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正是德国由分散的市民社会开始走向民族国家的时代，或者说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的时代。作为一个艺术家，托马斯·曼深刻感受到德国市民阶层诚实、勤奋、节俭、务实、克制、义务感等传统价值正在消逝，但他却没有意识到，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实际上已经为德国市民阶级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拉开了一个民族保罗·托马斯·曼，（PaulThomasMann，1875—1955），德国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义与专制时代的序幕。当时许多德国文化名人都爆发出强烈的爱国激情，如文学家豪普特曼、里尔克、穆齐尔、瓦泽曼等，全都加入了爱国者行列。德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占领他国是一个强国崛起的特权，他们狂热地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鼓吹对他国的仇恨和战争。深受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影响的托马斯·曼，同样也充满浪漫的民族主义思想，把战争看成是某种精神的净化、解放和希望，认为战争可以捍卫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为平庸的日常生活注入活力。战争伊始，他就发表《战争中的思考》一文，通过区分文明与文化，论述战争对德国的积极作用：
文化是封闭性，是风格、形式、风度、趣味，是世界的特定精神组织形式，不管这些形式是多么地冒险、怪诞、野蛮、血腥、恐怖。文化可以包括预言、巫术、鸡奸、魑魅魍魉、活人献祭、放纵的祭祀、宗教裁判、火刑、神汉的舞蹈、审判巫婆、投毒的时尚，以及五花八门的恐怖现象。文明却是理性，启蒙，良顺，才华，怀疑化，分解——精神。对了，精神属于文明，属于市民：它是本能和激情的死敌。
这里，托马斯·曼以一种浪漫主义文学的词语去描述民族性，将生命力所代表的文化与理性所代表的文明对立起来，可以看出叔本华和尼采对他的影响。他甚至彻底否定权利，声称忠实于民族及其国体，只承认“不断增强权势的权力”。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同为作家的兄长亨利希·曼的反驳。后者很早就建立起民主政治观，并不断批判德国民族对权力的崇拜和驯服。正是由于其民主思想，亨利希·曼才会与施尼茨勒、赫尔曼·黑塞等人一道，坚持认同普适文明与理性，公开反对德皇的战争。
1915年，亨利希·曼在《论左拉》一文中明确指出：“一个由暴力，不是由自由、正义和真理建筑起来的国家，一个人们只能服从、驯服、被剥削的国家，个人不受尊重的国家，是不会胜利的。”对于托马斯·曼等支持战争的知识分子，他写道：“他们比制造伪善和破坏正义的掌权者更负有责任。对于掌权者来说，做出不义之事就是不义。他们的理由不外乎为了国家利益。你们这些伪知识分子把不义说成正义，甚至当成一种使命，如果是通过人民发出的话，你们还自诩代表人民的良心。”对此感到愤怒万分的托马斯·曼花了三年时间，写就一篇论著《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国际政治，把德国人的激情和本能归为“文化”，把英法的理性和民主归为“文明”。德国民族文化的核心是关注精神世界，而不是理性和启蒙的“西方文明”。启蒙主义曾建立起一副和谐的世界图景，却在崛起的德国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冲击，这个思潮在精神上崇尚英雄和生命意志，在政治上崇拜铁和血，主张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微不足道。这种德国“文化”和西方“文明”是对立的，亨利希·曼（HeinrichMann，1871—1950），重要的德国作家之一，托马斯·曼的哥哥。在路德、尼采与叔本华那里，已经有反对民主的思想。在托马斯·曼看来，德国是“非文明的国家”，他要以德国文化来对抗“西方文明”。他甚至在文章中说：“谁要是指望为了所谓人道、理性或英国那一套东西，德意志的特性就该从地球上消失的话，那他就是犯罪。”对于战争的立场分歧，使得兄弟俩有四年时间断绝了关系。
显而易见，托马斯·曼在这里玩弄的是一把文化比较的标尺，这个标尺就像一道巨大的影子横过欧亚大陆，随着影子的移动，不断划出不同的东西方的分野。对遥远的中国来说，西方这个概念包括了所有的欧洲国家；对俄罗斯人来说，西方是指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国家；而对德国人来说，西方则是指最早进入现代的英法国家。这种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提供了一种认识强势文明的方便法门，伴随着一个多世纪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与传统之争，至今尚为众多的专家学者津津乐道，比如自身文化是更重精神还是更重物质，更重家庭还是更重个人等等，并因此掩饰了现代性的诸多普适价值的问题。
作为一个具有浪漫主义艺术观的作家，托马斯·曼对德意志民族特征的描述，使人想到安德森关于民族国家的定义：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然而，如果说民族性的内涵可以从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到依据，那么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基本理念却是源自普世的现代性经验，而不是独特的文化传统。比如，最早组成民族国家的英国便是基于保护个人财产权的需求，基于拓展和维护国内统一市场以及培育适应新的交易方式的国民的需求。因此在英国，或者说在那些先发性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族国家的统一性从来不与个人主义相矛盾，而后发民族国家的形成，则由于被迫接受现代性和面对既成的世界体系，往往是基于群体本位，并以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基本诉求。如果仔细观察全球现代性的版图便会发现，越是往东的国家，进入现代就越后，而越是后发的国家，就越是强调本民族文化的集体主义传统，排斥个人价值。
这种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往往是不相容的，它不仅倾向于对内专制，压制个人，而且倾向于对外扩张，排斥其他民族。德国就是这样一个后发的民族国家，早在19世纪后期，以特莱齐克为代表的普鲁士历史学派就强调文化的民族特性，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混为一谈。实际上，所有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有一个特征：当这个共同体强调无条件的民族认同时，往往会把自己看作是最优秀的民族，采取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以特殊的民族文化对抗普世的民主价值，认为承认民主就等于承认“西方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往往具有极权主义的倾向，强调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民族认同否定个人认同，以国家主义否定个人主义。当时的托马斯·曼就是这样，他讥讽亨利希·曼是“文明作家”，为了捍卫德意志民族的特性，他公开支持战争，反对人道主义。对此，在一封未发出的信中，亨利希·曼一针见血指出，托马斯·曼“无法认真对待他人的生命”。
思想上的转向发生在四年之后。在《我的时代》一文中，托马斯·曼回忆道，当他写完《看法》后，他就与此书保持了距离，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当时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浪潮：“《看法》出版只过去四年，我就发现自己成了民主共和国这个虚弱的失败的产物的辩护人和反民族主义者，但毫无放弃什么的感觉。恰好是这个时代的反人道主义使我明白了，除了捍卫人道主义外，我从未做过什么或者想做什么。”战争结束后，不愿承认失败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企图恢复帝制，认为年轻的魏玛共和国应当对一切苦难负责。1922年，共和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年轻的民族主义分子杀害，这个事件使托马斯·曼大感震惊，他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共和与民主。他意识到政治方面的事情属于人道的范畴，并认为自己从未在根本上反对过人道主义。实际上，作为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人道主义就是意味着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将一个人碰巧出生的地方看作是最高的价值所在。托马斯·曼开始到处发表演讲，谴责“感伤蒙昧主义从事的恐怖活动”，指出“未来的思想是人性、博爱”，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他称自己的政治活动是想要把青年人“争取到共和国，争取到被称为民主，以及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一边来”。对此，那些“无知和没有教养”的青年公开对他表示不满，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骂他背叛了德意志。
虽然托马斯·曼的政治思想仍然是一种浪漫的文学型思维，但其思想毕竟是在向着自由、宽容的方向发展。在此期间，他完成了《魔山》的写作。主人公汉斯的行为表现了托马斯·曼在极力克服自我，向着歌德靠近，向着“西方文明”靠近，他通过汉斯这一人物赞扬“生活本身的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从“钟爱死亡”的浪漫主义回归“善和爱”的人道主义。托马斯·曼的思想转向表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出于对人道和艺术的理解，对个人经验与个人价值的钟爱，即使再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也终将与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观念决裂。如今，托马斯·曼的文化观念来自这一认识：“政治和社会活动只构成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它们属于人道这个最高的范畴。”而民族主义，尤其是反人道的德国民族主义，实际上不具有任何文化水准。
纳粹的崛起正是《魔山》封面依靠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凡尔赛和约》给德国人带来巨大的屈辱和仇恨，1925年后，德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民族、国家这些抽象的概念突然间具有了不可抗拒的魔力，正如阿伦特后来针对纳粹的崛起所指出，整个教育界都没有意识到群众时代的一个现象，即“一般民众已完全丧失对自我利益的关怀，以及当他们面对死亡，或他人灾祸时，竟漠不关心，充满犬儒式的讥诮颜色，并且狂热地追求种种抽象的概念，以抽象概念作为人生的指导原则，而轻蔑最显明的普通常识规范”。这种对抽象概念的迷思甚至到了缺乏任何幽默的地步，如两个德国飞行员成功飞越大西洋，就能带来举国欢欣若狂。而当托马斯·曼在一封私人信中调侃地把他们称为“飞行笨蛋”时，立即便被报纸指责为谩骂民族英雄，托马斯·曼也只好无奈地解释说他并无恶意，只是反对“以过分的、反文化的方式过高地评价体育纪录，并借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德国人的爱国狂热使作家感到压抑，这使他想起歌德的谈话录中所说，德国人作为个人，个个优秀，作为整体，则是那么可怜。在一则日记里他写道：“歌德晚年时在为爱国和‘自由’而举国狂热的德国所感到的陌生感，我们也痛苦至极地体验到了。”
他的陌生感不是针对纳粹，而是针对整个德国民族。这一时期在法国的演讲和采访中，托马斯·曼称德国人的精神“倾向深渊，倾向非形式和混沌”。有趣的是，希特勒也看到了这一点，并充分利用了它。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居压倒多数的人民在天性和态度上是如此地脆弱，以致用严肃的推理远不如用情感更能支配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希特勒后来以民族利益的名义宣称“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戈培尔用“绝不要忘记你的祖国是你生命的母亲”作为纳粹党的戒律，并使千百万德国人为之热血沸腾，便不难理解了。1930年大选，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票数大增，在议会中所占席数从12个增加到107个，这让许多知识分子感到震惊，托马斯·曼再次意识到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沉湎于艺术乃是奢侈和无聊，他在柏林贝多芬大厅发表《致德国人，对理性的呼吁》的演讲，号召抵制民族主义狂热，但演讲受到纳粹分子的捣乱，场面变得混乱，最后他从后门溜出才得以脱离险境。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2月，托马斯·曼在慕尼黑作了纪念瓦格纳的演讲，指出瓦格纳的民族主义完全是精神的，不是政治的。但紧接着就发生了国会纵火案，纳粹政权开始了大清洗。3月，希特勒宣布解散国会，限制集会和新闻自由，纳粹党在选举中获得绝大多数选票。此时的托马斯·曼正好离开德国，前往荷兰讲演。4月，一家纳粹报纸刊登四十五位文化界名人的声明，对他的瓦格纳演讲进行了“杀气腾腾的攻讦”，官方文件更是称他是“民族运动的敌人”。托马斯·曼发现回国的道路已经中断，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流亡生涯。
托马斯·曼对形势认识得越清楚，他的痛苦也就越深。他热爱他的民族和国家，但他也深知民主的思想从来没有在德国立稳过脚跟，对人道主义的蔑视更是这个民族的传统。如果说，1930年的选举还和经济危机有关，希特勒后来也确实兑现了承诺，在几年之内就基本消除了失业，实现了让世界震惊的一个经济奇迹；那么，1933年11月的选举，德国人民的仇外态度却几乎是举国一致的，希特勒反抗外部世界，重建一支强大军队的计划，得到了全体德国人的拥护。96%的选民参加投票，95%的人赞成退出日内瓦协议，甚至达豪集中营中的绝大多数囚犯也投票赞成这个把他们关起来的政府，后来在1934年8月的选举中，90%以上选民更是投票赞成希特勒继任总统，独揽大权。这就是德国人民所渴望的强国之梦，他们并不在乎个人自由遭到剥夺，生活和工作遭到管制。如今德国人只需要爱政府的自由，没有反政府的权利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信仰，这不正是德国人民所要的大国崛起吗？
在某些历史时刻，理性的声音常常是微不足道的，越是极端的表现，越是能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托马斯·曼不能忘记受过很好教育的德国青年在大街上焚烧书籍的情景，这位语言大师失去了对语言的信任，采用了谩骂的形式，在他的私人书信中，开始频繁出现“白痴”、“流氓”、“令人厌恶的小丑”、“悲惨的可怜人”、“蒙昧主义的痴呆”、“奴隶的劣根性”这些词。1936年，托马斯·曼终于打破沉默，公开对外表示：“对人类、道德及审美的无数观察让我确信，现在的德国政权对德国和世界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同年，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他坦然接受这一事实，声明不承认那个“占据在德国土地上的灭绝人性的统治政权”。流亡期间，他开始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流亡：“这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对托马斯·曼来说，德国文化的真正代表不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及其所属的土地，而是那些流亡在外的最优秀的个体；德国文化的真正精神也不再是从前自己信奉的民族主义，而是席勒所说的“爱人类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