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古代妓女的所属，她们可以分为四类：宫妓、官妓、家妓、私妓（市妓）。中国历代对于“妓女”的制度和法律也各有不同。
春秋战国以前的娼妓制
曾经流行有一种说法，即中国的妓女起源于殷商的女巫，并把那个时代称为“巫娼时代”。其实中国的妓女起源于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女乐、倡优）。夏桀就曾蓄女乐、倡优达3万人。有人把这称为“奴隶娼妓”。这些女奴往往都负有呈身与献技的双重使命，供奴隶主淫乐，史书上称她们为侍姬、小妾、声妓、歌姬、舞姬，也有称为美人、女乐、娼妓的，可以把她们统称为“家妓”。“家妓”、“奴隶娼妓”自西周开始。“家妓”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当是公元前562年晋悼公赐给魏绎的8名女乐。
以后这些受奴隶主控制的“家妓”，逐渐演变为“官妓”，即由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服务发展为面向社会、为奴隶主的某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目的服务。齐国的宰相管仲设“女闾”，《战国策·东周策》中有：“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闾”就是门的意思，在宫中以门为市，蓄养女子，这就是古代官府经营妓院的开始。
越王勾践采取“游军士”的方法，是后代的“营妓”的雏形。
战国时期社会通用金属货币，“私娼”就蔓延开来了。
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娼妓制
这一时期的“娼妓”有“营妓”、“家妓”和“私妓”。
“营妓”正式始于汉，历六朝、唐、宋而不衰。在汉武帝的时候，把设营妓作为一项制度定下来。“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关于营妓，在以后的历史上也多次出现，夏侯淳征孙权有功，曹操曾赐给他“妓乐名娼”。营妓实际上也是一种官妓，不过服务对象主要是武官、军人。
“家妓”是蓄养在家庭中的妓女。蓄养家妓的风气始于汉代，而极盛于南北朝。家妓对主人多以歌舞乐曲提供艺术与娱乐服务，所以必须对她们施加这方面的训练，当然，她们也要提供性服务，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主人对她们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家妓”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艺术训练，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历史上关于“家妓”的记载也很多，晋朝的谢安东山蓄妓，出游的时候必然要女妓跟从。《晋书·陶侃传》、《魏书·高阳王雍传》书中也分别有关于蓄养“家妓”的记载，如《晋书·陶侃传》：“媵妾数十，家僮千余”；《魏书·高阳王雍传》：“后多幸妓，侍近百许人”。西晋富豪石崇蓄有成百上千名家妓，北魏元雍“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都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家妓”之盛。
这一时期的妓女，来源主要是战俘和罪犯家属。一是俘虏。一些被征服了的民户被视为“杂户”、“营户”，世代相袭，子孙永远不能脱离“乐户”、“营户”的户籍。即使换了朝代，仍然要做奴隶，她们的妻儿老小，一旦落入“营户”的行列，除非“抬籍”，不能脱逃。二是罪犯家属。《隋书·刑法志》上说：“梁制：大逆者，母妻姊妹及从坐者，妻子妾女，同补奚官为奴婢。其劫盗者，妻子补兵。”还说：“魏、晋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补兵。”所谓“补兵”也就是补入营妓的行列。“乐户”，即指女乐、倡优等歌舞艺人的户籍。乐户与营户、杂户一样，被认为身份低贱，不属于良民，乐户中的女子就是妓女。还规定“乐户”只能“皆用赤纸，其卷以铅为轴”。
“私妓”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就已经出现，发展较为缓慢。所以虽然家妓在上层社会相当普遍，而在市井商业性的卖淫现象并不普遍，只是到了六朝时，当时最繁华之地江南一带的城市中，私妓才较为活跃。
隋唐时期的娼妓制
隋唐时期从妓女的隶属关来看，可分为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妓（市妓）等。
“宫妓”是居于深宫，为帝王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包括一些没有什么名分的宫女，更包括大批歌舞伎。这两者，在隋、唐、五代都发展到一个很大的规模。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北齐、北周和南朝梁、陈的乐工都为隋所有。开皇初年（581年），隋文帝将乐工遣放为百姓，隋炀帝即位后，骄奢好乐，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因此，设教坊乐舞制度从隋炀帝时期开始。教坊，它的初始意义就是教习乐舞之所。唐代初年，皇宫乐舞制度大多依照隋朝的旧制，唐玄宗又发展了教坊乐舞制度，在宫中设立了一个“梨园”的乐舞机构，梨园共有几千人。这些梨园中的女子和教坊女艺人一样，都可以称为宫妓。五代十国各宫廷乐舞制度多承唐制，但由于战争动乱与立国短暂，其乐舞机构和宫妓的规模都比唐代小得多，前蜀、后唐、南唐的乐舞机构和宫妓规模较大。不过籍属教坊的宫妓在性生活方面似乎相对自由一些，有时不仅可同乐工结婚，而且还可能献身他人。
“官妓”则为各级官吏所占有，官妓是官给衣粮，她们向官员献身是一种义务。官妓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及罪犯的家属。官府籍没罪犯的家属为官妓或奴隶的政策，在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周礼·秋官》中说“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汉律》规定罪犯妻女籍没为官婢。《辍耕录》说：“今以妓为官奴，即古官婢。”《唐书·林蕴传》说：“出为邵州刺史，尝杖杀客陶元之，投其尸江中，籍其妻为娼。”《魏书·刑法志》中说“凡强盗杀人者，首从兼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马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隋唐时期，规定也类似。
“营妓”镇往往设有“营署”或“乐营”来集居官妓，以便于随时训练和随时传唤。妓女除称为官妓外，也可称为“乐营子女”、“乐营妓人”等。营妓就是官妓的一种，营妓是专被军队或军事机构掌握的妓女，专供武将、军人玩乐的。唐代军镇的官妓也称为营妓。
历史进入隋、唐以后，“家妓”的发展仍然保持旺盛势头，不仅大贵族、大官僚广蓄妓妾，而且进一步在士大夫中普遍盛行。唐代皇帝也常对有功的文臣、武将赏赐女子。
“私妓”在唐代也十分兴盛，私妓则多为生活所迫，或因为婚姻不幸，或被人引诱掠夺而误入风尘。
宋元明清时期的娼妓制
宋代的时候已经不存在将大批的罪犯以及罪犯的妻女籍没入官为奴，只有平民女子作奸犯科严重的才充入“乐户”。
在明太祖时，曾设官办妓院，如刘辰《国初事迹》载，明太祖设富乐院于乾道桥，以大火复移武定桥。以后，鉴于一些官吏沉溺于此，政多废弛，于是下令严禁官吏宿娼，违者重罚，“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即虽允许妓女合法存在，并向公众开放，但是不允许文武官员宿娼。
明代妓女的来源，与前朝相同，无非也是主要出自政治和经济或被人欺掠等原因。妓女是俘虏或是罪犯的家属，《三风十愆记·记色荒》云：“明灭元，凡蒙古部落子孙流窜中国者，令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谓之乐户，在州邑谓之丐户。”妓女还有一个来源是由于家贫或受人欺骗、掠夺而卖入娼门。元明两代严令禁止“买良为娼”。《唐明律合编》记载了明朝这方面的禁令：“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及娶为妻妾，或乞养为子女者，杖一百，知情嫁卖者同罪，媒合人减一等，财礼入官，子女归宗。”对“买良为娼”的现象处罚严重。但是明中叶以后，这个规定有所放松，不能坚持下来，明代的私妓盛行。
清朝初年，从顺治到雍正，颁布过几次诏令，采取过一些措施，禁止与取缔卖淫嫖宿。清代一开始还是承袭明制，顺治元年（1644年）设教坊司以掌宫悬大乐；顺治八年，奉旨停止教坊女乐，用太监48名来替代。清代的宫妓就慢慢不存在了。在取缔宫妓的同时，清初的几个皇帝都下过诏令，禁止以良为娼，顺治五年制定并颁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重申了明律中禁止以良为娼的条文：“有私买良家之女为娼者，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徒三年。知情卖者与同罪，媒合人减一等，妇女并发归宗。”对买良为娼的处罚非常严重。清雍正年间，又诏令废除官妓，《雍正会典》说：“雍正三年律例馆奏准：令各省俱无在官乐工。”是清雍正皇帝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否定和废除了延续实施达1000多年之久的乐籍制度，使卖淫为娼的活动失去了合法性。他还采取了一项措施，即下令免除明朝遗留下来的等世为娼妓的贱民阶级，恢复成为良民。严禁官员宿娼。自雍正废除宫妓和官妓以后，清代的私妓业日渐兴盛，妓女多为生活所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