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易在起草公开布告时，承认农民有“幼稚行动”，但与中共无关，不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却完全否认有“过火”行为，也不承认农会有痞子操控。他说：“关于‘过火’的整个传说是个谎言……农会会员大多数是佃农，没有几个‘痞子’。没收土地的事情只有四十起，所有这些没收都是严格按国民党的决议进行的，革命军官和小地的土地均未触动，只没收了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的土地。”
而维经斯基甚至宣称，共产党是农民运动的“唯一”领导者。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指出：“共产党毕竟是唯一能够农民运动的党（如果可以说领导的话），只有共产党呆在农民协会中并在领导农民协会。”
共产党自己的说法都不统一，要说服别人相信，就更加困难了。众所周知，湖南农民运动，确实是共产党在领导着。即使农协内有哥老会，也是共产党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同盟者，吸纳进来的。
当时湖南军队，大都是唐生智部下，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都随唐氏出征河南，关于家乡农民运动的消息，却令他们无心恋战。三十五军以醴陵子弟为主，都想赶回家保护自家的财产。留在湖南的军队有许克祥、周荣光、王东原等五个团。他们对农民运动颇多不满，认为是扰乱后方，随着农民愈来愈广泛而猛烈地起来时，双方的对抗，亦愈形尖锐。据柳直荀说：
熊震，当他卫戍长沙的时候，表示很左，及开到辰州，听说他的岳父被农民捉了游乡，勃然大怒，而开始极端的反工农运动。谭延■听说农民要他的女婿（长沙大资产阶朱雨田嫡孙）捐款，也连电托人说情。而何键、叶琪更是自始至终的反对工农运动，开到常德时即开始屠杀农民。其他土匪编成的国民革命军，如攸县之罗定、宝庆之王锡焘，更无论矣。当时最足撼动一班豪绅，使之震栗的，就是在长沙省城枪决全国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叶德辉。当叶被枪决后，一班土豪劣绅大为震动，纷纷投入军队，而袁家普、曹典球一班人都投到反动最力的何键部下充参议长和秘书长了。同时他们开始向军士反宣传：说怎样的兵士六个月不回家，老婆要离婚另嫁；兵士寄回家的饷银全被农协会没收了；乡中的田全被瓜分了，兵士退伍后将没有田耕呵。据邓演达说，他们竟刻了许多省农民协会的图章，将兵士寄回家的饷银，全部没收，而将图章盖在上面，说这是被农协没收了。总之，他们用尽了卑污恶浊、阴险狠毒的手段，以造成这反动的局面。
从柳直荀追述，可知“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被枪毙，对社会震撼极大，促使许克祥等军官决心反共，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叶德辉是湖南名士，出生于长沙，在晚清中过进士，当过清廷的吏部主事，绰号“叶吏部”。做官不久，即请长假回乡，以讲学、校书、刻书为业，在湖南有很高的知名度。叶吏部的名士脾气，也是出了名的，他还是吏部主事时，有一回，与部胥论事不合，竟扇了人家两耳光；在他家的书橱上，赫然贴有“书与老婆，概不外借”的字条，被朋友们传为笑谈。
马日事变主谋者、“五团长”之一的王东原，在回忆录中写道：“十六年（1927年）5月共党称红色五月，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连续在小吴门外协操坪，纠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及各种各色人民团体，每日两三万人高呼口号，游行示威，并在教育会坪成立人民法庭，审判土豪劣绅，请长沙进士叶德辉写联语，叶书上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下联‘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牲。’联语十分诙谐，但骂得太露骨，遂被共党枪决，其他军界闻人李佑文、学界巨子俞秩华相继被害者，不胜枚举。”
叶德辉送给农协人民法庭的对联，还有一条横批：“斌尖卡傀”，意为“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4月11日，愤怒的农民冲进他家里，把这个“游戏邀祸”（左舜生语）的大名士绑到人民法庭，送他一颗花生米。此事震惊全国，据说两个月后，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湖自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是受到叶德辉之死的震撼。
在此前后，唐生智的父亲曾被工人纠察队抓起来，罚款三万元；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岳父被农民抓到长沙，戴高帽游街；何键部下一名营长请假返醴陵省亲，被醴陵农民枪毙。而地方豪绅与军队方面的对农民的反击，也同样残酷惨烈，充满血腥。柳直荀说：“临湘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李中和被前次为民众拘捕而为刘岳峙所保释的团防局长詹仙侠所杀，凌迟处死，割心剖腹，备极残酷。5月20日晚益阳农民协会委员长廖贯一来省报告，则何键之部下已于前一日将益阳县工会、农协占据，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均被缴械。空气更紧张，更险恶。” ③
当时湖南满天谣言，说共产党将于5月25日在湖南大暴动。据王东原说：“风闻滕代远、郭亮等密商将于5月25日在教育会坪举行追悼李大钊大会，将在押之所谓土豪劣绅，一律提出枪决，造成恐怖高潮。”这成为许克祥在21日发动政变的重要借口。
共产党在湖南，究竟有没有一个暴动的计划？是许克祥捏造出来的，还是确有其事？
事实上，暴动之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夏斗寅兵变后，中共党内蔡和森、李立三等人，皆义愤填膺，都曾主张发动两湖工农群众，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柳直荀也说，在马日事变前，中共曾有一个“反攻计划”。瞿秋白在1928年承认，确有这样一个暴动计划：“湖南省委经马变的打击，事前虽然略略准备‘武装斗争’，事发竟是‘一哄而散’”。在这种危如累卵的形势下，坊间飞短流长，一夕数惊，亦为必然现象。
但何健、许克祥并非听到共产党的暴动谣传后才决定武装反共的，他们从4月底就开始筹划了。三十五军学生队队长魏镇是“马日事变”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他说：“何键于4月底，利用唐生智去河南前线的时机，在汉口邀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密商发动清党反共的军事叛变计划。” 最初有人建议在汉口发难，但何键担心叶挺的二十四师不好对付，最后决定在长沙起事。
武汉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参谋处长龚浩回忆：
5月1日起（第二期北伐）开始行动。作战计划决定在河南境内消灭奉军主力，所有各军集中驻马店。但第二军在汉水上游，第六军在孝感整补，第八军卫戍武汉，实际作战只有张发奎的十一军、何键三十五军，及刘兴三十六军。何键是战略预备队，最后一批出发。临行忽然不肯上车。我打电话问他，何说：“我都去了前线，后方怎么办？ ”这时唐先生已去驻马店，我于是约何到家吃饭并详谈，在座的有李品仙、唐先生的老太爷。我告诉何，后方有问题，可以马上回军。目前先要打败奉军，再和唐先生谈，一定可修改容共的主张。长谈了一夜，何到次晨才上车出发。何的反共，可能是受南京方面指使。夏斗寅部驻宜昌一带，也和南京有联络。③
何键不想开赴前线，是想留在后方解决湖南问题。因为他的秘密代表已到了长沙，和许克祥建立起联系了。一切都在密锣紧鼓进行当中。
5月的长沙，风声鹤唳，和4月的上海一样，就看谁先下手，抢占先机了。
5月19日，长沙工人纠察队和军队发生冲突。国民党说是纠察队进攻军队，要夺取军队的武装；共产党说是军队进攻纠察队，要解除工人的武装。据《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书说，当日情形，确实是“工人纠察队企图以武力冲进何键部队留守在长沙的司令部，抢夺士兵的枪支，结果纠察队被解除武装。” 20日，长沙举行群众集会，高呼“打倒三十五军”的口号，军队奉命驱散集会。
5月21日，夕烟苍然四起，气氛一触即发。据蔡和森说，最后知道许克祥确要暴动，中共省委乃自行解散，主要领导每人发200元，次要的发100元，各自逃亡，相约“藏两个月再说”。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召集部下军官开会，“宣告蒋总司令于4月12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的宣言内容，及目前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的危急状况，强调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时机，不但湖南立时变为地狱，即鄂赣两省也必随着遭受浩劫，中国势将赤化，即世界安全亦难确保。”
当晚12点，一声炮响，为了确保“世界安全”，许克祥率部众千余人，在长沙发动政变，突袭长沙小吴门、东长街、营盘街、东茅巷等处的共产党机关；封闭湖南省工会、省农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许克祥事后追记：
湘省党部、湘省农民协会、湘省总工会等为共党所把持的机关，均先后予以击毁。间有一部分武装共干顽强抵抗，致有数处发生激烈巷战，经我军痛击之后，除少数共干如郭亮、夏曦、滕代远、王基永等乘隙逃亡外，其余大部或当场死亡，或被俘获。③
随后，湘潭、衡阳、醴陵、武冈、益阳、湘阴等地，都紧随长沙之后，宣布反共，敬日事变、宥日事变、沁日事变，接踵而来。至6月10日，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湖南，已是人头滚滚，流血千里，有一万多人被杀。
消息传至武汉，几乎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盖以往的宣传，业已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湖南是全国农运发展最成熟的地区，“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毛泽东语），有四百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影响着一千万农民，还有三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拥有五千多支枪，几十万支梭标，何以在许克祥一个团的兵力攻击下，竟至毫无还手之力，任人宰割？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革命就是这样，棋差一着，满盘落索。如果是共产党先动手，现在伏尸流血的，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许克祥和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们了，只可惜，用柳直荀的话来说，“当时的共产党虽则组织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而只是一个反攻，不是知道事变将至，取积极进攻的计划。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
与此同时，江西方面的第五方面军（即第三军）总指挥朱培德，也开始转向了。5月27日，下令查封共产党主办的《三民日报》；5月29日，勒令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全体离开江西，遣送142名政工人员（均共产党人），给他们发了钱，派了船，“礼送出境”，让他们可以前往武汉。同时，工会、农会一律“暂时停止活动”。这是继江、浙、粤、桂、闽、湘等地之后，又一个宣布反共的省份。也是唯一和平分共的地方。
至此，武汉已经成为一个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