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人看来，六十年是非常遥远的将来，但历史长河，一泻千里，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七十四年转瞬即逝，共产主义仍然没有能够在苏俄成功。越飞是有真知灼见的。
关于越飞，最后还有一段小余波，几年后，胡汉民在政治斗争中倒了霉，被送到苏联避风头，又遇见了越飞。胡汉民问他：“民国十二年你在上海所发的宣言里，说过些什么话，你现在还记得，还承认么？”
越飞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承认，我是有过那些意思的。”并且表示，他也很不以斯大林为然。果然君子无戏言，胡汉民听了以后，满意地说，像越飞的议论与行动，总还算是一致的。③
就在孙文寻找新盟友之际，共产党刚和一群被他们嘲笑为“躲在老婆房间读红楼梦的社会革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分了手，也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他们在陈炯明和吴佩孚之间举棋不定。广东的党人（如谭平山）倾向于陈炯明，北方的党人（如李大钊）则倾向于吴佩孚。而孙文，几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中共觉得孙文过于醉心军事运动，是个“教不会的笨孩子”，只要他一日不放弃武力至上政策，就一日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领袖；而孙文则觉得中共不过是一群“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大家都看不上对方。孙文只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陈独秀则向维经斯基明言，共产党与孙文携手合作，“希望很少”。③
马林与一班中共的老朋友在上海见面。大家相叙阔别寒温。马林惊讶地发觉，士别三日，中共在北方搞工人运动，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1922年5月1日，全国各地工会的162名代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南方这时还是国民党的地盘，但北方的长辛店、江岸、陇海、粤汉北段的铁路工会、开滦、安源的煤矿工会，千里迢迢，也都派代表参加。广州街头开始出现挥舞旗帜，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了。
虽然工会代表品流复杂，“有共产党派，有国民党派，有无政府党派，有毫无主义和信仰的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派，甚至还有工商合组的团体”，会场内外，经常发生吵架斗殴之事，但共产党已展示出他们的基本力量，“就是北方及长江一带的工会代表”。 中共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大会之后，也从上海迁到北京，就近指挥北方工运。
在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北方工运风起云涌。吴佩孚公开宣布“保护劳工”，对工人运动采取同情、支持态度，北方的“工会正在公开组织起来，罢工的活动也可以公开进行，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都在欣欣向荣”。1922年，京汉铁路各站工人都已组织起工人俱乐部（即基层工会）。4月、8月在郑州两度召开的全路代表大会，此乃全路总工会成立的起程炮。总工会将设在全路中心——郑州。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遍邀各工团各界到郑参加典礼。
郑州云屯雾集，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8月28日，中共中央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开会。马林旧话重提，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
马林谈了国共联合战线与孙中山及廖仲恺等会谈的经过，谈了共产党仍保持独立，共产党的刊物仍照常发行，共产党除总书记外，其余人员视工作需要，可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及政府的各项工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仍保留共产党员的身份、地位等，名曰跨党，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办理国民党员的登记手续。
马林解释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 但既然要“化”掉对方，还要“夺取”对方的力量，又何来“团结”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番话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与会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人——七嘴八舌，群起反对。当时北方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与1921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证明共产党成长迅速，有足够能力进行独立的革命运动，为什么要移船就岸，屈尊加入国民党呢？即使为“团结”计，亦只可实行党外合作——这是中共二大定下的方略。陈独秀强调，党内合作，只会混合了阶级组织和削弱了中共的独立性，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最终必致两败俱伤。
马林耐心倾听，但立场绝不稍改。他这次去而复返，是有备而来的，他已经请到了尚方宝剑。共产国际把一份密令打印在他的衬衫上：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这是一张允许马林随意填写内容的空白支票。他一解开衣服纽扣，亮出法宝，反对者顿时哑口无言。
中共既然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就要服从命令，所谓做到此官行此礼。被党内同志称作“老头子”的陈独秀，马上表示接受国际指令，加入到国民党去，但前提是孙文要改组国民党，取消打指模和宣誓服从孙文之类的手续。李大钊也说：有条件的加入还是可行的。南陈北李一转舵，其他人也都不再坚持异议了。
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菲力浦同志”坐言起行，马上到上海拜访孙文。孙文指派张继、居正、汪精卫、戴季陶、谢持等人为代表，在永安公司大酒楼举行会谈。国民党方面提出质疑，为什么由中共主持的《广东群报》，最近竟发表拥护陈炯明叛变的言论？
陈独秀婉转解释，“广州方面谭平山、陈公博等所主持之报纸，其言论并非出自本人授意，须由谭平山、陈公博负责。”
（陈独秀）继而解释中国共产党决无意制造阶级斗争，更无鼓动工人反对三民主义与孙总理之意向。
陈独秀正式提出改组国民党和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文“欣然同意”。于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中共党员，由张继介绍，孙文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在国共正式合作之前，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还有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为了消除孙文的疑虑，中共中央政治局致函广东区委，对陈公博、谭植棠二位党员同情陈炯明的言论，提出严厉批评，并警告说，如不立即改正，将面临开除处分。但广东区委置若罔闻。结果，中央开除谭植棠党籍，给予陈公博警告处分，撤销谭平山书记职务，调离广东。而陈公博正准备到美国留学，陈独秀命他即到上海，他一口拒绝；张太雷劝他要留学就到莫斯科，他也不听，索性退党，让张太雷带信给陈独秀说，今后将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中央遂开除陈公博党籍。这三人原来都是陈独秀的学生，被一撸到底，中共广东区委几乎无一幸免。
中共虽然勉强服从国际指令，但仍然坚信，他们在北方可以大有作为，不必投奔广州，在别人的地盘，伺候别人的颜色。于是，西湖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不仅不往南去，反而继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后，于10月从上海迁到了北京。他们要在北方大展拳脚。
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二七惨案”，使整个北方形势，根本逆转。
中共中央遭遇“迫迁”
京汉铁路工人将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一直令直系当局疑惧参半。由于1922年全国交通界相继发生大罢工——上海海员罢工、京汉铁路罢工、粤汉铁路罢工、京绥铁路罢工、株萍铁路罢工，此起彼伏，络绎不绝。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工人运动几乎就是罢工的代名词。因此，大会日子愈近，外间谣言愈盛，都说总工会一旦成立，即发动全国铁路工人联合大罢工，各地路政、军政当局异常紧张，纷向吴佩孚告急，请制止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乃下令不得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工会派了五名代表赴洛阳，向吴佩孚作当面说明，并保证成立总工会只是为了统一沿线各段的工会组织，绝无其他不良企图，亦与路政无碍，所谓总罢工，不过是谣传而已。吴佩孚则表示，工人的事，他没有不赞成的。但空穴来风，其来有自，他既已下令不准在军事重地郑州开会，就不能收回成命，工人如果同意改时间改地点开，则无不可。
代表返回郑州后，开会商议。在工人领袖之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无政府主义者，著名律师施洋，是先入国民党，再入共产党的。一派意见认为，吴佩孚对工人开会，并无不准，只是误信谣言，命令既发，不能变更，亦属可谅，故主张接受吴的劝告，从长计议，改日易地开会。但也有一些工运领袖，态度激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持寸步不让。头可断，血可流，在郑州开会的计划不可变。
1923年1月30日晚，各工会、各团体代表及新闻记者共一百多人，带上军乐队，在江岸工会集合，由施洋率领着，大鼓大擂，乘车北上。车过沿路各站，工人齐集欢迎，演讲的演讲，唱歌的唱歌。“然因军阀摧残之警讯传来，人心激昂愤恨。欢迎的演说集会中，充满了森严、恐怖、愤激之空气”。气氛有如炸药，遇火即爆。施洋在信阳车站向工人演说：
“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民国的约法上明白规定。我们工人创造的功劳甚大，在人民中占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不能享受约法上之自由？军阀吴佩孚等，野心勃勃，南征北剿，不是依赖我们制造武器及交通运输的工人么？他的生命，他的势力都是建立在我们身上，他不知感恩，反要摧残我们，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约法上应有的权利！工友们！这是何等的无理？这种横逆之来，侮辱之来，我们岂能忍受？现在压迫之来，是不或免的，我们当此大敌在前，当然有进无退、善自防卫。工友们！努力奋斗啊！”
工人们群情激愤，纷起附和。1月31日，车抵郑州。2月1日，郑州全埠已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阻挡前来开会的工人。施洋奋臂高呼：“劳工万岁！”大家一声呐喊，冲过防线，涌入会场。军队抢夺旗帜与牌额贺礼，并占据了总工会会址，严禁工人出入。当晚又占据旅馆酒店，不准开会人士住宿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