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市场大多在两条大街的交汇之处，在这儿可以观察到附近郊区的人口，壮实的身板，戴着宽边的草帽，晒得黝黑的皮肤，很容易从苍白的城市面孔中区别出来。农夫和农妇吸着烟，坐在木头板凳上或是席子上，面前堆着一人高的白菜、洋葱和其他蔬菜，还有各种各样的肉和野味。木呆呆的老骡子和浑身蓬乱的驴子把货物驮到市场上来，它们没有被拴住，到处乱跑，偷着啃吃蔬菜。
在北京，繁忙的交通只限于主要街道。外城有三条南北向及一条与之交叉的大街，也就是连接东门和西门的大街。最中间的那条，就是通往前门的大街，特别热闹，从早到晚都拥挤着各式各样的人和车，蚂蚁般的繁忙给人以大城市商业生活的清晰印象。实际上，北京的大宗生意都集中在外城，尽管他们的商店远远及不上内城的华丽。外城三条大街上的房子大多数又暗又脏，摇摇欲坠，在这儿见不到财富。只有在北边的尽头能见到漂亮的门面，带有高高的廊柱和描金的木刻门扇。过了大理石桥，路就分成了两支，一支绕着半圆形的前门广场，城墙角下的一排小店以豪华的装潢与对面的店家一争高低。这里绚丽多姿的装饰简直让人迷惑，其精心的排列却美丽如画。这个区域里住着高等的旧货商，有时能找到好货：木雕或竹雕品，玉石、蛇纹石、水晶石的雕刻作品，漆器、青铜器、珐琅和瓷器。很多都出自圆明园，中国盗贼们从那儿获益最多。价格比天津高，特别是珍品。一只明代的碗，直径大约一英尺半，上面只画了一支树枝，要价一百二十元。中国也有收藏爱好者，跟我们那里一样。碰到这种人，商贩的要价高得让他们无法接受。英国公使馆的人则能以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价钱买下来，偶尔能以一半的价格成交。不过他们这种做法本身，更促使商贩们抬高价格。话说回来，即使是在没有英国人讨价还价的地方，这种过高要价也并非有失体统。每个中国商人都要讨价还价。如果要价被接受了，中国商人马上就后悔了，觉得该把价格抬得更高才是。北京旧货商所积聚的财富应该是很大的数量。为了防止被偷，他们把最值钱的东西都存放在内室，从店堂间要经过一个窄窄的院子才能进去。内室房顶还有一层木栅栏或铁丝网的盖顶，上面挂着好几百个铃铛，以防偷窃。让人惊奇的是，中国珍宝中间还混杂着欧洲的工业品，比如老的望远镜、猎枪、军刀、手枪等等，有时还能见到左轮手枪以及罐头，它们是1859年大沽失守时流入的。商店里有些很值钱的东西不是店主所有，而是东西的主人放在这里寄卖的。由于联军的入侵和皇帝的出逃，那些最有地位的满族人家庭——他们是从皇室领取俸禄的——陷入了经济困境，不得不出售其值钱的物品。中间商几乎每天都把珍贵的瓷器、珐琅器和玉石拿到公使馆兜售，包括那些有地位的人家藏了几百年的珍品，比如一架极其华美的黑木宝座，上面嵌着一块珐琅，刻着皇帝的诗句，还装饰着镂空的金花。中国文人说，只有天子才能坐在这种宝座上。中间商说，这件宝物受托于一位一品的皇家亲王，因为皇帝不在，他领不到俸禄。
京城名胜
主街上熙熙攘攘，更显出夹在其间的狭窄胡同的安静。很多胡同根本就没有商店，只是工匠的住处。还有一些是从事专门行业的胡同，比如有一条街都是书店。外城的南半部分都是花园、田地和寺庙。这儿的黑龙潭是皇帝和亲王在干旱的年头向龙王祈雨的地方。陶然亭是以前官员经常光顾的娱乐场所，坐落在一座小山顶上，可以俯瞰周围优美的风光。天坛和先农坛的园林占地很大，刚刚向外交人员开放。据说天坛有一个种满常青树的老园子，地上铺着石板，装有大理石栅栏的通道横贯其间，园子一点草也不长，地上腐烂的落叶积得有脚背高。除了守卫和执事，中国人一概不准入内，庭院深深，静谧安详。主建筑是圆形的，直径应该有1500英尺，两层叠加的顶端有点像中国式的草帽，顶上蓝色的琉璃瓦长满了深色的青苔。两层顶之间的墙壁上砌满了天蓝色的瓷砖，上面有彩色的画儿。四块很大的涂漆木板上，刻着文字和象征皇帝的龙，标示着天空的方位。整座建筑的躯干部分装饰着红漆木框，里面镶着深蓝色的珐琅瓷及金星，上面还有一条天蓝底色、绘有彩画的瓷砖边饰，环绕着檐板，尖顶上装饰着形状为鸵鸟羽毛的镀金青铜。从四个高大的双扇门入内，里面竖立着被虫子蛀坏的神像，一片衰败景象。这座建筑是建在三层白色大理石基座之上，三层平台的四周都有台阶，最高一层在繁复的栏杆与外墙之间的宽度是50英尺，它的东边是一个长长的石头平台，通往一个三层的建筑，大理石底座与这里的相同：这是大祭坛，就是皇帝向天祈祷的地方。周围放着铜香炉，中间有五个脚架，上面是天子祈祷时放祖先牌位的地方。浓荫遮蔽之下，有很多的小庙，还有一处宰杀牺牲品的院子。这里的一切唤起静谧肃穆和神圣的感觉。应该把天坛看做中国文化的象征，一神教是它古老的基础，皇帝向人格化的上帝顶礼膜拜，她所代表的是非人格化的、引领世界规则的天道，天道的化身就是皇帝，这种结合体具有自远古时代就具备的无边的威力。皇帝充当了人民与主导世界的永恒精神存在之间的中介，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在圣坛前祈祷，因为天实在太崇高太威严，人民大众无法体验到它。这种对天子与天的关系的认识，作为信仰，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心中。
先农坛的园林荒废已久，树木倒落，地上没有植被，地表裸露无遗。先农坛与天坛很相似，只不过小一些，但有三层顶。油漆木件、瓷器和珐琅装饰以及金属部件保存得比较好，但总体上给人以陈旧不堪的印象。地上很潮湿，厚厚的青苔和杂草盖住了园子里笔直的铺石通道，一簇簇的蘑菇从石缝里钻出来。坛前是一块农田，就是皇帝每年开耕之地。一条林荫主道通向一座快要坍塌的塔前，以前皇帝在塔上亲手宰羊，并将之扔下，扔到石头铺的院子里，让占卜者根据冒烟的内脏预测未来。据说这种牺牲久已不做，1861年来访的人还看见院子里到处有白骨。先农坛位于天坛对面，从皇宫出来向南伸展到通往皇宫的主路上。只有从北京往南才是肥沃的中原，而北面，镶在北京平原边的山峦之后，住着蒙古人和满人，都是些北方蛮族部落，在他们中间，高度发展的南方农耕文化的中国人所占数量很少。
长城，就是为了防御这些原始部落的。它横亘在北京西面和北面的山上，距北京不过一天路程。天坛是皇帝与天道的合一体，而先农坛代表着皇帝与人民大众的合一。马尔嘎尼在其游记里非常惊异地记述了神圣的农耕风俗：“皇帝耕田一个钟头，一群农民围着他在地里唱着赞歌，此后所有皇家的王子、亲王和有功名者都跟着耕田，一个接着一个在他面前耕出了几条犁沟。所有人，包括皇帝本人，都穿着与此行为相适应的服装。这块耕地的收成被仔细地收集起来，然后发表庆典公告，说这块地的收成比其他的量大质优。这次庆典在帝国最远的村子也要通知到。要让最普通的农人高兴，因为四季变化无常给农人带来失望，而他的君主通过这种方式与他治下众多的劳作阶级同甘共苦，使这个职业获得无上的尊严。”古老习俗的高度象征意义在于，天子作为帝国的土地的代表，获得了上天对收获的祝福，他对人类的幸福负有责任。天坛的地基与天坛相比，从北向南长度相同，但是宽度略减，其周边长度大约有两英里。
内城，或称为鞑靼城（Tartarenstadt），一直还是被视为防御城堡，晚上关闭城门，不允许一个士兵在内城之外过夜。据说，满洲征服者把全部的地基和土地分给了旗人家庭。现在看上去商人则构成了居民的大部分。从南向北，或由东往西，所有大街都是笔直的，所有主街上的房子都是商店，房子的门面都非常考究，常常华丽得令人目眩。据笔者所知，其建筑形式与中国的中部和南部都不一样，反正是另一种，像是北京所独有的，很可能是上一个繁荣时期、在天才的建筑大师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一种建筑式样。这些建筑多为平房，院墙很干净，与其他中国城市相比，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其山墙却是镂空的，临街的一面装饰着许多美妙无比的木雕工艺品。很多商店竖着两到四根旗杆式的木头圆柱，约有30英尺高，其中有些圆柱还镀满了金，另外一些漆成了红色和黑色，上面饰有金色的花纹。有些圆柱是光的，还有些圆柱像竹子一样分节的，其顶端为一梨形的装饰物，或者是某个动物的形状。圆柱高出门的部位——一直到整个高度的最后三分之一处——镶嵌着很多木雕装饰，在连接柱与柱的拱顶上，是五彩的木雕椽子和支架。从圆柱对称地伸展出龙头，一行行表示商店名号的文字，写在镀金的幌子上，幌子从木雕的阳台处垂挂下来。店招牌要么是垂直地固定在木柱上，要么就是斜挂在圆柱之间，金色的字由蓝色或大红色的底色衬托着。整个门面像是独立于房子的支架，靠在屋顶看不见的椽子边沿，圆柱后面矗立着木质的支柱，上面由有花纹的木刻雕饰相连接，从前面的镶嵌物中像佛龛似地凸出来。房子的支柱和圆柱的底部图案各异，涂成了绿色、红色、金黄色。深蓝色、或红褐色的棉布门帘上，写着白色的大字，挂在门口。镀金的木雕镶嵌品，多是树叶围绕的动物造型，这些都展示了丰富的想象力、无与伦比的美丽构图以及完美高超的手工艺。雕饰花纹中有极富魅力的线条和图案，龙头和其他标志都刻得大气而简练。整体充满个性，而这一个性又是通过一个个的个体而构成的。尽管线条众多、色彩缤纷，却依旧显得非常和谐。
无圆柱的房子的正面同样也有很多木雕嵌板、雕饰横条和檐板的装饰。一般来说，檐板带有彩色的木刻栅栏。很多商店前竖立着带镀金钩子的长杆，上面挂着灯笼、旗帜和其他标志，斜伸到大街上。在十字路口，矗立着宏伟的五门牌楼，类似于凯旋门。很多老建筑都陈旧不堪，颜色和镀金都蒙尘剥蚀，木雕已残缺不全。但是总体来说，这一商人居住区的公共建筑比其他区维护得好，也较为整洁。用这种建筑的简单元素营造出无尽变化，真是非凡的手法，赋予北京的街道非凡的魅力，其远景效果富有内涵。沿着路中间凸起的一带，内城的小店铺也形成了两排，大块的铺路方石有些已经被压得陷落下去，天气干燥时，路人就像在深深的沙子里跋涉，尘土简直让人窒息。
内城里巷陌纵横的城区，犹如迷宫，一部分是密集的房屋，一部分则是花园和寺庙建筑，绿荫覆盖。在城的西南面、皇城的南城墙对面，有一座清真寺，是乾隆在征服突厥斯坦之后，为臣服于他的、被带到北京的突厥军团建造的。该寺临街的墙面呈现出阿拉伯风格，只有顶楼是中国式的。与旁边突厥人的住房一样，这面墙已摇摇欲坠。据说这些移民的后代，属于为皇宫服务的一个手工艺行会，已经接受了中国的服饰和语言，却仍然忠实于伊斯兰教。
雍和宫是最大的寺庙之一，坐落在内城的东北部，也被人称作一千喇嘛寺（Tempel der tausend Lamas）。该寺还有一附属寺院，富丽堂皇，里面有七座宏伟的院落，陈设着巨大的铜狮和铜香炉，做工非常精细。雍和宫是一座巍峨壮观的古典建筑物，内部昏暗，装饰不多。一根粗大的柱子上悬挂着一块黑色木板，上面写着藏文。中间有一个小神像，其前面即为圣坛。为了欢迎我们，圣坛上点着蜡烛——他们正在做礼拜（Gottesdienst）。六百到八百个和尚排成队坐在低矮的小板凳上，面前放着小桌子，用整齐的低沉声调和不急不缓的节奏吟唱着祈祷文，唱到特定的段落时，他们用两片小石头碰撞出声，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防止打盹睡着，他们把石头一直捏在手里。所有的和尚都穿着黄颜色的大袍，桌上放着黄颜色的长毛绒似的羊毛质地的帽子，很像阿喀琉斯的头盔。只有在队列间穿行的头目，在黄色大袍外面还罩着一件深红色的大袍，羊毛“头盔”戴在剃得光光的脑袋上。他们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显示了对生活无欲无求者的平和安宁的特性。礼拜仪式的庄严声调及其神圣性，没有像在其他寺庙里那样被世俗的印迹破坏掉。这里的和尚听命于西藏来的喇嘛，他们把蒙文和藏文文献翻译成满文和中文，这些译文由寺院自己印刷。寺院还有一大片很美丽的花园。
离此不远，在内城的东北角，紧靠城墙的地方，是俄国教堂的所在地。连同小湖边的传教团的住所，这里原本是一座中国庙宇。近处有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从山上可以俯瞰这一带城区：北京简直就是一个大花园，在绿色的海洋里，只有城门和个别庙宇及宫殿的屋顶显露出来。这一景象之所以使人惊异，是因为大街上的熙熙攘攘，完全给人以大城市的印象，简直无法想象，在一排排房屋的背后，还隐藏着如此众多的花园。
靠近南城墙西门处，是天主教大教堂所在地。它是一座耶稣会式样的雄伟建筑，建造于康熙年间。在驱逐基督徒的行动中趋于坍塌，在1860年和平协议签订之后，与天主教其他产业一起，重新由法国人收回，教堂正面原有的葡萄牙徽标被去除，教堂也被重新整修。据说是俄国传教团的交涉，才使大教堂免于完全被毁。他们向中国政府声称拥有教堂的所有权。其中文名称为南堂，是相对于皇城内的北堂而言的。
，并交给耶稣会士管理，一直到被驱逐为止。据说，星象馆是蒙古人的皇帝建造起来的，位于内城东南处的城墙脚下。耶稣康熙还修缮了星象馆会士放置在那里的中式古老仪器，至今还保留着。星象馆的大门已被虫子蛀坏，面朝大街，里面的院子古树参天，房屋坍塌，阴湿不堪。里面仍住有守卫。这里有两个星盘和一个很艺术的水钟，上面覆满了厚厚的铁锈和铜绿。一个厚重的四方塔被当做了观测台，它以城墙为倚靠，又比城墙高出十二英尺。观测台的三面都放置着天文仪器：两套天体仪，一架地平方位仪，一架六分仪，一架四分仪和一个很大的带金星的天球仪。据南怀仁（Verbiest）神父1673年所说，这些仪器很可能是中国人做的，是真正的工艺品杰作。
仪器上所有的把手、支脚和底座都刻着龙和其他神话动物，盘绕纠结，造型奇特，线条、浇铸和镂刻的工艺完美无缺。从这里俯瞰北京，一览无遗，北京整个就是一座城墙环绕的花园。再往外看，郊外一片荒芜，东面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向西和北，是起伏的山峦。
内城的东南还有皇家谷仓和文庙。文庙是举行国家考试的地方，从文庙延伸出去的花园里，建着很长的一排排的小屋，它们就是考屋。每次都有四万名考生从各省涌入北京参加考试，因为赶考者往往还带着很多家人同来。皇家翰林院是中国最有地位的科学研究机构，位于内城的东部。东北部是孔庙所在地，可惜出于对中国政府的体谅，谨慎的外交官们没有允许我们参观。我们离开以后，他们自己倒是进去看了。只是孔庙的介绍材料大都不准确，而且所介绍的都是有所保留的。根据芮尼医生的描述，从孔庙的西侧进去，经过一片小树林，便是一排排的大理石碑，上面刻着优秀学者的名字。经过南边的三门牌坊——上面有精美的装饰，进入一座浓荫遮蔽的寺庙式院落，其中央为一大理石台基的庙宇——“完美”，该殿得到完美的维护，其外墙上装饰着金色的龙，墙的底色呈绿色，木雕作品上罩着网，以防禽鸟。宽敞的大堂，简洁而肃穆，顶上有板壁，同样绘着金色的龙，底色为绿色。在一个漆成红色的木龛里，放着孔夫子的牌位，牌位也呈红色，上面刻着金色的大字——“孔夫子神位”，牌位前的祭案上摆着坚固的铜花瓶和烛台。大殿侧面的墙上还有些类似的神龛，里面放着另外四位伟大圣人的牌位，其前面也放着祭案。旁边入口处不远，是其他十二位圣贤的牌位和祭案，每边各六位。接下来又是一个大院子，孔子的睿智之语用金色的大字刻写在黑色的大理石板上。
还有很多寺庙散落在内城里面，这里伸出一个巨大的蓝色琉璃瓦屋顶，那里从一排排的房子中拱出一座四层的宝塔。大多数的建筑物乏善可陈，参观其中的一座庙宇之后，就不想再进第二座。汉学家可能会找到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实物：月亮庙（Tempel des Mondes）是给所有王朝的统治者涂脂抹粉的，太阳庙（Tempel der Sonne）是萨满的圣地，是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等等。外行看不出它们的区别所在。
内城的西南角是象院。1861年，这里只剩下唯一的一头独眼大象，皮肤泛白，獠牙残损，从外表看，它足有一百多岁了，是从云南过来的。据说在节庆时，明朝的皇帝总是用一大群这类的动物来娱乐。耶稣会士记载，满族皇帝治下的17、18世纪，皇家饲养动物还很兴盛。道光皇帝登基的时候，皇家的厩圈里还有三十八头大象。当财政迅速崩溃之后，这一奢侈娱乐就只好被放弃了。厩圈现在已经坍塌了。
北京地理位置的中心点是皇城里的煤山，它也被称作京山（Berg der Hauptstadt）和万岁山（Berg der zehntausend Jahre），英国人称之为景山（Prospecthill）。据称明朝的一位皇帝，为了对付围城，在此将煤堆积成山。如今，整座小山和旁边的皇家休闲园林遍布浓密的绿荫。整个山林围墙环绕，四面设门，南边一长排的房子临河而建，此河即为紫禁城的护城河，极其宽阔。北门建有一座堤坝。亭子的顶部用黄色琉璃瓦铺成，交相辉映，它们对应地矗立在煤山花园的南角和紫禁城的北角——盖因其院墙的颜色为红色，故被称为紫禁城。煤山的山顶装饰着四个圆顶的亭盖，亭盖上绘有彩色的神怪图画，我们未被允许参观。住着僧人和佞臣的小房子和放着怪异神像的小庙零零散散地分布在灌木丛中。
大理石桥下的中海，流入紫禁城的西北角，面对煤山脚下。从桥上看，景色优美，可以看见远处的湖边花园。北边远处是法华寺，它属于另类的、迷信的道教派别。寺前的小岛上，有建于1460年的五栋龙房（Drachenh？uschen）。右边的东北方向，“金山”的山脊伸向水中，以“琼岛春荫”（Fruehlingsschaten der Mamor-Insel）之名，算作是北京的奇观之一。早先它四周都有流水，现在大理石桥下的河道已干涸，水从东面和南面流走了。白色的大理石栏杆围着已经荒芜了的花园，珍贵的岩石、倒塌的休闲小屋和小庙掩映在树丛中。很久以前，中国皇帝就对这座林苑进行了布置修饰。叛军攻入北京的时候，明王朝的统治者在这里上吊自杀。这个可怜的帝王吊死的那棵树，被第一个满洲皇帝用铁链围起来，现在铁链还挂在干枯的树干上。小山的顶上是一座喇嘛寺——白塔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上面的纪念碑，这是满洲人1651年为纪念该事件而建立的，其形状类似普通的喇嘛教坟墓：坚实的地基之上放置着一个下小上大的石鼓，其上是锥体柱石，戴着帽子似的装饰。中海的水来自内城北部的几个水塘，并接纳与圆明园的湖水相连的护城河水，现在流入的水量已经非常少了，水面上盖满着芦苇、莲叶和其他水生杂草，简直像灌了水的肥沃草地。在完全荒芜的情况下，水池很容易固滞淤塞。
桥的对面，湖的西岸，是天主教的北堂。其地基、大教堂以及其他几座教堂是康熙皇帝赠送给耶稣会士的。据耶稣会的报告，康熙没有接受洗礼，仅仅是因为他无法放弃自己众多的女人，他想还是到临死之时再受洗。为了神父能够随叫随到，他把紫禁城边的这块地皮赠送给了耶稣会士。但死亡来得过于突然。耶稣会士直到1823年还在北京坚持，未遭驱逐，最后一个耶稣会士离开的时候，向皇帝请求，结果当初这块获赠土地还得到五千两银子的赔偿。传教士的教堂和住所，中国人没法用，就被推倒了，花园似乎给了皇帝家族的一位亲王。1860年和平协议之后，法国人要求得到这块地基以及所有耶稣会旧有房产。皇家政府解释说，地基是买来的，法国外交官说，如果被破坏的建筑重新修建起来的话，可以给予买地的钱数。当然强大的无理一方获胜：原本就是赠予的，又被大方地购回的土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就给出去了。和平协议之后，遣使会也要求归还旁边的地皮，是耶稣会为天子生产玻璃的地方。政府告诉他们建筑物已经毁坏，作为归还的条件，遣使会也必须在那里生产皇宫用的玻璃。
现在只剩了光秃秃一段阶梯的小教堂，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也在重建，但政府中断了建造，因为从这里可以看见湖对面的皇家花园，天子是不允许被哪怕是远处的目光偷窥的。他出行的时候，要有三顶同样的封闭轿子一起走，这样就连轿夫也无法知道皇帝究竟在哪一顶轿子里。皇宫里的女子也是不让人看的。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得到通知，说不能去北城，因为咸丰的母亲，即早已过世的道光皇帝的遗孀，带着宫女进北京。她一路上所要经过的商店都得关门，街道被封，不得偷看。哪怕是夹道欢迎的军队，在皇太后的队列来到的时候，也必须背过身去。
遣使会在北京造了一所学校，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已有四十六个学生，在学校住读。教室为平房，起居室和卧室在周围的其他几个院子里，学生显得健康而活泼。跟耶稣会士一样，在北京的传教士都梳着辫子，穿着中国服装，但看上去家乡的生活习惯并未放弃，他们用美味的咖啡和自制的甜烧酒来招待我们。
尽管传教活动中断了很多年，遣使会还是在北京发展了五千个基督徒，这些教徒由本土的神父照顾，他们忠实地保持着罗马教会的圣仪。至今我们还能感受到利玛窦神父的妥协传教方式在北京的天主教徒身上的影响，感受到他的明智的信徒的身上所保持的基于中国文化之上的风俗习惯和定见：女子不能在教堂里参加礼拜，那就给她们另辟一间祈祷厅。在1861年的一个静谧的礼拜五，法国人第一次参加南堂中国人主持的礼拜，他们完全没有料到，在分发圣饼的时候，祭坛上竟然放起了鞭炮。欧洲人碰到中国基督徒时，胸前画十字以示大家都是属于共同的团体。奇特的是，中国的很多穆斯林在信仰上与外国人很亲近，总是要与他们套近乎。北京的所有钟表匠都是基督徒，这是因为其祖先与灵巧的耶稣会士经常接触。耶稣会士的钟表、眼镜和仪器是瑞士人做出来的，然而是俄国人带入中国的，所以这些洋货都被当成了俄国货。
中俄关系
俄罗斯属下的希腊天主教社团，人数较罗马天主教少一些。1860年，这个传教团由四位神职人员和六位教外人士组成，他们研究中国的语言、体制和科学。几百年来，沙皇致力于扩展与中华帝国的贸易关系，向南方开疆拓土，在北京建立了常驻公使馆，但他未能在英国和法国之前获得政治上的同等权利。1656年，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之时，第一支俄国使团就来到中国：“斡罗思（Oros）的国王”。中国的编年史如此记载：“派遣其王宫的几位重要人物来到北京，以建立两国间的自由贸易。皇帝下令，以礼相待，给了他们一所房子，并派士兵在房前守卫，在他们外出时，尾随相伴。北京朝廷提出的先决条件是，俄罗斯君王须承认中国的君主地位，并且要带着贡品来朝拜。俄国人不肯就范，带着未完成的使命返回了家乡。”当时在北京的荷兰人也证实，俄罗斯人坚决拒绝了叩头（Ko-To）的仪式。
1688年，一个俄国使团来到中国边境，并向北京报告了他们的到来。康熙皇帝派了几位贵族前往色楞格（Selinga），同行的还有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和一位法国传教士作为翻译。1688年8月22日在尼布楚——俄国称为Nertsinsk的地方——会见了沙皇的使节，他们提出的要求——这一要求在170年之后的《天津条约》里才得以实现：即以萨哈连乌拉（Sakalien-Ula）或者阿穆尔（Amur）全线作为两国的边境线。1688年9月8日，双方签署了条约，该条款有五款，这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条约由俄方的翻译和两位传教士编定为拉丁文，然后再翻译成俄文和满文，双方各得到一份拉丁语文本和自己母语写成的文本。那条长长的山脉——即阿穆尔河的一条支流格尔必齐河（Kerbetsi）的发源地，应当定为边境线，所有山脊以南的土地以及所有从那儿流入阿穆尔的河流都归属于中国。
带领，花费了三年时间，经由西伯利亚，于1693年抵达北京。这位使节完全承认了（中方的）“礼俗”，也就是履行了叩头仪式。1720年，受彼得大帝派遣，公使伊斯曼罗夫（LeoIsmailoff）第三次俄国使团由雅布兰（IsbrantsIdes）以豪华的排场进驻北京。他愿意像所有的封臣一样行三跪九叩之礼，但条件是，由一位中国的一品官员，也对着沙皇的信函行使同样的礼仪。伊斯曼罗夫本应该重建很长时间以来疏松的俄中商贸关系，应该争取公使在北京不下跪的权利，但是，这两件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做到。他于1721年3月离开北京，代理人朗格（Lange）留了下来，“为有从容不迫的时间来制定两个帝国之间的条约。中国政府以这项要求与国家基本法律相违背为借口强烈反对公使提出上述条例中的居住权，尽管如此，这位特使知道哪怕采取措施，Bogdakhan皇帝仍会不顾政府官员的反对而为此提供帮助。”
朗格在北京又逗留了一年，仍然一事无成，于1722年6月被迫离开。尽管有天子的禁令，秘密的贸易往来其实还是建立起来了，因为在俄罗斯，人们穿上了中国的丝绸。
为了修订1688年签订的边境条约，1727年，伊立礼（Sava Vladislavitsch）公爵又出现在中国的首都。1727年10月，新条约签订。由于卡特琳娜女皇的逝世，条约迟至1728年6月才由彼得二世签署通过。条约共有十一条款，最初为满文，翻译为拉丁文和俄文。条约对两国边境的来往作了规定，也确定了贸易交往的方式，商人的数量，商人不超过两百人，允许每三年来北京一次。相应地在北京为他们建立传教机构，两国之间互通消息。详细绘制和标注的边境地图取代了原先的老图。
那时建立的俄国传教团成员，由四位神职人员和六位教外人士组成，每十年一轮换。“允许斡罗思完全按照应有的仪式做礼拜并祈祷。四位既懂俄文又懂拉丁文的年轻俄罗斯人，两位由公使留在首都的年纪大一些的，都住在一起，为的是让他们学习中文。他们的费用由政府承担，学业圆满结束之后，只要他们自己要求，允许他们返回家乡。”当时（中国朝廷）已经决定要驱逐耶稣会士，他们曾经为之充当翻译的中国政府，必须要找到替代者，所以想把全部的罗马天主教神甫的财产转送给俄罗斯人。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人宣称拥有大教堂，由此使大教堂免遭毁坏。雍正皇帝之所以恨耶稣会士，是因为老康熙想把皇位给另一位已经受洗的信天主教的皇子，而不想传位于他了。伊立礼公爵似乎获得了豁免，不再为礼仪所纠缠，这又导致了朝廷官员和同时期在京的葡萄牙公使麦德乐（Dom Metello de Souza-y-Menezes）之间的摩擦。
1727年的条约于1767年在恰克图由双方派出的全权特使又进行了修订，1768年10月签订的附加条款，包括了处理双方难民和逃犯的规定。
1805年，一队新使团从俄罗斯出发，却在边境被中国官员阻挡，因为使团随从人员过多。在蒙古，双方开始就接待礼仪进行谈判，戈洛夫金（Golovkine）公爵拒绝了援引马嘎尔尼爵士一例作为行叩见礼的根据。中国的副王（Vicek？nig）准备以皇帝的名义，定于1月15日在室外举行一个庆典，俄国使节须在一顶华盖前行磕头礼，哪怕到的那天冰雪交加，这一仪式也要如期举行，但俄国使节丝毫不肯让步。庆典无法如期举行，天子下令，戈洛夫金公爵必须打道回府。
1808年、1820年两年间，俄国使节多次来北京，但未被接见。他们的使命似乎局限在科学和人文方面的考察。
俄国在1806年由Krusenstern在广州所作的缔结海上贸易的努力，已在前言里有所涉及。中国政府对这类贸易予以禁止，只允许在陆路的恰克图进行两国产品的交换。由于垄断保护，这里的易货贸易繁荣了很多年。俄国政府严禁中国产品从海路进口，也对此地贸易有利。骆驼商队经浩罕（Kokand）抵达奥伦堡（Orenburg），东面是从恰克图出发，与边境上的游牧民族进行了很多不被允许的易货贸易，欧洲的商人也间接地参与其间。当时阿穆尔河沿岸的贸易还局限在少量的皮毛商与中国被流放的犯人之间。
自从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俄国对向中国输入鸦片者判处死刑，而中国政府那时却实实在在地允许鸦片进口。与此同时，对俄罗斯的贸易限制也减少了。而针对突厥斯坦边境富有的中国大投机商以及在长城沿线实施的关税保护制度，引起了一系列的暴动，为镇压这些，中国政府花费甚多。因此中国政府想与俄国联手，同时，为了加固蒙古部落的忠诚与服从，消除可能产生的矛盾，允许他们开辟新的财源。在短时间内，这种交往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了。由于山西商人掌控着俄罗斯的贸易，他们在鞑靼地区（Tararei）以及所有长江以北的地区有着广大而深入的联系，俄国货的销售取得了很大突破。那时在整个中国都能买到厚厚的俄罗斯方巾，价格甚至低于生产成本。假如这种产品在俄罗斯不是以低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成本生产的话，假如该产品经过偏僻荒芜的漫漫长路、在边境售出，然后又一次经过漫长的沙漠之旅的话，那么，账目应该是很清楚的——俄国人在亏本销售。沙皇想借此扩大本土工业品的销售，再通过禁止中国产品的海上输入、提高从中国换回货物的价格，从而抵消亏损，因为在恰克图的贸易只是以货易货。1830年，价值154552Ellen的俄罗斯方巾出口到中国，1840年已达到1328912Ellen。茶叶也以同样的增长规模出口（到俄国），这是中国人用来交换方巾的。当中国方面取消海禁之后，沙皇政府只是偶尔很例外地允许俄罗斯船只往东海运送一船的茶叶。但是，俄罗斯方巾的质量显得越来越差，差得中国人不再想要了。为此俄国人试图用银币来支付茶叶，却用了很差的金属，以至于再一次地被中国人所拒绝。据说中国政府对莫斯科的特许贸易公司进行了严格的调查，追究假币的来源，并认为有必要取消海禁。
俄国政府积极努力，为的是赋予其北京传教团以政治上的意义，但直到南京条约签订后，仍然徒劳无功。普提雅廷（Putiatine）公爵于1858年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即使是这个条约，也不过是保证了沙皇政府与中国最高当局间的书面来往上的平等地位，并获得了在特殊情况下向北京派遣外交代表的权利。当1860年联军向北京行进之际，作为俄国公使的伊格纳切夫（Iglatief）将军正在北京。他作为调解人参与了和约的签订，笔者也不是很清楚他所起的作用，但当时所签订的条约的实际内容，中文和俄文文本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其中割让土地的重要协议——即俄国得到一个不冻港，恭亲王在英国外交官面前表示强烈反对。
郊游
过去的几百年间对紫禁城的内部时有描述，其可靠性既不能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但从中无法获得一个鲜活的图像，很多内容肯定是言过其实的。根据前一位皇帝对圆明园的热爱来推测，北京的宫殿一定与其他公共建筑差不多，都废弃荒芜了，这从中国人的言传中也能得到证实：只有皇帝每年住一段时间的房间得到了一些必要的维护。从内城的南城墙可以看见城门和很多高大的建筑，这些建筑位于整座城的中轴线上，看上去很像英国公使馆的建筑。规模非常宏大，其中最主要的是朝见皇帝的大殿。从望远镜中看去，它似乎已很陈旧了。连接宫殿的大道左右两旁，是一排排较为低矮的房子。紫禁城的其余部分都掩映在茂密的树林之中，只有巨大的金黄色琉璃瓦从树梢中偶露峥嵘——皇帝及庙宇才有权享用黄色的屋顶。长满了芦苇的护城河的两边镶嵌着花岗岩砌成的护堤，它的另一边就是红墙，即环绕紫禁城一周的一层楼高的围墙。在北角上，矗立着带黄色瓦顶的亭阁，北面的中间是一扇巨大的城门。东西两面都是望不到尽头的城墙，每一面都在近南角处开有大门。大门有三个洞门：东侧是供高级官员通行的，西侧是王子及亲王的通道，而中间的门洞只有皇帝才能通行。
北京的郊区市镇没有值得一看的名胜。最大的一处古迹在朝阳门外通往通州的大路边，距离朝阳门一千步处，叫东岳庙（Tun-Yo-Miao）。以前的中国皇帝都要到五岳谒拜祭祀，然而路途不便，所以在首都为五岳各自建庙。东岳庙应该是在1317年蒙古人治下建造的，建筑物保存得较好。每个院落的每一侧都是一排小房子，靠着后墙端坐着高大的神像，其面前还有十到十二个一排的小神像两排。院落每一侧的中间有一个宽敞的屋子，屋里的家具陈设相应也是大尺码的。单是这个院子里的小房子就超过了七十间。15到20英尺高的神像，巨大的铜烛台、铜香炉、旗帜、大鼓、弓和箭以及其他武器装饰着这座庙宇，四周都是雕刻的石碑，把院落当中的空间都占满了。这样的院落在东岳庙里共有三个，第三个院落里的小屋甚至还是两层楼，所以房间就更多了。其庙宇主神像的左右两边站立着一头铜质的一头木质的配有辔鞍的驴子，前者是每月的一、二、十五及十六日显灵：病人可以先祷告，然后用手搓铜驴身上与自己身上病痛相同的部位，期盼着由此而痊愈。这值钱的迷信给僧人们带来丰厚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