树先生、庄浩然先生、汪文顶先生、郜积意先生、王珂先生，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刘登翰先生，诗人郑敏先生、邵燕祥先生，以及香港岭南大学的梁秉钧教授、黄国彬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谭国根教授、程月敏教授、卢玮銮教授，澳门大学的郑振伟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奚密教授，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的柯雷教授等。他们都对本书的写作提供过这样那样的帮助。
除自己的藏书外，本书资料主要受益于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资料室，北京图书馆（现已更名国家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钱穆图书馆，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因为就读、工作、进修访问与客座研究的关系，这些图书馆的丰富藏书给我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在此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他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最后，特别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对学术研究的关注与积极扶持。我原先与该社领导和编辑并不相识，也不知道他们如何了解到我在做这个课题。我所知道的是，社长李保平先生带着责任编辑王静先生，主动找到作者详细询问了本书的基本观点、结构和研究方法，做过认真的论证。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固执地坚持了学术研究的进度，生怕为了赶时间而影响质量，因此大大超过出版合同所约定的交稿日期。为此我既感到不安，也对保平先生怀有一份特殊的敬意，他支持我的追求，对我的固执表现出充分的理解与宽容。而责任编辑王静先生，多次跑北京取稿，与作者探讨问题、校对清样。今年三月末，为了方便与我一起讨论和校改清样，他还特意在我家附近找了一个非常简陋的招待所，每天都是早晨七点多来，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十点多才离去。从他们身上，我看到这个出版社有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不仅要出有意义的书，而且要出好每一本书。
本书第七章中的“都市记忆与乡村情结”一节，使用了1992年初我在北京大学访问时与谢冕先生合作的一篇论文。博士生伍明春在本人指导下执笔了“第十二章归来：从‘人’到‘诗’”，同时还为“附录三：现代汉诗大事记”的编写做了一些前期工作。特此说明。
（《现代汉语的百年演变》，王光明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