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上次您去北大做过一次相关讲座，我去听了，其中您谈到了民间思想史的研究。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吧，为什么从文学史的研究转向思想史的我们所走过的道路205研究？
钱：这个说起来也很自然，和我们这一代人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对文学的关注和对思想的关注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现代文学的发展来说，我一直有一个判断，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和现实是比较密切的，从整体上看，它的认识价值要高于审美价值，当然它最优秀的作家，比如鲁迅，这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非要从纯文学纯审美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它的范围很狭窄，可以研究的东西实际上不多。前一段时间的研究大家比较关注审美价值，所以总是集中在几个少数的作家身上，如沈从文啊，张爱玲啊，不多的那么几个人。
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为人生”的文学，我们这一代人更关注现代文学历史、思想的价值。从这个程度上说，“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个束缚，很多情况在三十年的范围内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很多的研究者实际上走出了三十年的框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知识结构、研究兴趣来进行了调整，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即使这样，也并不意味着他和这一段文学就能没有关系了，他的眼光可能还是“现代”的眼光。
比如赵园，她后来研究晚明去了，但是她对明代的研究很明显带有现代的眼光。
杨：是站在“现代”看“明代”。
钱：对，和那些本来就搞古代文学研究的，从先秦望后看明代的研究者就会有些差别。当然这个差异是各有各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学专业有很大的优势，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我搞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和现代文学研究紧密相关的。我就对我的学生说过，你搞现代文学研究，不要死守着一小块地方，要发现线索，深深地挖下去。
杨：那您现在研究的视角、重心与您在80年代的研究（比如周作人研究、鲁迅研究等等）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差异？在我看来，80年代是一个强调普遍性的年代，而90年代则更强调特殊性。你觉得这是不是与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关，比如在80年代“现代化”是不需要怀疑的，但是到了90年代“现代化”成了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后来洪子诚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进行了完全不同于80年代的定位，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钱：不同时代实际上会提出不同的问题，研究也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问题意识是不一样的，80年代有80年代的问题，90年代有90年代的问题。
其实现在学界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两个重要的事件影响到我们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方向，一个是“文革”，“文革”的历史和记忆导致了80年代的学术面向，另外一个是“八九”，它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学术面貌。就我个人来说，就是从文学史研究转向精神史、思想史的研究，比如《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其实后来的“回到学院”，“回到书斋”，都是这个影响的结果，是不同的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90年代以后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使我们来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结果，现代化并没有带来我们期望的结果，于是，我们的革命记忆重新被激发了，所以“十七年”文学重新受到关注，洪子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跟社会现实的变化有关系。80年代为了从“文革”中挣脱出来，对此前的历史采取的是全盘否定、割断的态度，我当时就不完全同意，但是我没有说，我后来反思，主要是因为人的记忆受到时代集体记忆模式的影响太大，摆脱不了，所以当时我们的记忆都是偏向于“文革”的阴暗面。这些到了90年代以后都有了重新思考的空间，面对“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我们的态度更复杂了，所以我称洪子诚的文学史为“犹豫不决”的文学史。
杨：那您现在对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有没有新的想法？吴福辉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新一轮的书写文学史开始了”，很多学者也开始参与相关讨论，您的看法呢？
钱：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重写文学史时机不成熟，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可以书写新的文学史的时候了。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在犹豫不决。重写必须提出新的叙述框架和方法，现在还没有找到。坦白说我对这些讨论不是太感兴趣，现在这样的讨论太多，没有具体实践，我觉得应该把精力放在更多的具体的个案的研究上。另外，修修补补是没有用的，必须有全新的思路。
杨：那现行的体制是不是也限制了我们的文学史书写？
钱：我认为体制是一个问题，肯定有影响，但是也不能夸大它的作用，比如历史上很多很伟大的著作都是在很坏的体制下写出来的，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所以不能完全归结于外在的原因。最多你写出来不发表，藏之名山，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到一定程度了，还是很有利于研究的。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太浮躁。我觉得还是要做具体的细致的研究。
就我个人而言，本来是想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继续研究下去的，但是到了90年代后反思80年代，觉得过于空疏，所以就放弃了。但是兴趣还一直在现代，尤其是40年代，因为我觉得40年代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时期，当然在研究方法上，又开始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了，后来的成果就是《1948：天地玄黄》那本书。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觉得现代文学要被经典化，最终会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写过一本插图本文学史，是从古代一直到80年代末，才20万字，这是另外一种文学史。现代文学要回到中国文学中去。
杨：这将会是一种遗憾，很多的历史都被删减了。
钱：但这是一种必然，三十年时间太短，不会占有太多篇幅。
杨：是的，以前王晓明也讲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现代历史将会在中国的历史书写中变得越来越暧昧和尴尬，比如这次奥运会的开幕式。可能这也是现代文学和现代历史的命运吧。
2008年9月28日杨庆祥整理20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唐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会上的讲话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唐先生诞生九十周年，同时举行唐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仪式，是很有意义的。在我看来，设立唐青年文学研究奖，是能够体现唐先生的一个基本精神的：他始终对青年给予极大的关怀和爱护；这可能有鲁迅传统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显示了现代文学的某种特质的。我自己也是亲身感受到唐先生对年青一代的关爱与扶植的，尽管我认识唐先生时，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青年”。而尤其使我至今难忘的是，我与唐先生仅有的一次通信中，曾有过的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的讨论。问题是由我给同代的学友杨义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所写的书评中的一段议论引起的；我在作出“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的论断以后，又作了这样的发挥：“（我们）每迈一步，都强烈地感受到与时代、学科发展不相适应的旧的观念、思维定式、研究方法、知识结构，以至语言习惯，对我们的束缚。于是，我们只能一面挣扎，一面前进。我们不断地反省自己，否定自己，修正自己的形象，经常处于‘今是而昨非’的感慨与惶惑之中。我们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就如鲁迅所说，‘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石一木，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和范本’。现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将不是由我们，而是另一代（很可能是好几代人）手中实现———他们处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理应有比我们这一代更合理、更健全的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唐钱理群：《同代人的观察和理解———评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世纪末的沉思》，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113—114。
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209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即给我写信，批评我在文章中所流露的“感伤”情绪，在他看来，各代人都有自己可干的事，他相信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大有可为的。
读了唐先生的信，我自是十分感动；记不得有没有写回信，但先生的鼓励与期待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了。为了准备今天的发言，昨晚我又重读了当年的文章与唐先生的来信，颇有几分感慨。首先注意的是一个事实：文章中所期待的“另一代”学人今天已经出现了，而且恰恰是我们这次评奖的对象，获奖者就是他们的代表。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说十多年前写的文章里，多少有些进化论的痕迹；今天我们就可以以一种更开放、自然的心态来讨论各代人的关系：前一代人当然不是不可逾越，后一代人也不是注定超过前人；各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因此获得不可替代的价值。由此而产生了讨论的兴趣：现代文学研究界所出现的新一代学人，是怎样“找到自己”：形成自己的特点，获得自己的价值的？
（一）
我们这里所说的“新一代”的研究者，主要是指这次评奖的对象：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从成长的背景来看，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大学，在80年代末经历了精神上的巨大震撼，以至危机以后，在90年代逐渐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与思想、学术的支点，而终于陆续发出了自己的日趋有力的声音的一代学人。
这一代中的一位学者薛毅这样谈到了自己在寻路过程中的“思考、困惑和矛盾”：“我在探寻我以前所信奉的一切的真理性，我在怀疑和拷问它们。但我并不愿意弃绝它们，而希望能够留下一些东西来。换言之，我既愿意做价值的批判者，又愿意做价值的守护人。这双重角色很沉重，有时不免相冲突，不免要去调和二者的紧张关系，不免无法真正调和，不免要重新思考那已经写下的文字。最严重的时刻能使我‘失语’，进入一种‘无词的言语’式的困境”，但也就是在对这样的困境的直面与挣脱中找到了自己“以后研究的新起点”。薛毅：《无词的言语·后记》，学林出版社，1996年，页256。
我不知道薛毅的自白在他的同代人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我从中读出的几点意思却是我感兴趣的：作为90年代的学人，首先要处理的是与前代学人，也就是老师辈的学者，以及80年代的中国学术之间的关系，即继承、坚守什么，怎样继承与坚守；批判与扬弃什么，怎样批判与扬弃。而更为复杂的是，批判与坚守，有时是“不免相冲突”，而且“不免要去调和”却又发现“不免无法真正调和”。这样，对前人与前代学术的批判与质疑，最后都转化为对自我的批判与质疑，并不能不经常陷入“失语”的状态，即使勉力表达，却不能避免艰涩与缠绕：表达的困境背后是思考的困境、学术的困境与生存的困境。这样，就在90年代空前艰难与空前复杂而丰富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环境中，孕育出了这样的渗透了怀疑主义精神的学者———当然不能以此来概括这一代中的所有的人，但在我所接触的许多严肃思考与追求的年轻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样的精神气质，大概还是真实的。记得当年汪晖在评论我的《心灵的探寻》时，曾经说过：“尽管他一再地谈及‘20世纪’，但从本质上说，他距离萨特、加缪、卡夫卡还相当遥远，倒是和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有更多的关系”，我自己，或许还有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是无法摆脱骨子里的理想主义以及与此相应的启蒙主义立场的；这或许正是在萨特、加缪、卡夫卡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试图质疑、摆脱，而又希望有所继承、坚守的东西———他们对萨特、加缪、卡夫卡也有所质疑。
这就有了这次获奖者之一的罗岗对他的导师王晓明的这番话：“你们这些人有理想，有确信，可我们觉得那些确信有问题，我们没法和你们一样坚守它们。我们想要有更经得起批判的立场，可这很难。……”而且又有了王晓明对他的学生的困惑的解读：“进入80年代以后，他们相当迅速地接受了从域外传来的新的理论，这些理论非常犀利，足以帮助他们‘解构’昔日和当下的许多思想错觉，但同时，他们在80年代建立起来并据以整理———有时甚至是压制———自己的生活感觉的一些理智的信念，例如‘启蒙’、‘知识分子’，等等，也随之受到了质疑。他们并不放弃这些信念，但似乎也很难像十年前那样无条件地信奉它们。他们努力想重建比‘启蒙’更可靠的思想立足点，但当用福柯式的眼光细细搜寻以后，他们却不无沮丧地发现，除了一个抽象的‘批判’的立场，除了从这个立场出发，借用合适的理论来搭建一些临时性的论述基点，就无法再有更确定也更稳固的思想立场了”，由此而开始的将是一个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信念、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211价值重建的追寻过程。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所面临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在90年代，也经历了对80年代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的质疑，以及质疑后的坚守，形成了一个“在质疑中坚守，在坚守中质疑”的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立场。但从主导方面来说，恐怕仍然是沿着80年代的惯性一路走下来，只是没有了当初的自信与一往直前，而是多所怀疑与犹豫；而且因为自知已无大变动的精力与时间，面对矛盾，也就将其悬置起来，无力也就不想去解决与克服了。年青一代则不同，他们前面的日子还很长，许多矛盾是无法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困惑与痛苦，是比我们更为深重与深刻的。这一点，是我们考察这一代学人所必须注意并给予理解的同情的。
（二）
以上的讨论，或许有些空泛；还是回到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专业范围内，作更为具体的考察吧。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些年轻的学者在寻找自己的新的学术支点时，是从质疑既定的研究观念与模式开始的，那么，他们究竟质疑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