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职业革命家来说，“天下大乱”永远是一曲激动人心的交响乐。当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后，大批肩负特殊使命的共产国际和苏俄代表，水陆兼程，纷至沓来。1922年8月，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在马林的陪同下，到访中国，一面以外交官身份与北洋政府周旋，一面以革命家身份与孙文联系。
就在越飞莅临之日，正是陈炯明与孙文公开决裂，分道扬镳之时。孙文北伐受挫，被迫离开广州，流寓上海。南方局势更加陷入颠倒纵横，混乱诡异的状态。《申报》发出无奈的感叹：“中山离粤，西南从此无政府矣。此后中华民国，究有合法统一政府与否？是诚一问题耳！”
越飞认为北洋政府虽存犹亡，不值得打交道，在他的政治蓝图中，中国未来的“合法统一政府”，须由南方的孙文与北方的吴佩孚共同组建，一个当政治领袖，一个当军事领袖。强强联手，庶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越飞的“孙吴联盟”构想，也得到中共一部分人的附和，据工运领袖邓中夏说，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赞成搞这个联盟的。
于是，越飞信心十足，甚至想当然地给孙、吴二人预留了“总统”和“总司令”的位置，并在11月就迫不及待地宣称，孙文已经接受他的建议，答应和吴佩孚谈判了。其实并无此事。以“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河黄；大禹神功何其大，洛阳一气贯扶桑”自许的吴佩孚，时任两湖巡阅使，虎踞洛阳，顾盼自雄，大有秦帝按剑，诸侯西驰的气概，区区南陲边地，并不放在眼里。而孙文正联合奉、皖，共同讨直，势在必行，且孙文怀疑陈炯明的叛变得到吴佩孚支持，对直系可谓旧账未清，又添新债，除非吴佩孚肯信仰三民主义，否则，就算越飞舌灿莲花，也无法令冰炭同炉。
结果，越飞在北京、洛阳、上海之间，往返折冲，空忙一阵，到1922年底，他已经明白，一厢情愿的拉郎配，恐怕是水中捞月一场空。他写信给马林，承认自己过去对吴佩孚的言论，只是一时“戏言”，他愿意“结束我们过去的争论”。他强调“我当然把孙博士看作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把吴大帅看作利欲熏心的军阀。”
但孙文对苏联的政治制度，殊无好感，无论越飞劝他做什么，他只关心一点：“现在南方迫切需要财政援助”。有钱万事有商量。越飞向孙文提出三项条件：一、立即公开承认苏维埃为俄国的合法政府；二、与苏俄政府公开签订盟约；三、答应不禁止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那么，苏俄政府将给予国民党以道义和财政的援助。孙文说，第一、二条可以考虑，但第三条不行。
如果苏联能提供援助，孙文愿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愿意派代表到莫斯科，愿意与苏联合作，同意中东路维持现状（即中东路北满段继续由苏联管理）和苏联军队继续占据外蒙。但如果没有援助，则一切免谈，他宁愿与德国合作。而越飞的态度同样强硬：“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
双方讨价还价，直到1923年1月26日，孙文和越飞终于发表联合宣言，第一条就是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既然共产组织不能引用于中国，那中共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一条无疑很伤中共的心，似乎意味着，连苏联也不把中共的工作当回事。
陈独秀后来有一段回顾，就直截了当地说，孙文的联俄，是为了苏联的物质援助：“他（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皮包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联合宣言发表后，当年的5月1日，苏俄政府致电孙文，答应：
…………
第二，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5万金卢布。
第三，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Opucaka（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
听起来有点像商业合同，然而，双方买卖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军火，是“革命”。孙文在复电中兴奋地说，这份电报“给我们很大希望”，他表示接受俄方的全部建议，并将竭尽全力实现这些建议。
关于联俄容共政策，国民党内，众议纷纭。孙文召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这三大才子，各抒己见，陈说利害，以期集思广益。对于联俄问题，众无分歧，而对于容共，则莫衷一是。汪精卫强烈反对，他打了个很著名的比喻：“共产党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而廖仲恺则相反，大表赞成：“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
胡汉民介乎二者之间，依违两可：“凡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的，如果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收容以后，如果随时发现了他们有旁的作用，或有旁的行动，足以危害本党的，我们应该随时加以淘汰。”
孙文兼听则明，但主意已决，说：“这一点也在乎我们自己，假使严密了我们的组织，严明了我们的纪律，昌明了我们的主义，任何分子加进来合作，我们都不怕的。”
于是，容共之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越飞随后离开中国，前往日本热海养病。孙文派廖仲恺陪往，继续商讨“联俄容共”的各项细节。曾经加入过中共，不久又退了党的陈公博，在日本遇见越飞，两人间有一段颇堪玩味的对话。
越飞指出：“中国只有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绝不能行共产主义。”
陈公博问：“苏俄希望共产主义何时在俄实行？”
越飞摇头不答。
陈问：“六十年共产主义在俄会实现吗？”
越飞说：“还是一个疑问。”
廖仲恺笑着说：“我们要做革命党也要做现在的革命党，不要作一百年后的革命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