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回顾115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回顾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史”的研究与描述，始于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此之前，现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理论的倡导、创作的实绩显现等阶段，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2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改国文为语体文”，使“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现代文学的基本追求在教育制度上得到了落实。而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出现则是意味着现代文学开始进入历史叙述，走出了积淀为传统的第一步。此文是为上海《申报》馆五十周年的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所撰。根据纪念集体例的要求，胡适的历史叙述从1872年写起，也即以《申报》的出世为开端，这本身是反映了现代文学的萌芽、诞生、发展与现代出版的密切联系的；而这一年也正是作为“桐城派古文的中兴的第一大将”曾国藩去世，从此“古文的命运又渐渐衰微下去了”。
因此胡适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要记载这五十年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短历史”
（《日本译〈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序》）。他强调，这五十年经历了“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证明古文已经走到了尽头，必然“及身而绝，没有传人”；而同时期白话小说的大发达，“乃是中国‘活文学’的一个自然趋势”。直到“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宣布“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老老实实的宣告古文学是已死的文学”。可以看出，胡适建立了一个“白话—文言”、“活文学—死文学”、“新文学—旧文学”二元对立的历史叙述与评价模式；并且按照进化论的历史哲学，断定“白话文—新文学—活文学”代表了文学发展的前进趋势，从而为确立新文学存在的合法性与文学的正宗地位提供了历史的与学理的依据。在特别重视所谓“文统”的中国，这对才116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只有五年历史的新文学的立足，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鲁迅在读了胡适的论述以后，大加赞扬说：“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胡适关注的中心是由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与内在机制，他是将现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学的一个继承、发展（对他所说的“活文学”传统）与否定（对他所说的“死文学”的传统），也即传统文学的“最后一章”来叙述的，而不可能将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从传统文学结构中分离出来。这当然也与现代文学尚在形成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因此，早期现代文学史著述大都采取了这样的结构与叙述方式。如1926年大光书局出版的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即是以最后一节讲现代文学，题为“最近的中国文学”；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近代文学的发端，而以“十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作结。1930年陈子展又出版了《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从戊戌维新以后的文学写起，也是把五四文学革命与近代文学改良运动联系在一起考察的。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由无锡国专学生会出版的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他所说的“现代”始于爆发辛亥革命的1911年，止于写作时的1930年。作者显然站在“古文学”的立场上，并有意忽略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称“新文化、新文学者，胡适之所以哗众取宠取荣誉，得大名者也”，关于五四以后的文学的叙述只占全书的二十五分之一，成了名副其实的“尾巴”。作者并不讳言，他对五四白话文学“著其异议，穷其流变”，是为了“俟五百年后之定论焉”，与前述胡适的叙述与论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书采取的资料长编的写法，保留了以后的文学史叙述常常忽略了的一些史料。
在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作为白话文写作的范本进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以后，新文学又开始成为大学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杨振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明确提出“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办系宗旨，先后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与“新文学习作”等课程。1929—1933年间，朱自清在清华、燕京等大学讲述新文学，并且编写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虽迟至80年代才正式整理发表，但却是第一部大学新文学研究课程的教材。它既有文学史的性质，也有当代文学批评的性质，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作家的创作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十分注意文体的发展，显然着眼于对新文学创作的艺术经验的历史总结。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回顾117这一时期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周作人于1932年在北平辅仁大学的演讲，以及随后整理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勾通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让新文学进入历史。他因此提出了“言志—载道”的二元对立的叙述与评价模式，以取代胡适提出的“文言—白话，死文学—活文学，旧文学—新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强调“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中间经过了“清代的反动”，对这反动的反动就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认定民国的文学革命是一个文艺复兴，即是四百年前公安派新文学运动的复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是有着更为强烈的“史论”色彩的；他是从自己的文学观与历史观出发去描述新文学的历史的。而他所提出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与胡适的历史进化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33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由北平杰成印书馆出版，这是被研究者认定的“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的专著”（参看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也就意味着“新文学”终于从传统文学中分离出来，单独成史。在此以后又出版了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1935年，北平新新学社），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1936年，中国文化服务社）。这几部著作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一样，都兼具文学史与当代文学批评两种特质，而且都是明确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学”的发展（运动、理论与创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开创了“新文学”的历史叙述。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由赵家璧主编，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不仅汇集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大量的资料，精选了有代表性的理论、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作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每卷的长篇“导言”
本身就构成了一部新文学史。由于编选者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蔡元培、胡适），或为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的中坚（如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茅盾，创造社的郑伯奇，语丝社的周作人、鲁迅），或为各文体的主要代表作家（如小说家鲁迅、茅盾，诗人朱自清，散文家周作人，小说家与散文家郁达夫，戏剧家洪深），因此，《中国新文学大系》可以看作是新文学的创造者对自身历史的一次大规模的复述，也就把以“新—旧”对立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学的历史叙述推到了极致：新文学的文学正宗地位不但得到了不容置疑的确立，而且几乎成了现代文学中的唯一者，所谓“旧文学”（通俗小说，旧体诗词，传统戏曲）被排斥在历史叙述之外，坚持“旧文学”观念的文学流派（如学衡派、鸳鸯蝴蝶11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派）与作家也只是作为对立面而存在。这样的历史叙述模式与背后的理念（历史进化论，为人生的文学观），都对以后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对新文学自身历史经验的总结，应该说《中国新文学大系》确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各分卷“导言”所作的许多精辟的分析与论断，经常为以后的研究者所引述。
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日趋扩大，这在文学史研究中也有反映。前述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与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都是以鲜明的阶级论的观点进行新文学史的描述与评价的；他们都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与这一时期瞿秋白关于“五四”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文艺运动”的论断（《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是完全一致的。1939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更是一部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现代文艺思潮的专著。
作者强调：“近二十年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社会的急遽发展的复杂性，使中国的文艺思想，不能完全重复欧洲两三百年来文艺思潮的过程；而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尽他的历史责任。”本书也正是努力从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原因与阶级基础”上去分析现代文艺思潮的历史演变的。而在对五四新文化的性质的判断上，李何林也同样坚持“所谓‘新文化’在‘文化’之上加上一个‘新’字，是指资本主义文化”。
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作出了新的历史概括。他提出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概念，并以五四运动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而根本改变了关于五四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论断，而强调“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与北伐战争”，这就将五四运动直接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连接起来，从而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文化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主导地位。
这一重大的历史叙述、评价的改变，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首先领悟了毛泽东的意图，并在研究实践上作出反应的是周扬。他在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授课而编写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讲义部分内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回顾119于1986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里，明确提出，“新文学运动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哲学思想与艺术理论的介绍，苏联及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文艺作品的大量移植为“外部条件”的；而其“内部条件”，则是“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领导”，“共产主义思想在广大人民中的传播，和许多共产主义者的作家艺术家的努力”，由此而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叙述与评价模式。
这一模式，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国家意志。1950年，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
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1951年在教育部的主持下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又明确规定，“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是“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接受新文学的优良传统”。“新文学史”成为独立的学科，并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中占据了与古代文学分庭抗礼（甚至是超越）的位置，这一方面有力地证明，新文学在短短三十年间，已经由不被承认到形成独立的体系，自成史的传统，并成为大学学术与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同时又意味着，新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与教学，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不仅为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提供历史依据，而且也成为新的文学、文化创造的规范。
这样，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刚成为独立的学科，又立刻从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就构成了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的内在矛盾。
出版于1951年、1953年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1917—1949）的现代文学作为完整而独立的文学形态来加以研究，从而实现了与传统文学史的分离；同时又是完全自觉地对现代文学作有距离的历史的考察，从而实现了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分离。《中国新文学史稿》所创建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范式：注重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文学观念，“人民本位主义”的价值观；“时代为经，文体发展为纬，先总论，后分论”的体例；大量引证原始材料，多描述，少判断的叙述方式，都对新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在前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史稿》12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提出了新文学史四个历史时期的划分，着意突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意义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意义；在对新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论述上也尽可能与《新民主主义论》相一致，从而出现了总体的概括与实际的叙述、分析之间的不相一致，后来就遭到了“抽象肯定（党的领导等），具体否定”的批判，显示了这一代学者的学术困境。
在《史稿》之后，还出现了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年，新文艺出版社），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作家出版社），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5年，作家出版社），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作家出版社）。尽管各有特色与贡献，但仍囿于“现代文学史是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
的总体框架，而且有越来越政治化的倾向。
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人们又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兴无灭资”的任务；王瑶等人对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性质的强调，以及对所谓“资产阶级作家”的历史进步性的有限肯定，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为了突出党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历史依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五四新文学作出了新的解释：强调“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一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生、发展、壮大和成熟的历史”。反右运动以后，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中又以“无产阶级路线与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来概括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历史，并且特别提出了与左翼“内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也即“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斗争问题。这是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