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会”是一种交流诗歌阅读心得的现代形式，它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文人墨客吟诗颂词、磋商诗艺的聚会。
当然，即使从现代形式而言，它在中国也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20世纪20年代那批《诗镌》作者们，每隔一两个星期总要在闻一多先生家里聚会一次，诵读新作，倾听意见。而20世纪30年代中期通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读诗会”，更是因其规模大、名人多、持续时间长，对现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这是“读诗会”的盛事，每月都有一两次，当时北京大学的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冯文炳）、卞之琳、何其芳，清华大学的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还有冰心、林徽因、周煦良、沈从文、萧乾等，都是它的常客。沈从文在1938年写的《谈朗诵诗》一文中谈到：“这些人或曾经在读诗会上做过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究竟有无成功的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
遗憾的是，这种盛事因不同的历史原因长期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有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些教授主持的类似“读诗会”的活动出现，如谢冕先生主持的“朦胧诗导读”，孙玉石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诗导读”（孙玉石先生还著专文倡导“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并出版有《中国现代诗导读》），洪子诚主持的“20世纪90年代诗歌精读”（后结集为《在北大课堂读诗》出版）。这种类似“读诗会”诗歌讨论形式，与现代“读诗会”的不同，在于现代“读诗会”的参加者多以诗人为主，更关心诗歌写作的问题；而当代“读诗会”则把场地从客厅移向课堂，更重视一些诗歌文本的阅读理解问题。当代“读诗会”关联着诗歌与大学教育的双重语境。一方面，如同洪子诚先生所说：“20世纪80年代在大学课堂上出现的这种解诗（或‘细读’）的工作，其性质和通常的诗歌赏析并不完全相同。它出现的背景，是‘现代诗’诗潮的兴起，和‘现代诗’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直接面对有关诗歌‘晦涩’、‘难懂’的问题。”（《在北大课堂读诗》）另一方面，很长时间以来，诗歌的写作与传播被社会使命感所强化，自由的趣味和沙龙式交流变得不合时宜。
我们的“读诗会”接受了现代沙龙式“读诗会”和当代课堂式“读诗会”的双重影响，但我们只是普通的诗歌读者，出发点是分享和交流诗歌阅读的喜悦，从阅读的视野关注诗人的探索。我们一个强烈的感受是，现代汉语诗歌发展中的问题，首先当然是写作的问题，但阅读的问题也不可小觑，而阅读最大的问题又是太重视意义而轻视美感，太强调主题而忽略趣味。同时，就像许多“新诗人”把写诗看得太容易一样，我们的阅读也太简单和随意，并不明了诗歌的阅读与看报纸、读散文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愿意正视这种区别，探讨诗歌阅读的途径和方法，做一个比较自觉的读者。
我们的“读诗会”于2003年冬天开始，第一次活动的地点是朝阳区文化馆，原来商定由《诗刊》下半月刊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办，王光明和林莽共同主持。但林莽先生要负责《诗刊》下半月刊的繁重编务，又肩负“春天送你一首诗”等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的组织工作，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读诗会”的活动，之后的“读诗会”就只能在首都师范大学校园内延续了。
这次“读诗会”延续了一年多，每月一到两次。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博士生、硕士生和个别研究诗歌的青年教师，阅读对象主要选择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中的一些典范作品（后来也选择一些话题和有特点的诗人），方式是进行有关文本的比较阅读，然后集中在一起交流各自的阅读心得。参与者的热情很高，准备也比较认真、充分，它似乎成了诗歌研究方向的年轻学子的节日。而那些经他们记录整理的读诗心得在《诗刊》下半月刊、《扬子江诗刊》、《山花》等杂志发表后，据说也有一些反响。
如今我们的“读诗会”主要由于我的疏懒（或忙乱）已经很少活动了。可是那些毕业的学生却常在电话中询问它的活动，还说他们的诗歌教学如何从中得到了启发；而这两年研究生的毕业聚会，同学们也总要表达对这种学习形式的依恋。我无言以对，愧对学生！
那么好吧，此将“读诗会”的讨论汇集，再凑上一些我对具体诗篇的个人品读，向参与和关怀它的人们做个交代，并以此作为延续“读诗会”的一个起点。
（《开放诗歌的阅读空间》，王光明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