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机械百出，无形无声，非可意料”。对于不附于己者，他伺机激皇上之怒以陷害之；对于纳贿者，则巧为周旋，或故意拖延其事，待皇帝怒气平息后再去上奏或为之说情。
大凡奸恶之臣，不仅懂得如何去攫取权力，更懂得如何扩大权力。同样的职位，一到他们手里，就可以把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的奸恶，令人生畏。无耻小人因畏而趋炎附势守正君子虽不去趋附，但往往避而远之；而敢于反对他们的人则既难出现，又往往势孤力单，难以与奸恶较量。这也正是古来小人得势、君子屈困的原因所在。
对于和珅的奸佞品性，连当时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都看得很清楚，称其“为人狡黠，善于逢迎”，“性又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人皆侧目”，故使国家政事“间多苛严”、“人怀不安”，朝廷上下一片紧张的气氛。
和珅妒贤嫉能，排除异己，挟私报复，屡兴大狱。如李侍尧曾以总督担任大学士、军机大臣，颇得乾隆信任。在具担任军机大臣期间，曾说“儿畜和珅”，故和珅对他恨之入骨。于是便寻机上疏弹劾李侍尧，说他贪私索贿。乾隆帝派他去云南查办，结果并未查出什么私弊，于是他就把李侍尧的仆人抓来，严刑拷打，终于从仆人那里逼出口供。和珅遂以“贪浊无厌”、收受属员贿赂为借口，将李革职下狱，并力请乾隆帝将其处死。后来，因令系功臣之后，才幸免一死，但家产全被籍没。
后来，随着和珅权势的不断增长，凡在军机处、内阁任职的所有高级官员，如阿桂、福康安、干杰、董诰、刘墉等，几乎都成了和珅攻击的对象。为免遭陷害，阿桂虽然德高望重，对和珅也是“刻刻防之”，其他官员更是“循循如属吏”。
尽管和珅极尽皇帝宠信，在当时红得发紫。但是，仍有不少忠正的大臣不惧其权势，愤而与和珅的奸恶相抗争，甚至不顾及性命安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嘉庆元年，一个正直的御史冒死挺身而出，狠狠打击了和珅的嚣张气焰。这时候乾隆帝虽已退位做了太上皇，但仍然大权在握；而和珅的权势更是越来越大。他的家里人仗着和珅势力，经常胡作非为。一天，和珅的一个妾弟在大街上驾着车横冲直撞，撞倒很多行人，恰被御史谢振定见到。谢御史见和珅的家人如此胡为，怒不可遏，当即把他的妾弟打了四十大板，马车也被当街烧掉。虽然谢御史因此被和珅构陷罢了官，但是他的骄横之气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