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的僧人又收拾出一间用餐的厅堂，可是大家却对这丰盛的早餐不屑一顾。三点一过，我们就出发了，向偏北的方向走，这条路通向与圆明园西墙比邻的玉泉山公园。整座园林被一堵高高的土墙围住，以阻挡凡人俗眼的窥视，眼下它成了我们歇脚的地方。眼前是布满芦苇的西湖，位于玉泉山的西侧。一座寺庙、一方高塔以及静明园装点着玉泉山的双峰。山名的含义为“甘甜的泉水”，泉水发源于此山中，专供皇帝饮用。湖的中间有一小岛，岛上有宫殿，一座大理石桥将小岛与岸上连接起来。另外有一座皇帝很喜欢居住的意大利风格的宫殿，1860年被毁，它原本在北岸的万寿山上，现在只剩下结实的地基。真正的圆明园——其含义为圆满明澈——坐落于湖之东岸，我们的目力已不可及。法国和英国的公使，从来就回避来此地参观。英国公使馆雇的中国学者（Schriftgelehrter）总是以悲愤的神情，诉说起珍宝的被毁：如果仅仅被抢去的话，至少东西还在。无论在数量上和价值上，被抢的东西也都无法与被毁的东西相提并论。这不是皇帝一人的损失。据说出于安全上的考虑，都城的很多人把自家的珍藏都转移到了圆明园。事实上，确有一大批珍贵之物没人注意，许多大件的珍宝被打碎，就是明证，由其大量的碎片判断，它们来源于巨大的铜器。偶尔也有纯金碎片混在其间。恒祺（Han-Ki）估计损失有800万塔勒之多。皇帝从圆明园逃走时只带了祖先的牌位。整个帝国都在哀叹圆明园的被毁，将此看做是重大的灾难。中国学者还坚决否认皇帝参与了对俘虏的虐待：“英国人应该要求（中方）交出肃顺（Su-Tsuen）和他的同道，并以同样残酷的手法在他们身上加以报复。”
我们横穿曾经走过的那条大路，从圆明园通过内城的西直门，又穿过一条叫高粱河的小河——小河从西湖流出，汇入到护城河。当我们回到城里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拜访清廷要员
9月26日，艾林波伯爵拜访了老崇纶，他因病不能到特使的住处来问候。他的家在皇城的一条横街上，既不漂亮也不宽敞：低矮的房子，窄小的院子，房间里几无陈设。在接待艾林波伯爵的书房里，却一本书也看不到，只有一面墙上贴满了中国字，这大概是一篇目录吧？在两个仆人的搀扶下，崇纶走了进来，他看上去很痛苦，穿着吊孝的白袍，其领子和卷边是天蓝色的，丝绸质地，他的头发和胡子已有三个多月未曾收拾过了。寒暄过后，他的儿子走了进来，一个营养很好的二十二岁的小伙子，长着一张很逗乐的圆脸。他已结婚两年，跟太太和儿子一起住在父亲家里。
接着，公使被带入大一点的房间，点心也端了上来。崇纶说，今天是他的朋友和同事桂良（Kwei-Lian）七十九岁的生日，他为国家服务已满五十五年，在全国所有的十八个省都做过官。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他在所有取得功名的人里一直保持着影响力，从未受到过降职的处分。如果与林则徐（Lin Ki-Sen）、伊里布（I-Li-Pu）、耆英（Ki-Yin）以及其他同事的遭遇相比——他们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降职，桂良当然很了不起了。1858年桂良签订的《天津条约》，在所有中国的爱国者眼里是奇耻大辱，耆英是反对桂良的，但他只能在监牢里被毒死。
公使问崇纶的儿子寿昌（Tseu-Tsau），为什么还没有为国家服务，他的父亲代为答道，他很难让唯一的儿子离开自己，但仍希望他能做事，他已通过第一级的科举考试，尚未通过第二级，目前正在准备再考。这个慢条斯理的小伙子不得不练习他的功课，在一英尺长的彩纸上画字。看来崇纶十分自豪，为此赠给公使及其随从好几卷这样的字幅，作为纪念。
寿昌代表他生病的父亲对我们进行了回访，说话甚为明了。他非常坦率地批评了行政管理上的陋习，直指官方公文撒谎，欺骗民众。比如早先《京报》上庆祝胜保将军在山东与叛军作战取得的辉煌胜利。寿昌解释说，胜保只是个牛皮大王。按照胜保自己所承认的，他在山东的平叛，造成亚洲最大最残忍的血腥屠杀场面，他把攻打下来的城镇里的所有男居民分成两类——暴徒和匪首，后者被剁成碎肉，前者被砍头。所有的女人和孩子被强行带到黑龙江。就是以这样的手段，才让这个省归于平静。
胜保就是1860年9月在八里桥执掌军令的人，很可能就是他下令把Brabazon上校和Abbe de Luc处死的。有关他们的遭遇，胜保的说法显得模棱两可，如果与中国士兵的说法相比的话。胜保拒绝执行书面的命令，由此更增加了这一推测的可信度。春天的时候，胜保和他的军队驻扎在北京，夜间常常枪炮齐鸣，受到惊扰的外交官们打听后得知，这是为了显示力量，以震慑坏蛋，进而提高民众对统治者的敬畏程度。而胜保的军队对于外国人并没有恶感，有几个英国人甚至还去过他位于外城南边的营地，途中遇见执长矛的骑兵队，还向他们表示敬意，当一个军官与英国人说话时，整个队伍就自发地停下来，为了能偷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很多人还大大咧咧地离开了队列。
五月初，胜保被调到热河，皇帝又命令他回山东协助僧格林沁。回到北京后，他愿意接受军队调动令，只限于向南行军一天，然后就悄悄撤回首都，守在他认为更需要他的地方。不久，他就不得不作战了。僧格林沁率军撤退，到了距离天津不到六英里的地方。因为有外国军队在这个城市，因而叛军没有入侵，但他们却绕过僧格林沁，从西南面向北京进攻。据报纸报道，胜保似乎阻止了这次进攻，随后还赢得了一些胜利，他获得了最高指挥权，而僧格林沁却因为肃顺的暗中拨弄，又一次失去了宠信。在北京的外国人只听到对这位蒙古王爷的正面评价，说他是一位朴素而诚信的将领，他从来就不是政客。人们称赞他爱兵如子，治军严明，在很大程度上把抢劫行为打压了下去。1858年，李泰国（Lay）先生在天津合约谈判中固执傲慢，踏碎了老桂良的尊严，使得这位蒙古人内心充满了对所有外国人的痛恨。皇帝个人只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对《天津条约》做一些修改，而僧格林沁与肃顺及其同僚结成同盟——那些人是带着另外的动机来谈判的——迫使皇帝以暴力驱逐外国公使和打击外国人。外国人对于中国官员所表现出的趾高气扬激怒僧格林沁，在张家湾战役前，他用简单的词句表达了这种愤怒，这就是他对被捕的巴夏礼所说的话。他并未从大沽口的失败中意识到自己的武器装备太差，他希望与外国人在开阔的战场上厮杀，似乎当时他的呈文就已在催促皇帝逃跑。但是张家湾战役让他明白，战斗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战争的发展趋势以及条约签订之后外国人的登场，也还是引起他对外国人的尊重，他开始在政治上站到恭亲王一边。后来他在镇压叛军的战斗中丧生，他与几个骑兵冲在最前沿，这是一个勇敢战士的死法。
胜保具有双重的个性。作为将军，他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尊重；在八里桥，他同样也获得了欧洲联军的尊敬。他公开宣称，发动任何新的战役都是愚蠢的，僧格林沁在张家湾战役之后的想法一定也是如此。两位将军都避免再与英法联军作战，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中国人在1860年秋天还认为，天津被占领是无法忍受的巨大耻辱，和约的所有条款都是不能接受的，接受它就会危及到皇位。之后中国人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1861年秋皇家政府最希望看到的是，英法撤离天津和大沽口要塞，当这个要求尚无结果时，他们已请求士迪佛立（Staveley）将军按英国标准训练中国士兵，因为那时山东的叛军已经实实在在地严重威胁到了都城。
看来北京政府对卫戍部队不够信任。除了民兵之外，卫戍部队由一万名禁军外加约七万名旗人组成。旗人实际构成卫戍部队的核心，他们是满洲皇帝的私人卫队。八旗军队的将领一部分是满族，一部分是蒙古族人，还有一部分是汉人——即参加了十七世纪推翻明朝的战争的中国人的后代。根据威妥玛先生的记录，每个民族都有八个旗，一共二十四个旗。每一旗都有一个都统，也就是总负责人，它既是一个民事机构，也是一个军事机构。并非所有旗人都是士兵，除非是上三旗的旗人。既不在军中也不在民事机构服务的其他旗人，就不能从政府那儿拿到薪俸。前两个一等的旗——镶黄与正黄旗——住在皇城的北部，两个白旗住在东部，红旗在西部，蓝旗在南部。看来二十四个旗在北京的地盘是根据占领时的情况分配的，其地位是世袭的，他们成了贵族，其成员在民事和军事领域都具有很大的优先权。与这支皇家军队严格区分的是绿营军，只有汉人在其中服务。
9月15日从热河回来的恭亲王已经声明，将要接见艾林波伯爵，只是还要找一个合适的形式。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在条约生效之前，是不允许艾林波在北京逗留的，只能匿名出现。交涉了很多天，终于定在9月27日去拜访恭亲王。艾林波伯爵带领着所有随从，还有哥士耆伯爵和美理登先生一起，于下午2点骑马前往位于皇城北部的外交部的临时官邸。
这是一座残破的旧庙，门口就很破旧。接待室小得无法容纳所有的人，窗纸和墙纸上贴着粗糙的补丁，肮脏的墙壁，所有角落里布满了蜘蛛网。天子最亲近的兄弟，就是在这样的房屋里，接见一个三百万人口的欧洲大国的帝国摄政者的使节！外交部的其他成员中，有文祥和恒祺在场，衰老的桂良因耳聋未来，崇纶因病在家。亲王的丧服与其他官员毫无区别，垂到脚的白色粗棉大袍，镶着浅蓝色的袖子和领口，黑缎子的靴子和黑缎子的帽子，直直卷起的帽檐上没有任何标志。
估计恭亲王那时不超过三十岁，苍白的脸上呈现出真正蒙古人的轮廓，眼睛非常大，射出严肃的光芒，富有表现力，他的表情显示出他的决断力。他起先脸部静止不动，断断续续吐出字句的方式，有一种皇帝般的高贵，当那些不连贯的声音到了翻译的口中变成连起来的话语时，很让人吃惊。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的脸上渐渐显出了温和友好的表情。
艾林波伯爵首先对皇家政府的合作表示感谢，并感谢恭亲王亲自主持条约工作，恭亲王也以礼相答，首先赞扬特使对中国政治状况的体谅和尊敬，同意公使权的推迟执行，并恳请特使向其国王陛下转达最崇高的敬意，他保证两国间的交往会取得迅速的发展。亲王一再表示遗憾，碍于皇家的哀悼礼仪，他无法为特使举行欢迎仪式。特使接着答道，他感到非常荣幸，认识了亲王本人，亲王的大名早已传到了欧洲。这时亲王几乎是激烈地打断了翻译的话：他的名声不可能有那么大。事实上，与亲王打过交道的外交官都称赞他正直而谦逊，而亲王总是对他们说，直到不久前，他还只惦记玩乐而根本不懂这些事物，让他们原谅他提出的愚蠢问题，因为他还什么都不懂。尽管他的问题确实常常是非常天真的，但他总能触及问题并得到结果，这是与任何其他中国人打交道无法达到的效果。
喝了几杯茶，交谈越来越轻松，如同互相欣赏的男人间应有的那样。最后亲王笑称，那些六月份在北京丧尽天良的洗劫者都是罪犯。亲王陪同特使一直走到门口，开始时是那么的拘谨，而分手时已经如此友好了。这位爵爷的个人魅力，使我们完全忘记了周围环境的脏乱。他们之所以没有整修这座房子，是因为新的外交部建筑已经造好了，只是由于皇家哀悼期的关系尚未搬入。
9月28日，大臣文祥和恒祺来回访特使。这两位看上去都很有智慧，特别是满人文祥，他的脸型几乎与欧洲人一样，当时四十四岁，具有开朗、生动和果断的天性，让人感到值得信任。北京的外交官都把他看做是所有中国大臣中最聪明、最诚实的人。
在北京度夏的赫德先生刚刚接替了李泰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职位，他和公使馆的秘书兼翻译——主要是赫德——与恭亲王以及他的大臣们几乎每天保持着来往。几次拜访之后，因工作关系而产生的拘谨很快就被无拘无束的友好交谈所取代。亲王和文祥抛弃猜疑，向外国人展示了完全的信任，向他们咨询并学习知识。文祥很努力地探询欧洲的情况，态度严谨，以期从中获得对他的祖国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所需要的有用东西，首先是海关的设置和外交事务的专门管理，适应了外国的需求。在互相熟悉之后，这些大臣常常天真地惊叹，欧洲人中竟有这么多认真正派、受过良好教育且有思想的人，他们的道德信念和正义感与中国的“礼”基本相同，与神圣的世界秩序和古老的法礼习俗完全一致，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但这不同是源于风俗习惯，而不是人的本性。他们常常对基督教文化的人道、忘我和高贵思想表示赞叹。一般情况下，他们只对最接近的人说出真话。他们坦然承认，直到上一次战争，他们还对外国的民族没有一点概念，既不知道他们的国家，也不了解他们的教养。广东政府酿成这一结果，它让北京朝廷把所有外国人都当做蛮族，让他们继续抱有古怪的想法：所有海上民族都是长着鳍的怪物，以海为家，在陆上行动艰难，好像海狗那样，并习惯在黑暗中生活。北京的上层人士中有人承认，1858年联军到了天津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认为的。战争期间中国人经历了几件糟糕的事情，应该说这些都是特例。对夏宫的野蛮蹂躏，对白河的掠夺和毁坏，根据一些出版物中所披露的英国军官的说法，很多无辜者流了血，在北京附近的毫无顾忌的抢劫，这些都还记忆犹新。总体上说，联军的行为是端正的。尽管和平条约已经签订，但使馆机构根本无法对所有的胡作非为加以控制，无法制止那些无理性的家伙粗暴野蛮的恶行。北京的外交官们常常由此受到连累，他们管辖下的被保护者太不成熟、太骄傲自大，正直和礼仪受到了损害，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被侮辱、被伤害。外交官们寻求着尊贵的声誉，他们的态度很快就向（中国）大臣们证明，这些行为是例外情况，基督教的道德与中国的道德至少是不相上下的。公使们严肃认真和坚持不懈地向受伤害的中国重臣们灌输这一信念，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在整个夏天里，恭亲王和大臣文祥天天都在努力地说服皇帝接受他们的看法，与外国建立正确的关系。
文祥聪明灵透，熟知国家政务，他被北京的外交官视作亲王的政治导师和顾问。此前的亲王只知享乐，不谙任何国家事务，中国人觉得他也没有任何管理国家的才能，然而亲王却品格正直。文祥勤勉而坚定，亲王却常常在政治谈判中打瞌睡，那些细节使他感到无聊，但显而易见的是，亲王没有先入之见，更容易接受与中国观念相违背的观念，也不墨守成规。聪敏的文祥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为国家服务，中国的观念已经融入他的心灵，他已被汉族文化所同化，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迫使他改变思路。
这两人期待着改革，但改革所碰到的最大障碍是所有官员的欺诈无信以及在最高职位上被默许的巧取豪夺制度。需要任命高官重臣的时候，亲王和文祥都坦承他们无法找到正直的官员，这也正是涉及外贸的海关最高行政管理人员全部都由欧洲人担任的原因。而关税是目前最大的、或者说唯一可靠的皇家收入来源。即使是同僚，他们也无人可以信任。哪怕是亲王的岳父——那位衰老的桂良——也不例外。崇纶管辖的天津税务部门和他担任副部长的财政部蒙着重重面纱，没有人愿意去掀开。恒祺因为他了不得的敛财行为而引人注目。贿赂已如此深入到制度之中，作为广州的税务总管，五年之后到北京述职，得给那里把守城门的军官——九门提督——按照每年一万两的标准交纳银子。那个税务总管就是恒祺。他主持下的贸易停顿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他只拿出三万六千两的银子，就进了北京。回到北京后，他两次觐见皇帝，每次给皇帝进献一万两。在皇帝逃往热河的时候，他又很轻松地给了皇帝一万两银子。1861年夏天，恒祺为他母亲的葬礼还用掉了五千两。广州税务总管的年薪只有两千四百两，而他衙门里的日常开销就要八千两。在中国，一位得到好职位的官员需要照拂和供养整个家族。尽管如此，恒祺还是搜刮到了三十万两银子。关于索贿的方式，赫德先生从恒祺手下的一号人物那儿听来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这家伙很严肃地说，如此所得绝对是堂堂正正的：政府必须建造和装备船只，所需费用按章报销，但钱没有用在造船上；政府从中也得到好处，因为真正装备所需要的钱比恒祺从国库里支取的要多得多。这个思路他可是很当真的。看来皇宫是鼓励这种欺骗的：税务总管经常从皇宫获得订单，并侵吞掉几千，但从来不许以账单来麻烦天子。
腐败存在于所有的官僚阶层。让公使们感到烦恼的是，虽然中国人给他们提供了服务，但常常又说这种服务是违背法律的。在北京建立外国公使馆是主权中有主权，这正是北京政府最为害怕之处。连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都密切关注着，以避免皇帝的最高权力受到侵犯，而外国公使馆也联合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由于公使馆的财产不用上税就可以运入北京，所以有很多运输商在城门口宣称，车上所载货物是运往某某公使馆的。为了阻止这种违法的事情，布鲁斯先生向恭亲王建议，每次派一个官员随车一起前往相关的公使馆验货。恭亲王却无奈地大声说：你们以为，那些官员就不偷我们的？不会用偷运进来的东西做交易？从这一点看，丧失良知的本国公民，如鸦片偷运全盛期的最有名公司的代表，也使公使们深受其累。天津的颠地（Dent）公司的一个代表竟然以布鲁斯先生为收货人，将一大批箱子寄到北京，这当然是欺骗行为。这些恶行从根本上损害了外国人的名声，因为敌对方的探子将此情况呈奏到了热河，说外交官利用条约在北京暗地里做交易，而亲王必须化解这一类的谴责。
其他的一些事情也会招致中国人轻率地利用外国人犯法。根据清朝的法律，如果没有许可，不允许任何人在北京拆建房屋。北堂的一个传教士的邻居却这么做了，并且声称，是传教士允许他这么做的，并且被警方所认可。撇开权限不谈，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有罪者受到了很重的惩罚。同样是这几位传教士，还在外城买了一栋房子，拆下来当做建筑旧料用，而他们所雇用的工人，以他们的名义，把一座旧庙的石头和大梁也搬走了，为己所用，这一卑劣行径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这些传教士并没有取得拆除那所房子的许可，由此事情变得非常尴尬。
在1861年的夏天，外国人与民众的关系变得非常好。每个大城市都有暴民，与文明的欧洲相比，中国城市的暴民不见得更严重。在一些较差的城区里，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一大群民众中的年轻人围住一个骑马者，施以谩骂，掷以石头，甚至还有更奇怪的举动，掷以铜板。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有地位较高的人站出来说情，让这些年轻人平静下来。尽管公使馆的成员每天都步行或骑马穿城而过，却从来没有受到过伤害。郊游的时候，他们总是到处受到友好接待，得到彬彬有礼的服务。单独出行、走遍全国，都是绝对安全的。
住在使馆里的人，通过与使馆雇用的书记员、汉语教师和翻译助手等学者阶层的交往，可以对中国人的生活获得比较真实的印象。因为有一所翻译学校，所以英国公使馆雇用了大量的学者。公使馆的医生芮尼到处为人提供医务上的帮助，他由此常常走入这些语言学者及其亲朋的家庭，亲眼目睹他们幸福的家庭生活，由此领略到中等家庭的良好教养，而这些人正是民众的核心阶层。根据他的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发展得婉转细腻，这些都不是例外，而是每天都看得见的，比如令人动容的病床服侍、感恩的情感和无私的奉献，这些都在证明，他们身上具备着人性最良好的一面。尽管外表已经颓败，尽管独特的风俗习惯还令人琢磨不透，但他们文明中道德教养的核心却仍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让人无法理解的反常现象只是一些裂缝，用我们自己丰富的教养就能加以弥合和完善。
思想的交流常常会引发非常有趣的讨论。他们越来越坦率地承认，一开始对外国人甚感惊异，甚至于坚信外国人属于海狗一族，而实际上外国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细腻的情感，他们渐渐对欧洲文化生发出崇高的敬意。然而，中国人对一些外在的东西难以逾越。比如，布鲁斯先生带了一辆马车到北京，并且亲自驾车，这使中国人感到深受伤害：强大的大不列颠国派来的公使竟然是个马车夫！有一天，布鲁斯先生的大猎狗查理（Charlie）——它是整个公使馆的宠爱物——进入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站岗的年轻军官、一位翻译以及他的姓谭（Tsan）的中文老师。看见军官与狗逗玩，谭的目光立即严峻起来，当玩闹的场面越来越热闹时，谭甚至无法掩饰他的怒气。当这位年轻军人扯着狗的耳朵学狗叫时，谭变得无法忍受，他从鼻梁上取下眼镜，很有风度地把它装入口袋，愤怒地踱出房间。第二天，他向翻译打听那位爱狗者的职位和官阶，然后他宣称，军官的职位说明了一切：在中国，也是军中的官员没有文化。当军官学狗叫之后，狗也跟着叫，由此狗证明自己比军官更有尊严。由此Charlie这只狗获得了中国雇员的尊敬，他们称它为Tsa-ta-lau-ye，意思好像是“查大老爷”。
外交官与汉语老师交往密切，这些汉语老师差不多整天都在使馆，外交官从他们那里获得许多首都及其居民的重要情况。以前的人口数据很不准确，高估了很多，至今也未再进行过统计，汉语老师的估测建立在长年观察和可靠的计算上，他们几乎完全认同内城的住户数量为十万的说法。因为中国已婚的儿子大多还与其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每家平均有八口人。卫戍部队还有十万人。外城有五千户人家，由此得出的人口总数为一百三十万。这个数字虽比以前估计的要低得多，而据外国人的看法，这个数字还是高估了。北京的人口可能减少了，但不会有如此大的减幅，之所以比以前的估计少了许多，是因为城墙之内一半以上的土地从来就没有建过房子。
在外国人看来，首都的居民极其安静而平淡，但他们仍然是政治事务中的重要因子。皇帝可以不太在乎帝国其他城市的公众舆论，却得要顾及首都的舆论。究其原因，正在于皇帝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而帝国其他部分的不满和骚动都遥远而不具切身之感。旗人和卫戍部队的主体在北京居住了好几代，与北京的民众已融为一体，或者说他们自己也已转化为北京的民众，家族的纽带已将他们与各个亲族联结为一体。恭亲王当日所具有的政治条件就在于拥有民众的优势。不说别的，光看他的政治对手出于自私的目的，将皇帝赶到热河，就让所有真诚的爱国者遭受了最深的伤痛。肃顺是阴谋集团的灵魂，他憎恨民众当另有原因，广为流传的说法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年轻皇帝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处死肃顺。人们之所以厌恶他，在于他是造成钱币紧缺的原因，到了1861年夏，这一经济灾难达到了顶峰，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这几年里，太平军始终占据着铜矿，而铜是铸造皇家钱币的必需品。在贸易和旅行中，铜钱是唯一的交换货币，银币是没有的，按分量称的银子只用于支付大笔的交易。作为财政大臣，肃顺先是让人铸造铁币，北京市民被激怒，拒不服从，并在大街上向始作俑者的头上乱扔东西。然后肃顺又发行纸币，完全按币面价值兑换。四家享有特权的钱庄逐渐降低了标准兑换率，人们听说纸币的面值比政府实际上的支付能力高出四倍。而肃顺在整个事件当中丝毫未损：1860年他是财政大臣，需要他公开承担责任的时候，其办公的衙门连同所有与纸币相关的票据文件都化为灰烬。1861年夏，纸币的价值只有票面的三十分之一，由此导致挤兑现象，手持纸币的民众挤爆了柜台，为的是把纸币换成铜钱，人们竞相报出低价，柜台后面的人得以坐等最低出价者，听凭外面成千上万的人担忧受怕。在贸易和旅行中，没有人愿意使用纸币。因为战争，首先是因为皇帝出逃，大量的大米被运到热河，导致（京城）米价大涨，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翻了一番，纸币变成废纸，穷人陷入极大的困境，肃顺遭到民众的诅咒。官家无法追究他的责任，因为账目都已烧毁，而兑换的手续又是那么复杂。肃顺就把多余的支出算到他所委托的钱庄头上，而钱庄又把这笔支出转嫁到财政部。政府看来最终从中得益，扩大了卖官鬻爵的范围。将卖官所得银两的一部分换成纸币，尽管不得不接受低汇率的损失，由此富人逐渐从穷人手里购回纸币。民众虽然遭受很大的损失和痛苦，但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他们激愤的情绪已经有所平息。不过纸币只在首都发行，并没有波及各省。而十四世纪发生的事情却完全不同，蒙古皇帝发行过量纸币欺骗了他治下的中国人。眼下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首都民众所显示的政治实力，其实与中国的制度一样古老。它的基本原则是，天子作为道德准则的具体化身，不能强制约束民众的行为，这一观念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并与所有王朝贯穿始终。中国皇帝不用害怕暴力变革会引起制度的坍塌或变更，造反只是针对不再被认作天子的那个人及其家庭。可能会有一半的帝国被拖入战火之中，但是皇帝的权威并不受影响。一旦首都民众起来反对统治者，那么皇帝本人就身陷险境了。现在满洲的家兵已融入到北京的民众当中，他们接受了汉人的文化，从工具变成了政治因子，宫廷对此不得不有所顾虑。不做制度上的变化，这是统治者个人命运的抉择。由此皇帝不得不考虑周边的民众，以期获得自身的安全。
天子一直关注着都城的公共舆论，《京报》就是一个例证。这份报纸历史悠久，可能比所有的欧洲报纸都古老。其确切的创办年代已无从考证，但这一传统宋朝就已存在，到1366年中断了。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报纸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并非政府机构，但确实引导着公共舆论。它与政府的关联在于，除了特别指定的密件之外，官员可以将所有政府文件交给报纸发表。简而言之，为了制造所需要的公众舆论，衙门可以挑选或撰写一些文件和材料。《京报》是中国唯一的报纸，全帝国的人都在阅读。在首都，这份报纸有三种版本：一种是大开面，红封皮，每两天出一期，公布官方的文件和公告；另外一种每天出一期，白封皮，登载与那些文件相关联的各类事件；第三种是前两种的摘编。另外，每一季度还出版一种官方的“红书”，有六大册，其中两册的内容涉及军队，四册涉及民事，由此将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状况展现出来。就媒体在中国所享有的自由而言，竟没有出现一家对立的媒体，这真是一件怪事。读者了解实情是很方便的，哪怕牵涉到高级官员，所有的事情都会以布告的形式张贴在数不清的墙壁上，一览无遗，官员经常遭到无情的抨击和嘲讽，而衙门并不干预。习惯势力如此强大，以至于试图限制这种古老权力的努力都可能引起骚乱。政府也是以张贴布告的形式引导公众舆论。
告别北京
我们停留的时间太短，所以无法对北京进行详尽的观察和了解。出于对中国政府的体谅，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去。带有鲜明烙印的城市整体样式给所有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大家逐渐触摸到这块具有悠久历史的、令人惊叹的国土。这座城市的整体布局是南北中轴，轴上排列着主城门，皇家宫殿和呈伞状回护皇宫的煤山，坐北朝南，俯视着帝国。望不到头的宽阔大街上，装饰繁复，市井生活五彩缤纷。大型的公园式花园里装点着纪念碑、亭台楼榭、开满莲花的湖泊、大理石桥和铺着碎石的岸边小路、肃穆的深色寺庙、巨大而齐整的门楼以及雄伟的城墙构成庄严而富有意味的整体效果。中国古老的政治庞然大物、天子的意愿，在这里显得举足轻重、无与伦比，就如同这座城市的整体性首先体现在巨大而简单的城墙曲线之中一样。然而，这一印象却是阴沉的，雄伟宏大已属过往云烟，已逝的强权通过厚厚的积灰而凸显，堆积的灰尘在北京几乎无处不在，赋予衰败的建筑以鬼怪般的外形。
卢齐奥医生与几位俄国公使馆的先生一起郊游，参观中国的长城。9月28日早晨，他们骑马从内城西城墙的北门出发，这条大街有百余步宽，老树夹道，他们笔直向北驱驰。驮着沉重货物的骆驼、背负蒙古货物的骡马，长长的两轮马车、牛车和驴车，构成首都与长城以外地区的繁忙交通。由于基本生活条件的不同，北方的游牧部落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几千年来，这些游牧部落不断向帝国侵犯扩张，还曾奴役过中国。当时为了年轻的皇帝入城，官员监督成千上万的工匠扩建和完善了这一条路。在距离城门四里的地方，有一座约三百六十步长的、用大方石块建造的宽阔大桥。再往前，一边是一排排的商铺、饭馆和旅社，另一边是一个巨大的市镇。从市镇开始，这条大路穿过高粱、玉米、豆子和茄子地。四周种植着蓖麻，到处都是忙碌的农作物收割的景象。距离北京六十里远的地方——这个城市叫Tsa-kau——还有与前述相类似的一座桥，它的后面不远处，又是一座巨大的石桥，它架设在一条细小的河流上。因为桥上所铺的方砖已部分脱落，车辙已把部分桥面压成了深深的沟槽，所以人们情愿涉水过河。平展的沙路一直向北延伸，通往山里，他们终于抵达一处山谷洼地，这里还能见到残存的城墙和塔楼，路面也开始变成石子铺成的，并且有向上的坡度。
又走了大约十里路，到达距离北京九十五里远的名叫南口的地方，这里只有很少几间房屋，供旅行者过夜。与普通的中国旅店一样，这儿有很好的马厩，而自己的舒适程度，就全依仗随身携带的装备。经过了七德里的骑行，大家既没胃口也没睡意。不管有无用处，所有的装备都用上了，他们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夜晚。
因为路况太差，大家从南口开始换乘骡子。骡子属于驿站，驿站是俄罗斯信使依据条约所建立的，从恰克图到伊尔库斯科沿途的一些驿站都可得到骡子，他们凭自己的心情开价，因为卢齐奥医生和他的俄国伙伴此次并非公事旅行，所以聪明狡猾的中国人就漫天要价，每头骡子五个卢布，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降到了三个卢布——不可理喻的价格，去Tsa-Tau只有45里地，再加上返程。
从南口出发，先经过一座城门，城门旁边带塔楼的一段城墙已经坍塌，沿山坡攀援而上，来到一个可关闭的关隘。山谷越来越窄，只有四百步的宽度，两旁峭壁的高度达到了一千二百到一千八百英尺，峭壁上树木不生，只长着一点细细的小草。巨大的方砖，是很多年前道路的遗存物，凌乱地滚落在路旁，好像是山体崩塌下来的岩石碎片。对骡子来说，石头小路非常难走，尽管俄国伙伴对骡车的安全性大有怀疑，卢齐奥医生还是坐在上面，直到一路上见到滚落下来的车子，才确信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里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牲口，旅行者坐在轿子里，“抬”轿子的是两头骡子。
距离那座城门十五里处是居庸关，只有一排房子，根据遗留下来的废墟、年代久远的道路以及两英里长的围墙来推测，这里曾经是一座大城市。长城沿着山谷绕了一圈，两边都通到一千八百英尺高的山顶，关隘由两道防线构成。沿台阶向下可进入山谷，有容纳几千个弓箭手的地方。中间唯一的一条大街上矗立着一座古老的石头凯旋门，上面的浮雕表现的是神明、英雄战胜了恶魔。
走过居庸关的五里之外，有一座小要塞，其围墙的周长约有一小时的路程，关口也是双道的防线，里面有几栋住着人的房子。从这里开始，山谷变得越来越狭窄，岩石壁立。这里有一座佛庙，从围着木头围栏的石阶往上走，看到高出地面四十英尺的岩壁上的一个洞穴，洞穴里有一座佛像，据说一个受神灵召唤的隐士曾住在此处。从这里望出去，首先见到的是在山脊上蜿蜒的长城，在阳光下闪着黄色的光。牲口艰难地爬上陡坡，才达到关口。
这里的长城保存得很好，约有三十英尺高，用方石建造，两边是方砖砌成的护墙。每隔三百到四百步，就有一个四方形的塔，每一面都有三个超出城墙高度的射击孔。一大堆古老的铁炮筒躺在关口的双道门旁，有阶梯可以爬上最近处的塔楼。塔楼都没有上锁，各道门都是敞开的。
经过通道的门，他们爬上城墙，墙宽为七步，地面铺着石板，石板间的空隙增大，雨水渗入其间，造成城墙的坍塌。城墙的最表层是用方石铺成的，里面核心部位则是瓦砾和碎石。卢齐奥医生沿着城墙上的路一直走到下一个山顶，发现石板被雨水冲刷得如此光滑，以致在坡度很大的地方举步维艰。上山顶的最后一段坡度达到四十五度，城墙上的路面由此也就变成了台阶。
山顶的视野宏阔。山谷的东南方是朝下沉的，他们就是从山谷东南方过来的，向东西两个方向极目远眺，宏伟的长城伸展出去很远，近处的长城则消失在山谷里，长城能够盘踞在三千英尺高的岩壁上，根本不在乎什么地貌条件。它常常在陡峭之处随意划出线条，好像毫无障碍就越过了最高峰。这一自然延伸的建筑显示出专制君主无边无际的权力。长城绵延几百英里，多处有双道的城墙以及岔出去的支线。据说在214年，始皇帝开始建造长城，后来的君主接续着这项工作，直到最近，长城依然继续得到保护和完善，许多处长城城墙的状况可以证明这一点。长城应该是中华文明抵抗北方蛮族侵略的堡垒，到最后却只是成为抵御的象征。这使人联想到今天中国人进行战争的方式，他们试图用巨大的墙体、上千个无用的火炮、巨大的爆炸声、摇动的旌旗、怪诞的鬼脸和宏大的场面来吓跑敌人。其实长城只能阻挡个别的劫掠队伍，作为驻兵防御的工事，它太疏阔遥远，不驻兵的话，它就根本起不到任何的阻挡作用。不论是13世纪的蒙古兵还是17世纪的鞑靼人，从来就没有被长城阻断过。柔弱的中国统治者总是对这些名义上进贡的邻居害怕得发抖，总是以金钱来购买和平。清朝统治者本来出身于满族鞑靼人部落，他们被同化了，接受了文明程度高于他们的文化。因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太重要，他们不能一再致力于摆脱外来统治。清朝通过重要官职的授予来维系同族，而中国人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攀上高位，因此中国人并不可怕。皇家至今仍通过联姻来维系蒙古贵族，让他们站在自己一边。除非是情况异常急迫，清朝不会将蒙古军队招入帝国境内。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向北边和西边渐进，向长城以外伸出了几百条的触角，一旦站稳脚跟，他们的高级文明马上就超越了邻族的简单幼稚。戈壁滩的沙漠是他们的天然界线，却不是野蛮的游牧民族的界线，戈壁正是他们的家。这些游牧民族只在名义上纳贡，他们成了遥远地平线处充满威胁的乌云，他们纠集在一起的力量，一再使中华帝国屈服。
站在山顶上俯瞰四周，就会涌出这样的思绪。沿着长城北面向下的陡坡延伸出去，还有一片宽阔墨绿的平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峦为止，山的另一面就是广袤的戈壁滩高原了。这一高原的脚下坐落着张家口（Kalgan），它是著名蒙古驼队的集散地，骆驼队从蒙古、西藏和土耳其斯坦汇聚于此。长城的第二条线路就紧贴着张家口的后面、在陡然上升的干旱高原脚下穿过，与长城两臂之间平原上茂密的绿色形成强烈对比，真是非常神奇。
在强烈的阳光下，行走在锯齿形的山峰后面，简直就像走入火海。他们投宿于长城外面的Tsa-tau附近，第二天又一次登上了长城，并沿着城墙向东走了一段，然后沿原路返回北京。
在北京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0月3日中午，艾林波伯爵及其随员与他们热心的房东告别，策马向通州而去。行李已经提前运上了船；只要多花点钱，就能让保管我们物品的和尚去雇佣车夫和挑夫、让无事可干的官员笑逐颜开。快五点的时候，我们上了船。这是秋高气爽的一天，美丽的白河河岸在柔和的阳光下闪着光芒。临近天黑，大家齐聚在吃饭的那条船上。晚上十一点，航船靠岸休息过夜。第二天也是如此。在北京度过激动人心、充满活力的日子之后，行船的宁静安逸实在无比惬意舒适。我们还会长久地回味北京。河里有很多往北京运送稻米和谷物的大帆船，使河道充满了生机。这片土地看上去已大有不同，挥舞的镰刀收割下丰硕的果实，我们的视线不受阻碍地穿过平坦的河岸，可以望见许多村庄、寺庙和乡居民宅。
我们顺水缓缓而下，10月4日晚到达河西务。5日早晨正好顺风，行船张开风帆，疾驰向前。中午到达杨村，晚上已经停泊在天津郊外的小镇了。天蒙蒙亮的时候，船只利用退潮疾速而下，刚过7点，我们就兴致高昂、精神抖擞地到了驻地，那里曾是特使度过艰难时日的地方。
摘译自Anton Berg，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Nach amtlichen Quellen，Berlin：Verlag der Koenigli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1873，VierterBand，pp。48-65，pp。99-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