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沙与武汉联系中断，关于马日事变的消息，非常混乱。中共焦急地等待着湖南省委和中央特派员李维汉的报告，但始终没有。鲍罗廷认为湖南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这完全是幼稚的农民运动惹的祸，严重破坏了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关系，他怒不可遏地对罗易说，他本人将前往那里，逮捕李维汉（共产党省委领导人、政治局委员），把共产党人通通逐出该省，解除所有纠察队的武装。
国民政府派出由谭平山、彭泽湘、陈公博、周鳌山、邓绍芬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前往长沙查办军队叛变及农运过火之处，鲍罗廷自告奋勇一起去。据罗易说：“鲍罗廷和谭平山委员会于5月26日早晨动身。后来获悉，国民党领导人反对鲍罗廷前往。他们甚至下令在车站阻拦他，然而他已启程。”
同时，中共中央作出《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决议，承认马日事变的一个导火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土地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中央要求湖南，“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动，立须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已没收之军人产业一概发还”。
但事已至此，就算说成天龙表，许克祥也不听了，他们在长沙成立“救党委员会”，致电岳阳驻军，请把鲍罗廷等人“就地枪决”。当时驻守岳阳的是三十六军第三师，其中一名团长彭德怀，是中共党人，把密电拿给鲍罗廷看，这几个人在岳阳就掉头跑回武汉了。蔡和森嘲笑说：“‘单刀赴会’的故事演不成，结果便丧失了所谓国民政府及老鲍的威信，反革命愈益张目。”
当鲍罗廷等人去而复返之际，长沙附近数县，已聚集了十万工农义勇队，大有“灭此朝食，投标（梭标）断流”之势，准备在5月31日分四路围攻长沙，向许克祥讨还血债。但中共中央在得知后，立即下达了湖南问题应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农军停止进攻的命令。31 日，除浏阳县农军因未接到命令，已于拂晓出发，高唱着“梭标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歌曲，直扑长沙，但由于其余三路均按兵不动，浏阳一路被许克祥轻易击散，死亡两百余人。围攻长沙的计划遂告流产。
罗易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他认为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已经站到土豪劣绅、地主和帝国主义一边，中共应当领导人民起来推翻他们。推翻国民党现在的中央，不能说是政变，中共的目标应是工农民主专政。但中共领导层的意见，却大部分还是倾向于鲍罗廷，认为必须继续向国民党让步。罗易感叹，鲍罗廷俨然是共产党的太上皇，中共上层领导人大多是他的门生，因此他敢于我行我素。最后罗易屈服了，他写道：
（5月）27日夜间，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应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主张采取进攻行动。会议最后根据我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为了准备进攻实行策略性退却。决议得到赞同，而张的建议作为决议附件列入。
什么“为了准备进攻实行策略性退却”，纯属玩弄字眼。罗易同时致电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抱怨共产党完全听鲍罗廷的，不听他的，“共产国际应电告共产党，说明在国际代表领导下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否则就会完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同时，他也抱怨中共“常常坚持这样一种做法：同意做某件事，然后又各行其是”。
6月1日，斯大林给鲍罗廷、罗易发来一封电报，电文甚长，要旨如下：
一、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
二、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三、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变得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无用之人。应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务必要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而地方机关应当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加以扩大。
四、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五、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
鲍罗廷接到这个电报后，又好气又好笑，全是些绝对正确的废话，一点实际作用都没有。他给莫斯科复电：“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但罗易却觉得，指示来得正是时候，他正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恢复汪精卫对国际的信任。这个指示“不是不能执行，只要汪精卫说服过来，就有办法”。
罗易把汪精卫约到他的寓所，问他：“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的，鲍罗廷给你看没有呢？”汪精卫说没有。罗易说：“我可以给你看。”他就把斯大林的训令交给汪精卫了。据汪精卫说：
（那份文件）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们自己翻译出来。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兄弟说：“可以给我吗？”他当时有点迟疑，最后才说“今天晚上送给你，因为要修改几个字。” ③
汪精卫拿到译文后，立即送给宋庆龄、陈友仁看。陈友仁也吓得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汪精卫声称：“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可笑罗易还怕火不够旺，再添一把柴火，他得意洋洋地对汪精卫说：“我很高兴我已给你看了电报，它可算是最后通牒。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汪精卫答复：当初越飞与鲍罗廷制定的共产国际同国民党的合作条件，“完全不同于你们最后通牒中提出的条件。不是我们拒绝你们的条件，而是你们破坏了协议。”他表示对新条件不感兴趣，只尊重原先同意的条件。
罗易的泄密事件，令鲍罗廷惊喜交集，惊者这祸闯大了，可能会把他惨淡经营了几年的与国民党左派关系，毁于一旦；喜者总算找到一个把这个印度人踢走的机会了。他立即向莫斯科打了报告，莫斯科一听，也紧张得头皮都痒了，6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立即召回罗易。罗易辩解说，这份电报没有什么不可以向国民党左派说的话，电报没有造成任何损害。但在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重申要求罗易马上返回莫斯科的决定。罗易继续申辩，并坚持留在汉口，不肯离去。
尽管罗易说电报没有造成任何损害，但它确实给了汪精卫与共产党分手的一个理由。
6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政会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聘约。汪精卫说：“从6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议决，努力奉行。鲍罗廷闻此消息，不能不走。”
据当时在中央党部工作的国民党人胡耐安回忆说：“那时我们谁也搞不清谁的背景所属的什么分子：红的？粉红的？白的？红是共产党跨党分子；粉红是亲共而又不是共产党的分子；白是真正的单纯的国民党分子。”直到有一天，他们每个人都接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有一封铅印通知，要求所有人：一、写一份自白书，声明脱离共产党；二、写一篇骂共产主义的文章；三、自动解职离开武汉。“之后，我们在什么人走了、什么人登报了后，才知道大家的身份色彩。”
6月6日，汪精卫偕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邓演达等人，动身前往郑州，与冯玉祥“共商国是”。
冯玉祥自五原誓师后，挥师杀出潼关，只见旌旗相蔽，轴轳互连，扬起的尘头远达数十里。5月1日，见革命胜局已定，宣布放弃国民军称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30日，攻占了郑州；6月1日占领开封，与唐生智、张发奎等武汉军队实现了“中原会师”。6月6日，山西阎锡山发表易帜宣言，也表示要保持独立，等待宁、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其实也在看冯玉祥把宝押在哪里。
6月10日，汪、冯二氏在陇海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里举行会议。商量组织河南省政府并设立开封政治分会事宜。闲谈间，汉方代表纷纷向冯玉祥诉苦，说武汉被共产党搞得乱七八糟，“店员胁迫店主、职工胁迫厂主、佃户胁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压迫出征军人之家庭，前方苦战奋斗之将士，不足以保护其在乡之父兄。彼等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怖之实，他如别有用心之不良分子，搀入地方党部，擅行威权，杀人越货，高级党部不加制止，竟敢充耳不闻，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心宁”。冯氏嗯嗯哼哼，不作明确表态。
汉方恭请冯玉祥出任河南省主席，还答应把唐生智的湖南兵统统撤回湖北。汪精卫不惜工本，无非想把冯氏拉进反蒋的阵营。中共中央对郑州会议甚为担心，不知他们捣什么鬼，派张国焘到郑州打探情况。郑州会议一周之后，冯玉祥跑到徐州和蒋介石会面。蒋介石把山东的地盘送给了他。
此时的冯玉祥成为天之骄子了，乘国民党宁汉不调洽之隙，居然左左右右，于中取利。记得十六年（1927年）6月12日，武汉政府要人汪精卫、谭延■、孙科、唐生智、于右任等访冯于郑州，开郑州会议，宣布武汉政府主张，冯唯唯否否一无意见。及6月19日，南京政府要人又约冯会于徐州，开徐州会议，宣布政府主张，冯又唯唯否否一无意见。不过冯默察全国大势，已知分共为时髦举动，而自身羽毛丰满，也不需要红毛子的帮助了，因此他在一天命他的俄国顾问同政治部人员，叫他们走路！于是俄国人依旧横渡沙漠回他的老家。
“左左右右，于中取利”，本来就是冯玉祥的拿手好戏。直到6月16日，苏联仍然准备拨给冯玉祥3000支步枪，50万发子弹，四门大炮和5000发炮弹，以拉住这位基督将军。在徐州会议上，蒋介石当场赠送50万元给冯氏，并答应以后每月发饷250万元给他的军队。引而不发，待价而沽，果然为冯玉祥带来丰厚的收获。
由于武汉政府太穷，除了河南地盘外，实在给不出什么东西，冯玉祥还不知足，致电武汉，要求给他四万支枪，1000万饷银。汪精卫在会议上宣读冯电后，破口大骂：“河南给他就是钱，我们哪有钱？要钱，只有印刷机！要枪，只有向帝国主义买来送给这个军阀！”
而蒋介石有东部财团撑腰，要钱有钱，要物有物。据统计，自从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从两湖地区流入上海的银元，多达两三千万，上海的银元储备高达1.3亿至1.4亿，而平常只有九千万至一亿左右。蒋介石当然可以挥金如土，冯玉祥最后决定和蒋介石合股。西北与东部，为了对付南方，终于实现了携手。
出潼关时，仍然高喊着“共产国际万岁”的冯玉祥，现在要倒共产国际的戈了。他致电汪精卫、谭延闿说，既然你们把武汉的情形说得那么可怕，那么，理应接受他提出四项要求：一、谴责武汉的“暴烈分子”“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怖之实”；二、应把鲍罗廷解职遣送回苏联；三、武汉政府委员除一部分应出洋休息外，其余可与南京合而为一；四、武汉方面军队，尤其是唐生智所部，应继续参加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