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终于回到了广东，委任胡汉民为广东省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而他本人则统领陆海两军，重整旧山河。表面上，赶走了陈炯明，又获得了一块地盘。但老百姓的太平日子，却望断桃源无寻处。孙文要实践在上海发的大宏愿，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政府，统一国家，拯黎民于水火，依然是海市蜃楼。事实上，这块地盘还不是完全属于他的。他所面临的困局，甚至比和陈炯明破裂前，还要复杂得多。本来，驱逐了陈炯明，是革命的一大胜利，但现实往往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陈炯明的粤军占据着粤东大片地区，虎视眈眈。而广州城则被各怀鬼胎的滇桂联军霸占着，他们根本不把大元帅放在眼里，玩忽命令，坐地索饷，包烟包赌，无所不为。滇军第二师在西关，第三师在长堤和城内，第四师在佛山、石围塘，画地为牢，各开番摊、彩票、山铺票、白鸽票、字花、麻雀，招商承办，截留饷项。
当时的香港报纸写道：“草木皆兵之广州城，竟一旦尽变赌国，十色五光，应有尽有，已属绝对大观。且强占商店以做赌场，划分防地以截赌饷。赌国光复，灿烂极矣。”陈炯明治粤时代，赌博悬为厉禁，无人敢犯，现在斯人一去，赌禁大开，比禁赌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港报纸挖苦说：陈炯明是贼，但“贼”不肯、不忍开赌，而“讨贼”的人却大赌特赌，“真令吾侪小百姓欲哭无泪。”
不仅赌禁大开，烟禁也大开。烟馆开满城厢，街头巷尾，烟帜招摇。军队为了抢烟，经常在城里爆发枪战，子弹横飞，伤毙无辜。可怜的草民，既无处逃避，也无可申冤。军队强拉夫役、杂赌公开、鸦片公卖，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杀人、掳人勒赎的事情，竟然无日无之。广州市民岂止侧目而视，简直是目眦尽裂了。然而，尽管孙文把父老乡亲都得罪了，但军队却并不领他的情。北京政府任命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沈鸿英便立即翻脸，在广州发动叛乱，向孙文宣战。
孙文压抑不住怨气，斥责这些军人：“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惜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蹂躏，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去了！”
这些胡作非为的军队，没有一个是真心服膺孙文的，虽然他们都是孙文真金白银请回来的，但请神容易送神难，事到如今，这个黑锅他不想背也得背。孙文面对军队时，斥责他们蹂躏广东，但面对广东百姓时，又为军队开赌辩解：是因为广东人不肯“稍尽地主之责任”，出钱供养这十几万的大军，致使军队伙食无着，“为一时权宜计，藉赌饷以挹注目前。若军饷有着，则禁赌易如反掌。” 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让广东人释怀。这些土匪军队并不是广东人召回来的，谁说广东人有供养他们的“责任”呢？
孙文向港商借钱时，承诺以全省税收为抵押，但现在所有征入机关，一切税收，悉入联军口袋；东江税收则归粤军所有。廖仲恺早年在日本留学是学经济的，但他也不懂得怎么才能无中生有，变钱出来。在这么一块面积不大的小地盘里，罗掘俱穷，来源断绝，不能兑现承诺，港商怨声载道，孙文也无如之何，他纵然有心革命，也难为无米之炊。报纸甚至哄传孙文将以海南岛为抵押，向日本借款，引起舆论大哗。孙文不得不出面否认。
然而，政府今天要讨伐陈炯明，明天要讨伐沈鸿英，后天要讨伐吴佩孚，未来的仗还有得打哩。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廖仲恺经常对马林诉苦，“钱的问题是他最大的忧虑，几乎唯一的忧虑，他一筹莫展。”为了筹措军费，政府只好从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又对全市官产、公产进行大贱卖。
所谓官产与公产，官产是指官地上的产业，比如珠江河面的冲积地、前清八旗兵驻地、旗人聚居地和西门口外宜民市。凡是拿不出房地产契证明的，都属官产。公产是指公共财产的建筑，如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等。
广东商界老前辈梁永说：“由于公产开投，一批古建筑文物被改建或拆建了，十分可惜。如第十甫的文昌庙，开投后改建为西南酒家（现广州酒家），部分开马路（文昌庙）被拆；下九路的湄州会馆，改建为文贤酒家；越秀山脚的应元宫改建为现在的市二中”；云南会馆被置业公司改建为商铺。③一时间名迹荡尽，如疾风吹箨。《申报》揭露：“以官产、市产为名，纷纷没收庵堂寺观，继之而没收寺产、庵产，甚至学校公地、议会公款，亦被提去变卖”。
拍卖潮一开，许多私产也被当作公产拍卖。前清时代，广州的满族人都领有右都统衙门发给“右司执照”，在城内的旗下街居住，政府突然宣布“右司执照”失效，要么缴价赎买，要么马上卷铺盖迁出，其房屋在一夜之间成为官产，予以没收拍卖。“然变卖之款，其归公用者固多，而中饱自亦不免”。全省绅商、行帮、外省商帮、宗教社团、知识界，乃至升斗小民，忍无可忍，纷纷发起抗议，风潮一起再起。
政府为了筹钱，又向商界开征营业牌照税。1923年8月，广州各银行、土丝各大行商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拒绝申报，但大本营旋即发布命令，指商界拒绝申报营业牌照税，就是“附逆”行为。这个罪名可谓大矣，一旦成立，所有商家财产，皆可列为“逆产”，予取予夺，则师出有名了。前不久政府向新宁铁路索款三十万元，遭拒绝后，于7月中旬下令征收该路为军用。前车之鉴，商界被吓得魂不附体，立即软化下来，同意申报服从。
香港《华字日报》把中国南北两政府作了一个对比：
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即未到过的，只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昨日骂黎菩萨（即总统黎元洪），今日骂高凌蔚（财政总长），其余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更触目皆然。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时常被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哪里去了？
这是什么三民主义革命政府？广东的民权、民生，可以说比陈炯明时代还糟，比桂系统治时还糟，比袁世凯时代还糟，甚至和腐败的大清末年也无法相提并论。香港《华字日报》得出一个让人悲叹的结论：“南方政府坏在暴徒手；而北方政府则坏在官僚手。”
对孙文治下的广东现状，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深为不满，他们联名致函孙文，提出严厉批评：“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人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 可惜，后来被烧掉的，不是这些军人，而是广州的老百姓。即便是孙文最坚定的支持者，汪精卫在1924年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三千万（广东）人民受病甚矣，痛哉不忍言也。” ③
如此江山堪一恸。令人窒息的低气压笼罩着广东，山雨欲来，人心思乱，整个社会已全线亮起红灯，就像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只要一点点小火星，就会轰然冲天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