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案语]
作为萨克森商会的全权代表，年轻的斯庇思（Gustav Spiess）并不愿意待在天津，外交谈判与他无关，天津的风景缺乏吸引力，北京近在眼前，游览皇城是特使团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可是他不懂一句中文，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向导，必须同时找到既懂中文又懂西方语言的外国人。
无望之际，他想去一趟香港或广州，寻找一点与商业或贸易相关的事情，就在这时，从北京返回天津的海纳和柯艾雅带来了好消息，尽管他们在北京只逗留了四天，尽管英、法公使并不乐于看到他们在北京出现，但北京城很容易进去，官员几乎对外国人视而不见。
按照特使团成员伯格的说法，此时有一位新教传教士Kloecker先生（即斯庇思文中所说的“K先生”）立意要进入北京传教，不管冒多大的风险。而按照斯庇思的说法，这位K先生本来是要陪同海纳前往蒙古和满洲的，到了天津之后，他突然决定不陪海纳了，而是前往北京。不管哪种说法为真，重要的是，K先生要去北京，让斯庇思心动，他立即要求随同前往。有趣的是，那位临事多变的K先生刚出天津，又改变主意，要留在一个村庄里传教，年轻气盛的斯庇思决意完成自己的心愿，遂孤身前往北京，这让他的北京之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悬念。
好在斯庇思是一个意志坚定、头脑灵活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难得的很少带有民族和文化偏见的人，前者让他进京之后，找到俄国传教团作为安身之地，既避免了与英、法公使馆人员照面的尴尬，因为他们一直劝阻德意志人的外交破冰之旅，后者使得他对北京的描述显得客观。
一位法国新教传教士刚刚从北京返回（天津），跟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军官。他们说，一到北京，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就强迫他们立即离开这座城市。这听上去很令人沮丧，我的同伴开始犹豫了，而我又不敢独自一人前往，因为我毕竟一个汉字都不懂。
我倒不担心在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那里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我不属于他们管；我担心的是，中国官府可能不让我在北京逗留，甚或根本不许我踏进北京城，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该怎么跟人沟通？怎样在这么一个陌生的大城市里寻求帮助呢？
几经犹豫之后，K先生最终决定踏上行程。我们匆匆忙忙雇车、购置食品。我们决定不带武器，连手枪也不带——在日本的时候，这玩意儿可是与我形影不离。我带着一位中国仆人（其实他只是一个扛行李的粗人），他的优点不是聪明能干，而是心地善良。他尽管说不了几句欧洲的语言——其程度跟我说中文的水平差不多，但是几个星期下来，他已能够理解我的哑语，至少能猜到我一半的意思。终于一切准备就绪，一颗怦怦乱跳的心，期待着即将到来的行程，去见识无比宏阔的中央帝国的首都，至今还没有几个欧洲人能够做到。带着这种心情，在圣灵降临节那天，我们坐着中国骡车出了城门。可惜这段路程不太适合骑马，而且所携带的行李只能放在骡车上。即便是骑着马，也只能跟在骡车后面慢慢走，不然很可能走错路。
K先生还请了一位拥有进士头衔的中国人，他是来帮助K先生学习北京方言的。K先生熟练掌握了上海方言，这方言到了北京就行不通了。为了等这位中国进士，我们不得不花了将近半天的时间。终于启程之后、快到大运河上的一座浮桥的时候，我们又碰上了倒霉事，这也是考验我们的忍耐力：皇家的帆船队要过桥，那望不到头的帆船队，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我们利用这被动滞留的时间，逛了一下附近的饭馆，享用了一碗中国汤面，又去了旁边的戏园子，很多中国人在那里进进出出，充满了热闹的生活气息。等待终于到了头，我们穿过郊外的市镇，很快就踏上了平原。
我不想没完没了地叙述前往北京途中的情形，那会让读者感到厌倦，因为我不得不没完没了地抱怨。我们简直要被天气捉弄至死，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整个旅途中还留有美好的记忆。第二天就碰上了沙尘暴，我们不得不躲进一个中国旅店里，第三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把已经糟糕透顶的道路弄得一塌糊涂，我们一直在没到车轴的深水里行驶，最终也没能够到达这天预定的目的地。我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如此艰难的旅行，也从未受过如此的折磨和打击。
我们在中国旅店里过夜，还好我们自带着食品，不必依赖于中国罐子里的美食（à la fortune du pot chinois），那种味道和清洁程度是生活要求最低的人也无法忍受的。读者一定会问，至少有好茶吧？的确，每到一处，茶壶都是第一个出来迎接客人的，可是那茶也太淡而无味了，只是考虑到各处饮用水很不卫生、很糟糕，才没有拒绝这种茶。
于家卫（Uhrkiaweh）是一个人口在一万到一万五千的市镇，这里也是我们此行最后一个过夜地。被雨淋得透湿，到于家卫时，我们已四肢僵硬，床垫子已吸饱了水，我们坐在门都关不严实的黑屋子里，浑身发抖。
为了习惯中国人的生活，同行的传教士旅伴没有携带任何可以用来增加体力的东西。有他在一起旅行，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的中国老师的存在，使得乡间道路上必要的交流和翻译都畅通无阻。现在他也要了晚餐，这使得他和他的中国老师的精神比我更好一些。一般来说，正餐主要由一碗汤、一些加了新鲜大蒜的猪肉和一小碗米饭组成，但现在米饭越来越难得一见，取而代之的是面粉和水烤成的大饼，可是这种大饼里既没有油又没有盐，总算还有茶。有这两位先生相伴，我觉得一路上遇到的事情都能从容应付，可是一天之后，这位传教士旅伴竟然把我扔下不管了。头脑一发热，他要暂时待在于家卫，开始他的传教事业。我还能怎么办呢？经过如此艰难的路程之后，距离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大约只有25英里，我只能自己去碰运气！我在笔记本上抄写了十几条最要紧的词句，标上了中文符号，必要时可以不用说话，拿出来让人家看，因为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短时间里学会中文发音，并且不会引起极端的误解。那位中国老师在K先生的帮助下，把我的萨克森护照内容翻译成中文，并将这最重要的文字写在了护照的反面。如此我至少拥有了请求进入北京城的最起码的装备，他们告诉我的赶车人，将我先送到一家客店，再设法帮助我找到俄罗斯传教团的所在地。
从一方面讲，我现在处境极糟，因为我不得不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可从另一方面讲，我又觉得这样也好，自我做主，哪怕陷入困境，也是自己的错，而不是别人的过失所致。我现在身边不再有引起人家怀疑的同伴——我是独自一人，很独立也很自由。那么就独自继续前进吧！
清晨很美丽，经过了昨天一天的降雨，空气变得非常清新。这个地区的人友善许多，他们种了很多庄稼。估计首都快要到了，几个小时后又看见了云雾缭绕的山峦，坐落在北京的身后，距离北京应该有一天的路程。四周景色如同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但北京城依然没有出现，村子的路边上是几座很高的宝塔，耸立在清晨晴朗的天空里。
一连好几天，走过的都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平原，此刻，我本该沉醉于眼前如画的风景中，可是车子还在高涨着的大水中行驶，惊险地穿过那些危险的山隘。终于看见了宏伟的城墙和巨大的城门楼，停下车子，守卫查看了车子里的东西之后，未加刁难，就让我这个闯进来的外国佬通行了。我本以为，真正的检查可能在城门之内，可令人吃惊的是，经过内城一条长长的平整的路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一个客店的院子里了，那是我的下榻之处。
我打算马上去找俄罗斯传教团，以便取得他们的建议和援助。幸运的是我的住处离俄罗斯人的地方很近，他们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立即把我带到其医生的房间里，因为传教团的团长、还有前几天从伊尔库斯克来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外交秘书布策都在那儿，这位外交秘书还用出色的德语跟我寒暄，他与其他先生聊天都是用法语。从此我成为这里的常客，每天必到，渐渐认识了传教团所有的成员。团长高瑞（Gowry）先生已是第二次担任这一职务，在北京整整生活了十三年，他是出色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家，他把在帝国首都的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都用到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上。他的神态既高雅尊贵，又平和温润，给人以信任和好感，他整个的形象就是简约和良善的标志。后来我拜访过他的住所，装饰得非常有品位。
结识布策先生，尤其让人感到兴味，他在西伯利亚、沿着阿穆尔河作了长途旅行，还与穆拉岳福（Murawieff-Amurski）公爵一起到过日本，他在欧洲事务上拥有广博而深刻的见识和经验，我从中受益匪浅。布策先生早年周游过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他在俄国向东北亚版图的大肆扩张中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他同时对欧洲事务仍然保持着兴趣。
特别有价值的是，我对于伊格纳切夫将军与中国最近所签条约的细节做了深入的了解。
俄罗斯传教团的驻地由互相连着的好多院子组成，院子里的一排排平房宽敞而透亮。房屋装饰得精致而高贵，整个院落处在绿树掩映之下，看上去极为宜居。房间内部的装饰使我不禁想起古老的森林管理员的住房。这些房间给人以家的感觉，是一小群俄国人在中国大城市里刻意营造了几百年的家乡气息。我还参观了教堂、花园、图书馆、药房，最后还参观了画家的工作室，这位画家正在为俄罗斯传教团在北城的另一处房产忙碌着，他要为那里的教堂完成几幅画像。
这个长期在中国驻扎的传教团由团长、四位神职人员以及六位非神职人员组成，每人从事一项研究，中国书籍、中国宗教制度、中国的药品和医术，都在他们的研究之列。此外，该处还住着很多贸易公司派来的俄罗斯商人。
他们多次热情地邀请我骑马出游，参观皇城里的名胜古迹，这样我才有可能在仅有的几天时间里，四处游荡，走马观花，然而所获印象极为深刻；否则，即使花上几个星期，我可能也只是乱转一气，依然看不到那些奇伟的建筑。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传教团的那位医生，他一再提醒我注意酷暑，还一直陪伴着我骑马出行。除了过夜，我在客店所待的时间只有早晚的很少几个小时，而这段时间里，前来拜访的中国人川流不息，我的样子、我随身携带的物件，都让他们感到惊奇；我穿衣的方式、盥洗的方式、进食的方式以及我的衣装和洗漱用具等等，都让他们惊诧不已，他们甚至很天真地嗅闻着面包、咖啡、可可以及我旅行食品箱里所有的东西。尽管这种拜访方式并不总是令人舒适，但这些帝国的子民们却没有对蛮夷表现出丝毫的怠慢或放肆。尽管不情愿，我在大街上总是被一大群人尾随。要是哪一天晚上被雨淋得湿透、在小巷子里奔跑，我就成了大家开心的对象：一路上都听到房门里中国人的大笑声，除此之外，我一点也不觉得他们缺乏教养。我在北京逗留期间，从未有一个官员来查问过我的居留许可。
由于我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实在太短，即使亲眼目睹了最重要的景观，我还是无法给读者朋友提供更多的细节。1860年的事件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兴趣，所以在德国也能看到有关中国皇宫的描述。卫三畏（Williams）在他那本优秀的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里描绘的北京，我认为是最为正确的，也是知识性最强的，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所有对中国事务感兴趣的人特别推荐这本书。这本书是作者常年在中国居留和研究的成果，蕴含着丰富而有趣的知识。
北京城坐落在一个完全是沙土的平原上，占地面积极大，但在此前的几百年里，可能北京城的人口比现在更多，地位也更为重要，俄国人估计现在的居住人口接近一百万。出了外城的城墙，还有很大一片的耕地或坟地，但根本没有房子。大片的坟地、空地、环城的城墙和皇城里面的花园占用了太多的土地，但没有人在意这些。
在城中心，尽管街道宽阔，但房子却拥挤在一起，形成很多纵横交错、迷宫般的窄小肮脏的巷子。骑马走过皇城，景致令人神往，美丽的大院子里，站立着一个个的凉亭，绵延无际的宫殿和花园，所有这些都围在坚实的围墙里，非常遗憾，外国人不能进去参观。巨大而美丽的桥梁，内城和外城之间高高的城墙，厚重的城门和门楼，竖立在大街道入口处的精美牌坊——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精致而独特的画面，本书中根据照片而描绘出的插图，便是提供给读者的最好证词。
大街上充斥着新奇的生活场景。如果是在欧洲的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街上不知道要如何繁忙、如何川流不息呢！但是北京看上去仍具有乡村的气息，本该繁杂吵闹的大城市，却比人所想象的要静谧、安详、平缓。本来就是未铺设路面的街道，深邃的车辙印、或者因路面石头损坏而形成的大窟窿，使得车和马都不得不减慢了速度。
衰落的痕迹——也曾有辉煌的标记——每天都能见到。没有任何预防衰退的措施，城墙、坟墓、桥梁、花岗岩石铺设的街道、地下排水管道、寺庙以及黄杨木雕装饰的商店，见证着过去的辉煌、同时也见证着正在消亡的富裕生活。看不到修缮工作，看不到新的建造，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将在几年后变成废墟，即使今天的人并不想那么说。
长长的骆驼车队给人以异样的印象。作为负重物的动物，毛茸茸的骆驼奔忙在北京、蒙古通往俄罗斯的贸易商道上。
在中国城的商店里闲逛，我们见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珍奇之物，比如花瓶、漆器、木刻器具、瓷器、上了珐琅的铜器、高级毛皮以及丝绸大褂，等等。要价高得离谱，我只好完全放弃了购买。在这同一天的下午，我们还花几个小时，骑马前往俄罗斯人的第二处驻地——在北城、最靠外面的地方。
这里同样安顿得温馨如家，教堂的外墙上爬满了葡萄叶，其内部挂满了油画，这里住着传教团的另外一支，也一样热心和友好。尤索（Josua）神父还是个年轻人，外貌高贵，扎着约翰内斯式的辫子（mit einem Johannis-Zopf），强迫我们坐到沸腾的真正的俄罗斯茶壶的旁边，一边聊天，一边歌唱，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夜幕已笼罩着大地，将近九点，我们重新上马，慢慢骑行返回。偌大的城市已是一片静谧，家家户户房门紧扣，看来一切都已沉睡。升腾在天空的满月把银光投向城里这些奇奇怪怪的房屋，晚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这是一个美妙的五月之夜，我们孤零零地骑马走在北京空寂的大街上。
接下来的一天是星期天，我在俄罗斯教堂做礼拜，只有很少几个中国男女参加。后来人家告诉我，属于东正教的中国基督徒人数，不超过两百个。我不敢断言，这种局面是由于俄国没有把传教作为传教团的重点而造成的。我还得去拜访北京最古老的基督教堂，它被法国人夸大地称作北京的主教大教堂（Kathedrale），是由耶稣会士建造的。
出于好意，医生和一位神父陪同我前往。沿着城墙走了好长一段路，我们看见了天文台，可惜我们不能上去，只能对这座庞大的设施惊叹不已，它是在耶稣会士学者的监督下建成的，现在已废弃不用了。
我们终于抵达天主教徒居住的城区，也就是大教堂的所在地。
这一修会原先在北京建造了四座教堂，目前尚在使用的只有两处。通过耶稣会皈依的人数据说总共有八千到一万人。
大教堂确实是一座庞大而坚固的建筑，成十字形，但没有塔楼，教堂里面已经破损不堪，墙上的油画已不知去向，圆柱和壁龛上的所有装饰物已被抢劫一空，只有圣坛上还有墙壁、地毯及鲜花作为装饰。礼拜结束之后，我看见几个中国人还在壁龛的圣母像前跪着拼命祷告。
教堂前竖立着一块很大的大理石石碑，由巨大的乌龟驮着，石碑上镌刻着宽容敕令，是几百年前一位中国皇帝为保护教堂而颁发的，连这块石碑也是这位高贵的皇帝所赐予。
这一天的剩余时间是与医生和布策先生一起度过的。除了德语书籍，还有很多读物。当亚历山大（Alexander）神父捧来一摞《莱比锡家庭报》（Leipziger Familien Journal）时，我还是吃惊不小。他定期从圣彼得堡得到这份报纸，尽管他不会说德语，但阅读是没有问题的。
俄罗斯传教团所从事的科学方面的观察和研究工作，一定具有很大的价值，但人们显然不愿意传播他们所取得的成果。我坚信，很久以来，圣彼得堡对中国人生活和劳作的了解、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认识、对中国历史、文学的探究，比西欧其他国家要详细和深刻得多。我见到传教团里有照相机、电报机，还有进行物理和化学试验所需的所有仪器。俄罗斯传教团的重要性现在已经退居到了第二位，继英国、法国之后，俄国将外交、政治的领导权交给了驻北京的公使。至少在外人看来，传教团的工作已完全局限在宗教和科学目标上了。
我很愿意在北京多住一段时间，即使那样，如此多的名胜古迹几个月也看不完。一方面我不想再麻烦俄国的先生们，另一方面，总是无法避免地碰到英国和法国使馆的人，如果逗留时间再长的话，中国官府肯定会来找麻烦。我决定离开，趁现在所有的经历依然完美无瑕，带着纯净而伟大的皇城印象而离开。
我与俄国人辞别，5月27日，早上的太阳尚未升起，我已站在北京的城门前。一路急行，第二天就回到了天津。
摘译自Spiess，Die preu？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w？ hrend der Jahre 1860-1862，Berlin：Verlag von Otto Spamer，1864，pp。217-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