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麟年
一
宓莲君先生名清瀚，观海卫镇宓家埭人，光绪辛卯（1891年）浙江乡试中第86名举人，三年后赴京会试未中。按清代的科举制度，只有会试考取进士后才符合入仕首选，但吏部有“大挑”的规定，举人如接连三次参加会试不中者，可选择其中部分优秀者，出任官职。宓莲君感到参加会试前途渺茫，“大挑”取仕严而又严，等待大挑也很难求得一官半职，于是决定放弃仕途，把攻读科举之学转变为钻研岐黄之学，按照中国知识分子“人不能当良相，亦应当良医”的为人宗则，悬壶为民治病。他攻读《内经》、《难经》、《神农本草》、《金匮论》以及其他历代名医著作，深入研究脉法。因善治伤寒火症，被人称为“当代张仲景”，成为誉满江南的名医。甬上名医范文虎临终前感到后继乏人，曾感叹道：“我道无人续。”后起之秀三北名医洪潜菊看了宓莲君许多方剂、脉案后曾指出：“宁波府下医道能续文虎和超越文虎者唯清瀚耳。”
中医诊断疾病靠“四诊”之说，即望、闻、问、切，就是通过以上四种手段，考察诊断病情。宓莲君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大胆提出以“切”（切脉）为主诊断疾病的主张。他认为人的有病甚至预知生死，均反应在脉上，而三诊（望、闻、问）中所收集的病案往往多有假象，如大热反寒、大虚反实，甚至回光返照等各类虚假现象，常为医者所错觉。而脉无假象，只要细细辨之，即能正确地判断疾病，故提出“舍症从脉”的识病主张，即对一切疾病的诊断必须以脉象来辨虚实、寒热、阴阳、表里，进行辨证论治。他对历代脉法还提出许多不同的见解，在长期治病实践中写成的《清瀚自省录》被当代医学界视作珍宝。自然，也有医者贬其过偏，提出轻三诊而重一诊，只能在个别情况下可以应用，若普遍推广，实属过偏。何况，在某种情况下，“舍脉从症”亦是上工（高明医生）治病要诀。这一争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在延续着。
宓莲君先生常言，有人久病不愈，非医者不良，实与药物不道地和煎沸不合理有关，他对煎药用水用火要求都十分严格。指出水是一味重要药物，不能随便，按照不同处方，有的要用井水，有的要用河水、长流水、天落水、存雪水、泉水……而煮药用火有文火、武火、桑柴火、百草火及煨、隔水煮等多种，若随随便便，药效减矣！他对煎药时间有严格规定，草本药物煎几分钟即可取其汁，金石药，如龙骨、牡蛎、代赫石、磁石、自然铜等往往须煎几小时才能得其精华。除严格做到先煎和后入外，他还提倡先吃二汁，二汁药和头汁药混合后服用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宓莲君先生有句格言：“药不道地害人匪浅。”如杞子必须选用甘肃的，沙蒺藜宜用潼关的，红花最好用藏红，南、北五味子功效有别，非三年不能称陈皮，不宜用当年萸肉，非三黄不能称真牛黄，洋春沙（蚕粪）要用夏蚕，桑叶必须经过霜降后才可入药，特别是芦根、霍香、佩兰必须用当天采集的。尤其鲜芦根，退热功同犀角、羚羊，若用干的代之，贻误病情。
宓莲君先生十分重视食疗，他指出，“要长寿，宜清淡，淡味为百味之首”。又提倡每晨宜喝淡盐汤一碗。所谓淡盐汤，不是普通食盐，而是用淡竹盐饮之。其具体制作，用雌雄淡竹各半，锯断下留竹节，每节放足食盐，在火中煨煅，冷却时盐成竹状，研末后再入淡竹内，如此反复三次，研末即为淡竹盐。这类盐清火，去痰，壮肾水，暖丹田，宽肠胃，每晨少量饮之，可却百病。
二
宓莲君先生曾是我家保健医生，先祖父和先父常言，“先生者，神脉也”。现根据他们早年口述记录介绍几个病例略窥之。
早年观海卫义桥有清代翰林陈祥燕先生（庶吉士，任江西鄱阳知县），请他开一个滋补膏方，之后即来我家用饭。祖父问他，祥燕兄无恙否。他回答三月内必死。这一回答，令祖父感到突然，因为祥燕先生三天前曾来我家，送来他的临池，祖父还为他身体健康而祝福。问祥燕先生患了什么不治之症，宓先生回答：“无病也，唯脉搏出现有规律结代，结代者死脉也，若有病出现结代，倒非凶象，燕兄无病结代，内脏败矣。”后不等二月果然亡故。
观城胡家有一青年，年方二十，患了肺痨（肺结核），请先生诊治。先生切脉后诊断为房痨，即色欲不节，肾水不能制火，致心火上炎克为肺金所致。只有“独宿丸”方能治其病。所谓“独宿丸”者，要绝房事一百天，否则无药可救。先生再三叮嘱患者，并关照其父母妻室严防。由于该患者久病性患亢进，禁忌一月又行房事，病情迅速恶化，请先生诊治，先生按脉确认行过房事，无药可救。患者矢口否认，先生即拂衣而出，经患者父母再三挽留，先生回：“不服独宿丸，即使华佗扁鹊再世也难活命。”果七日内死亡。
宓莲君先生书法工整，脉案精通，他的处方本身就是艺术珍品，我家就有范文虎、宓莲君等处方裱装成册，可惜“文革”时当作四旧被毁了。
三
宓莲君先生上午在家悬壶行医，下午出诊，他有诗云“自缘出行喜肩舆”。“肩舆”即轿子，因寒暑要长途出征，他出行必坐轿子。由于沿途病家很多，故常常在轿中过夜。并在轿内放着医书点着蜡烛，在轿中时睡时醒。有时连鞋落在路上也不知不觉，到了病家，常常要讨鞋穿，故三北地方有请宓莲君先生治病要备鞋一双之说。他医德高尚，不论富贵贫贱均同样对待，对危重病人，用药后即使不请他复诊，也要进行再访，甚至为贫穷者付钱买药，并备有急救的丸、散、膏、丹免费供人使用。宓先生对钱十分慷慨，但有一样非常吝啬，他在开处方时如药方被风吹走或落地玷污，再不换第二张药方，而是把药方直接写在桌子上。故有人称他为“讨鞋先生”和“桌上郎中”。
此文写作过程中曾和沈旭娜同志一起拜访名医张迪蛟先生，并于早年和浙江中医研究院的吕志连医师共同搜集过宓先生医案，他们一致认为宓莲君先生确实是近代名医、儒医、医学理论家，而家乡慈溪却无他的记载，实在可惜。宓先生对药物道地泡制、应用、煮沸和禁忌等许多说法值得当今医学界学习和借鉴。当然，随着科学发展时代进步，先生许多珍贵的医学遗产也有许多可以商榷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