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梦见了我家的红木箱：蓝天白云的大草原之上，两匹昂首长嘶的比肩鬃马。
印象里，我们家除了一辆自行车、床、甏子、缸之外，就只有这只红木箱子最最珍贵了。我外出求学那年父亲退休，带回了它，父亲没舍得给我，它大概是父亲工作一生最大的一笔财产了。
从城市里读书，同学睡上下铺，靠当门的空板床上，安放着城里来的同学的木箱、皮箱，间或藤条箱子。农村出来的孩子，比如我，并不怎么得羡慕，也没感觉自惭形秽。第一天，我跑到街上花1毛钱买回两只纸箱子，搁置在脚头后的铁栏杆上，成了我高校读书时唯一“仓库”。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存放，几件旧衣服、换洗袜子，往来信件，个人写的羞于示人的一些文稿草纸，其余都是书。一直用到毕业实习，我才把两只纸箱连同后跟带补丁的几双袜子扔掉。
参加工作后，开始没有房子，我一段日子里过“寄宿”生活，使用的还是纸箱。后来我读到梁实秋的文章，对先生的“人生本来似寄”，格外的印象深刻。那年冬日，我结婚，不久有了暂居的单间宿舍，母亲托人从老家给我捎来了父亲工作一辈子用过的这只红木箱子，遂成了我彼时里最大的一笔财富。正应了那句老话：“子承父志”。我结婚当初，大哥二哥代表父母前去迎亲，当时的准岳母就问：“想结婚，有房子么？”大哥回答：“在外工作都由公家分配房子。”准岳母又问：“有家具么？”大哥就说：“没有，结婚后我哥俩负责出钱打制。”准岳母信以为真。可是，大哥说的话并没有丝毫的兑现，却成为妻子后来在我面前说笑的噱头。其实这样“一身干净”没牵没挂，又有什么不好？
妻子调城市来工作，也携来一只木箱，枣红色的，轻巧灵便，全板的桐木。而我那只，却是杂木的，棕红色，又笨又重。我把两只木箱置于床脚，日日看着，想象着它们是两匹颜色深浅各异的驰骋战马。其实里面还是没多少东西可装，床单被褥，几套衣服，蚊帐、小孩裤褂，结婚证书、书、钱包等等碎什物件。妻子倒是心细，零而不乱，打开箱盖，樟脑球香味盎然。那些年里，木箱帮了我们大忙，不仅存储着我们的“家产”，更重要的是做过我家的书桌，饭桌，切菜的垫板，妻子的梳妆柜，停电的雨夜，还充当我家的烛台。
80年代里，我搬过几次家，每次都是一地排子车包圆，两只木箱也跟着我们“安贫乐道”、辗转南南北北，这样一直到了1996年的秋天。经济好转之后，小两口儿，不，倘若比照现今的年轻女子“俺老公，俺老公”一口口地叫着，我们夫妻可真称得上老两口了，也决定打制一套家具，这样两只木箱存放就格外碍眼和多余。妻子就说，拆了吧，做棱或橱底用。但我觉得甚是可惜，有心送人吧，没得人要，拆了烧火，我舍不得，还给母亲呢，母亲说家里也用上了大立橱。想来思去，还是照着妻子的意思把木箱拆开，做了我们家橱柜的棱和底板，涂上颜色，倒也看不出什么和什么来。只是在我心里，却一直想着它，就像想着我过世多年的奶奶爷爷。
多年之前，我家又迁新居，高楼大厦自然焕然一新。独院里的一切家什全部原封不动，为我乡下来城居住的父母所驱使。我心里松了一口气，父亲给我的那只木箱，终于“物归原主”。可是我妻子的那只木箱，却永远滞留在了我们的家里，没处可去，就像她的人，永永远远陪伴在我的身旁。“女人，生来如是！”我有时就这么感叹。倘若我做女儿身，我现在又身“寄”何处？
是夜，我又一次梦见了我家的红木箱：蓝天白云的大草原之上，两匹昂首长嘶的比肩鬃马。
一觉醒来，不觉神色恍惚，忽然就忆起了贾平凹先生所作的《红狐》，遂燃灯记之。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或是唯一该脸红的动物。
——马克·吐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