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二元对立模式对“新文学”作进一步的分解，从而将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描述对象更加狭窄化。以至1959年、196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将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戴望舒等“资产阶级文人”与胡风、冯雪峰等“修正主义、反革命”都打入“另册”，作为批判的对象。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等更是提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论”，指明“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就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逼入了“几乎没有研究对象”的绝境。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回顾121在“文革”结束以后，1979年、1980年陆续出版了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第3卷由唐、严家炎共同主编）。此书初稿完成于1962年，1978年以后重新修订、补写，是继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影响最大的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它所采取的由一人（数人）主编、集体写作的方式，所建立的“教科书”的体式（强调“尽量吸取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使精辟，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暂时不写入书内”），所力图建立的文学史写作的规范（如“采用第一手材料，反对人云亦云。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期刊往往登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采取‘春秋笔法’，褒贬从叙述中流露出来”等），所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是影响了以后几代学者的。此书的写作，在60年代是在左的时代氛围下维护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格的一次艰难的努力；而80年代的修订，则是适应“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对建国以后的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进行了重新审视，既吸取了有价值的成果，又力图打破其越来越狭窄的格局，从而使本书及后来改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成为一部“承上启下”的著作。
在80年代出现了一批现代文学史的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98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作者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重新修订，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这些著作大都是采取“教科书”的体式，既注意吸取最新研究成果，力图显示本学科已经达到的水平（因此需要不断地修订），又充分考虑教材所应有的相对稳定性与可接受性。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认识及相应的文学史价值观的变化。较早出现的文学史著作（如唐本、林志浩本），针对把现代文学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的模式，强调了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是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倾向，以及这种倾向表现得是否深刻、鲜明，作为评价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基本标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又发现了这仍是一个思想与政治的尺度，于是又有了“文学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其中包括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感受方式的现代化，作品创作方法、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等。价值观的变化带来了研究格局的突破，长期12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被排斥在外的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重新纳入研究视野，给予了新的评价，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开始呈现出来。“现代性”标尺的提出，也意味着对“新—旧文学”对立模式的坚持与深化：它所强调的是“新文学”的“现代性”，于是又有了“现代性—非现代性”的二元对立。
80年代（并且延续到90年代）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从“思潮流派”的角度作历史的叙述。最早提倡这一研究思路的严家炎在他影响很大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绪论”中指出：“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由于它不是只表现在个别作家身上，而是表现在一群作家身上”，进行流派研究，就“可以帮助我们掌握与分析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出某些脉络，发现和总结小说发展的某些规律与经验，不仅能指出同一时间内横的分化，而且也能指出前后不同时期的纵的关联”，这大概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研究者“将文学史的描述回到文学自身”及寻求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追求的，因此成为最有影响的文学史的把握方式。前述黄修己本及钱、吴、温、王四人的《三十年》尽管还不是思潮流派史，但都是把思潮流派的发展作为重要的叙述线索；而在文体史的研究中，思潮流派（或作家群体）就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这方面的代表作除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之外，还有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1986年，1988年，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孙庆升的《中国现代戏剧思潮史》（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等。
当然，思潮流派的视角并非唯一的，从其他角度切入的有影响的文体史还有叶子铭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2卷（1991年，199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1988年，山东文艺出版社），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1990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等。专门研究文学思潮与文学批评的专著则有马良春、张大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1995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等。随着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还出现了过去较少涉及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蒋风主编，1987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王保林主编，1989年，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主编，1989年，中国对外翻译公司），《海外华人文学史初编》（陈贤茂等著，1993年，鹭江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回顾123版社），这些著作都尽到了开拓之功，丰富了人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
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文学史的研究与叙述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据倡导者自己的解释，“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一点将带来一系列问题的重新调整（问题的提法，问题的位置，问题的意义，等等）”；“这个概念中蕴涵着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强烈的‘整体意识’”，“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这一概念提出后，学术界反应强烈，并逐渐被普遍接受。最初的成果即是倡导者之一的陈平原撰写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本卷将“20世纪中国小说”起点定为“1897—1916”，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中国小说从古典向现代的嬗变”，同时“把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作为中国小说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这其实是反映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势的：晚清与民国的文学研究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受到了普遍关注。本卷的一些具体论述，如“小说市场、小说家的专业化、新小说的商品化倾向”的研究，小说发展中的“雅俗关系”的研究，以及“小说文体”的研究，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大跨度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如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1993年），刘增杰主编的《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1992年），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年），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7年），姚春树主编的《20世纪中国散文史》（1999年）等。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有着深刻影响的“新—旧文学”二元对立的模式开始受到了质疑。首先是一些作为新文学对立面的文学社团、流派，如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等，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在重新发掘与研究原始史料的过程中，这些流派的实际面貌得到了更准确的描述，它们与新文学的关系，也得到了更为复杂的呈现。而一些被文学史叙述长期排斥在外的所谓“旧文体”，例如通俗小说更是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苏州大学以范伯群为首的研究群体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在从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或称新小说、探索小说、高雅小说）的互动关系中去研究与描述现代小说的12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发展，已经成为一些研究者的一个新的思路。一些有影响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如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近现代卷，都对通俗小说的发展历史作了专门的描述。
作为“新—旧文学”对立模式的哲学基础的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决定论，在90年代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反省，从而孕育着历史观与文学观的更大变化，这对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产生的影响也许是更为深远的。
在90年代文学史研究与著述中，还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些文学史著作，如冰心主编，董乃斌、钱理群任副主编的《绘图本中国文学史》（1995年，祥云出版公司），张炯、樊骏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1998年，华艺出版社）开始把已经从古代文学史中分离出来的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重新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大叙述中，这是为了更好地揭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是意味着现代文学经过一百年的积累，已经积淀为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早期胡适等人的叙述的回归，却有着不同的意义。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史的“教科书”体式也开始有了新的突破。
杨义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1997年，社会科学出版社）把传统的“书话”发展成文学史的新的体式。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书系》十卷本（1998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则“通过一个典型年代里的若干个‘散点’来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和基本特征”，在对历史的把握与描述中都突现生活的细节的作用，同时强调各卷都是独立的个人著作，以“回到一家之言的传统”。这或许预示着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将走向更加个人化与多元化。
我们所走过的道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百期回顾十五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出了40期，走过自己的“第一个十年”，它的第一任主编王瑶将其概括为“蹒跚十年”，同时又不无自豪地说到“它反映了这一学科在新时期的前进步伐”，并且指出：“这个刊物所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这一学科本身的问题”。这就指明了《丛刊》与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时为副主编的樊骏在其总结文章中对此作了更具体的阐发：“《丛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作为唯一的全国性的专门刊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它所发表的文章，大约占这门学科每年研究成果（不包括单本著作）的十分之一左右，按照学术质量较高或者有较大代表性的论文计算，所占比例还要大些。从这个意义上说，《丛刊》又在很大程度上，至少是在若干重要的方面，反映了整个学科的基本面貌和主要动向。”今天，我们在回顾《丛刊》出版一百期的历史时，发现情况虽有所变化，但《丛刊》仍是发表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依然没有变；因此，我们也就有了可能通过对刊物发展历程的回顾，来对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所走过的道路”作出某种描述。
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描述，也是由《丛刊》自身的特点与追求所决定。如樊骏在“十年总结”文章中所说：“作为一份单科性的学术刊物，《丛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注重本门学科的评论工作，把对整个学科的发展建设的探讨王瑶：《蹒跚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1989年第3期。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丛刊》1990年第2期。
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所谓学科评论，实际上是一种研究的研究，从总体上剖析整个学科（或者其中的某个方面、某个专题）的来龙去脉，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提出继续探讨的方向和任务”。同时这也是对“自己的反顾”，或者说是一种自我反省，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清醒的自我意识”。———《丛刊》发展的25年中，不断有学者呼唤这样的自我检讨与质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就是在一边探索、一边自我审视中步履蹒跚地走过来的，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不断的反思的同时，也在对研究者及其研究本身进行不断的反省，这样的“反思”
与“自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几乎形成了某种传统，而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将会谈到这传统本身也是可以反省的。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将主要依据在《丛刊》上发表的对本门学科的评论、反省、讨论的文章，以及相应《丛刊》栏目的设置变化与所发表的代表性文章，讨论25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思潮的演变，从而勾勒出这门学科发展的某种轨迹。因此，这是一个关于“学科学术思潮史”的话题。
上篇：第一个十年（1979—1989）我们在回顾《丛刊》100期时，自然会注意到这样的回顾与总结实际上已经进行过两次：一次是“十年总结”，另一次则是“二十年总结”，其主要成果是樊骏写的两篇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载《丛刊》1990年第2期）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载《丛刊》2002年第2、4期），我们现在所做的其实是樊骏的工作的继续。这样，《丛刊》的100期也就自然地分为前40期与后60期，而且是以1989年为界，而这正是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丛刊》199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