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元和称魏公这两件事有点儿不伦不类,既然都单独建元了,至少应该称王吧,叫魏公太不符合政治程序了,而且李密还封翟让为上柱国、司徒(相当于丞相)、东郡公,还有单雄信、徐世勣分别被封为左、右武侯大将军。这样高的职位也只有皇帝才有权任命的。但不管出于何种考虑,这时候的李密虽无皇帝之名,但已有皇帝之实了。这个“准皇帝”也急急忙忙地干了一单房地产投资,他下令修筑洛口城作为办公居住地,方圆达四十里。
李密人生的火红时代开始了。此时的李密成了江湖上的“带头大哥”,“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群盗莫不响应”。全国各地的造反头目都把瓦岗寨当成心中的“造反圣地”,他们千里迢迢带着队伍投奔瓦岗。孟让、郝孝德、王德仁、魏六儿、李文相、胡驴贼(这名字太有个性了)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刺儿头都无条件地跑来归附李密。
这是继洛口放粮后瓦岗军的势力再一次急速膨胀,部众达到数十万人。
拥有数十万之众的李密已是响当当的“中原王”了。在河南地面上,他打个喷嚏,别人就得吃感冒药。位于河南的东都洛阳不久就被“李氏喷嚏”掀起的风暴吹成病毒性感冒。
担任留守之初,太原城内和李渊接触最多的有三个人:李世民、裴寂、刘文静。李世民是李渊与窦氏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李渊调任北方以后,将大儿子李建成、小儿子李元吉等家人安置在河东城(今山西永济),只将十七岁的李世民一直带在身边。
裴寂是晋阳宫副宫监。晋阳宫是杨广众多行宫中的一个。宫殿依山而建,规模十分宏大。一百年后,唐明皇李隆基路过晋阳宫时,仍然被这座行宫的壮丽豪华所震惊,还因此写下了一首《过晋阳宫》。裴寂的一生和晋阳宫一样,也很豪华,他是李渊的三个“帮帮党”成员之一,李渊登基后对其极端恩宠。
刘文静是晋阳县令,他老家在长安府武功县,也就是李世民的出生地,所以说他和李世民是正宗的老乡关系。
加上李渊,这四人组成了两对“对对碰”:李渊和裴寂亲近,李世民和刘文静亲密。这四人对碰各有输赢,最大的赢家当属李世民。他成功地碰掉了皇帝老爸的宝座,而最倒霉的是刘文静,他在大唐成立后不久就被裴寂碰死——裴寂的皇帝把子李渊以“谋反罪”将他杀了。
李渊和裴寂是老朋友了,他们很多年前就认识。这次李渊来太原,二人是他乡遇故知。两个五十岁的老男人有事没事就聚在一起喝花酒、吹牛皮外加赌博下棋,常常“相与宴语,或连日夜”。当时晋阳宫内有很多妙龄宫女,对这些美女,作为宫监的裴寂有绝对的管理支配权。杨广那时候躲在南方,晋阳宫天高皇帝远,裴寂在这里自然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喝酒吃饭的时候,在宫内喊几个漂亮美眉陪吃陪喝一下,根本不算事情。那些宫女们也愿意,她们常年幽居深宫,粗茶淡饭,孤独寂寞,被领导点去“二陪”,说不准还千恩万谢呢:裴“冒号”,好人啦!
李渊当时也挂了个晋阳宫正宫监的职务,但他平时主抓军事防务工作,宫监事务基本不问,都交给常务副宫监裴寂去打理。那会儿的李渊丧偶单身,有权有钱有地位,是个钻石“王老八”(年纪太大了,叫“王老五”不太像)。没有“三讲”约束,也不搞先进性教育,生活特别自由散漫。每次酒足饭饱之后,裴寂总会派几个宫女去对留守大人进行全方位“服务”。李留守每次都不推辞,照单全收。私睡宫女就是给皇帝戴“绿帽子”,这要是让皇帝知道了,那就没头戴帽子了。李渊难道不知道这些漂亮美眉是晋阳宫内吃公家饭的?不太可能,他本来就是个“善解人衣”的好色分子,十有八九是故意装孬,“装孬不折本”的事,谁不装啊?
裴寂和刘文静是同事,虽然后来富贵以后两人离心离德,但没发达之前,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还在一个被窝里捣过腿。刘文静通过裴寂认识李世民以后,觉得这个小伙子与众不同,有刘邦的气度和曹操的神武,将来必成大事,于是他尽力和李家二郎交往,两人逐渐成为莫逆之交。
刘文静当时四十多岁了,还只是一个小县令。这种被组织部门遗忘在角落里本来已经属于很背的了,但还有比这更背的事情找上了他。
原来刘文静和李密是亲戚,两人的关系就像李渊的老爸跟杨广的老爸关系一样:连襟。刘文静的老婆和李密的老婆是亲姐妹。李密带着一帮人集体越狱后,杨广一生气,下诏指示将刘文静抓起来关进太原监狱等候处理。
蹲了一段时间的号子后,刘文静无法文静了,他变得有点儿焦躁起来,整天在牢房里来回踱步。刘文静的牢房估计和伏契克《二六七号牢房》差不多,“从窗到门是七步,从门到窗也是七步”。这样的距离要是让“七步成诗”的曹植住上个把月可能会写出一箩筐好诗。但刘文静对诗不感兴趣,他只对一个人感兴趣。他在踱步中等待,在等待中踱步。他知道,虽然彼此没有约定,但那个人也一定会来找他的。
那个人就是李世民。
李世民见天下烽火四起,早有反心。“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他偷偷结交各类豪杰,提前做好“零存整取”的人才储备。在这方面他完全遗传了他老爸的风格优点,见人老远就笑,不管对方身份尊卑,都真诚对待,所以人人都愿意和他做朋友。
儿子想造反,但手里没兵没权,没有造反条件;老子手里兵权兼有,但不想造反。这就是其时李氏父子的真实状况写照。
客观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有造反之心的儿子是对的,但不想造反的老子也没有错。
当时已是隋朝末年,稍微有点儿政治眼光的人都能看出来隋朝必亡。在两个不同王朝的交接之际,如果有实力的话,起兵造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手段。成功了,自己坐天下。如果不成功,也可以拥兵自重,作为加入更大的势力集团的条件砝码。
李渊并不是一点儿造反的念头都没有,而且还多次想过。但他是个“老谋子”,任何事情都细思深想。造反这种自摸电门的灭族大事,他更是左权右衡,坚持一慢二看三通过。在太原,他一切应有尽有,如果贸然造反失败,那结局不可收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根墙上的芦苇,反与不反不决定于芦苇本身,而是决定于两边的风力大小。
父亲的态度让李世民那颗驿动的心更加驿动。正如刘文静所料,他来到了监狱。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两人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李刘会谈”。
刘文静第一句话就使了激将法,他说现在“天下大乱,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这里的“高、光”指的是汉朝的两个皇帝: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这俩皇帝比红牛还牛(人家就姓刘,能不“牛”吗?),一个是开国之先,一个是推翻了篡汉的王莽,再次中兴汉室。
年轻气盛的李世民接过他的话茬说:“你怎么知道没有这样的人?只是大家目前还看不出来罢了。今天我来看你,不是来说什么儿女情长的,而是来和你商议天下大事的。你认为下一步该怎么走?”
刘文静想要的就是这句话,他将自己的建议、打算和盘托出:“如今皇帝在南方巡游,李密威逼东都,遍地都是造反的饥民。太原百姓为躲避盗贼都搬入城内居住,我在这里当了好几年县令,了解其中的豪杰志士,一旦把他们召集起来,可得到十万人,将这些人和你父亲的数万军兵汇编一处,然后以此兵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就可以成就帝王之业。”
刘文静说的正是李世民想要的,这一刻,两个野心家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这次监狱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取得了圆满成功,双方坦诚交换了对天下形势的意见和看法,指出应该以拳头和刀棒为中心,坚持挖大隋墙角、拆大隋长城的两项基本原则,一步一步将大隋推向灭亡,然后取而代之。
中心和目标都确定了,但主角却对此茫然不知。这怎么行呢?必须要让留守大人尽快下定决心并参与进来。
刘文静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知道裴寂和李渊关系铁,便决定先从裴寂身上打开缺口。
演出开始了。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可刘文静、李世民、裴寂这三个男人照样能撑起一台戏。
裴寂喜欢赌博,于是李、刘二人找来了一个赌博高手——龙山县令高斌廉和裴寂对赌,李世民同志拿出了一大笔私房钱甩给高斌廉作为赌资,并给他立了两条赌场守则:不准出老千,不准赢对方。这种只许输不许赢的赌博,高县令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天天可着劲儿地输钱,把裴寂赢钱赢到两眼发直,两手发酸,要是这么赢上几个月,上“隋布斯”财富排行榜那是小菜一碟。
这种以赌代贿的招式似乎屡试不爽。当年杨广想当太子时,也是让宇文述带着一大笔巨款去找杨素的弟弟杨约赌博,想让他去说服杨素支持自己的夺嫡计划。
这是一种黑色娱乐,所涉及的自然也多半是黑色的交易。
不知道这三个男人之间的演出算不算黑色?总之,在裴寂钱越赢越多的时候,他和李世民的关系也越来越好。终于有一天,李世民把自己的意图告诉裴寂,希望他劝说自己的父亲举旗起事。已经赢得盆满钵满的裴寂把胸脯拍得“砰砰”响,一口答应。多年后,当登上皇位的李世民以四条死罪将裴寂流放到不毛之地的广西时,不知道心里是否还藏着一条不好公布的第五罪:当初赢俺私房钱时下手太狠。
看来赌博不但害人害家,还可以害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