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元年（766年）春晚，五十五岁的杜甫迁徙夔州（奉节县）。期间，杜甫共创作400多首“夔州诗”，占杜诗的七分之二强。“夔州诗”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恰如张问陶《夔州怀少陵》诗所言“老来诗笔遍夔州”。杜甫在夔州度过了晚景岁月，因夔州都督的照顾，诗人在白帝城附近的草堂村过着稳定而较优裕的田园生活。但是杜甫并不安于生活的稳定，其胸有万里愁绪，怀抱伤时忧民之心。这种心境被张问陶描述为“东屯粳稻三年熟，97西阁云山万里愁。”张问陶非凭空下此断语。杜甫寓居夔州，生活稳定，但老病孤愁，壮志未酬，惟有以手中之笔去排遣心中愁苦。故其夔州诗，多感时伤世之作。如《秋兴》组诗，融铸了夔州萧条的秋色，清凄的秋声，暮年多病的苦况，关心国家命运的深情，悲壮苍凉，意境深闳。至于移寓西阁时所作的《阁夜》，更是千缕愁绪弥漫在字里行间。“野哭千家闻战伐”，“卧龙跃马终黄土”等句，简直可以使人触摸到诗人那颗极其凄苦的心。《登高》，则是杜甫风烛残年之时，独自登高时所作。诗中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无处不秋。风、猿、燕、木、江、病、鬓、酒，共融一体，同表一愁。透过所见秋江景色，诗人将多少寂寞心事都写在了诗里。张问陶一生仕途失意，辗转流徙，家贫多病，但难忘家国之思。他体味到了杜甫在国家残破、长年漂泊、老病孤愁时的忧伤和抑郁，感受到了诗人虽老衰而忧国之情弥深，其“无力正乾坤”的痛苦也愈重。正因为张问陶对于杜甫的多愁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在《赠相士乔君》诗里，说乔相士“多愁如杜老”，也才写得出“潦倒徒怀灞上游”，“移家我亦成都客，落日空登白帝城”98的诗句。
苏轼《与王定国书》曰：“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杜诗渊博丰富，而苏轼特拈君臣之义，反复申说，这或许有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之意。但经后世无限引申，一味附会，将感情深沉、执着率真、有血有肉的诗人杜甫扭曲为一个神情庄重、谨守纲常、令人敬畏的圣人。张问陶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杜陵诗境在，寂寞古今情。”认为杜诗之所以感人，在于其出于天性，真切地抒写了古今一般同的寂寞之情。有人说诗人总是寂寞的，杜甫更是寂寞的典型。“寂寞”一词在杜诗中随处可见，如“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99“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100“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101“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102更有甚者，杜诗中的枫林凋伤、孤城落日、孤雁飘零、孤舟独泊所潜隐着透心的寂寞和悲凉。寂寞到渊谷往往可以完成大业而流传千古，正是因为这种附骨的寂寞，时时撞击着杜甫的苦闷与凄楚，使他创作出了大量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船山游盐亭时，类似当年杜甫的心情和飘零的处境，重经故地，103心境相同，与杜甫达到了精神上的契合。后来，梁启超也从情感的角度来分析杜诗，以“情圣”取代“诗圣”的称号来推戴杜甫。104其与张问陶可谓同出一辙。
杜甫的人格魅力，首先在于其推己及人、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任何人学杜若无此胸襟则失其根本。张问陶自然深明其理，一部《船山诗草》，充满对时局的关注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其所怀有的人道情怀和民本思想，与杜甫是暗合的。尤其《宝鸡题壁》组诗，不乏担当“诗史”之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张船山先生事略》曰：“《宝鸡题壁》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传诵殆遍。”顾翰在《船山诗草补遗序》中称：“以为李白、少陵复出也”，意谓船山古体奔放奇横，颇近太白；而船山诗歌中流淌着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人文关怀，则与少陵诗是一脉相承的。船山积极关注变幻时局，忠实记录历史，大胆揭露现实社会尖锐矛盾斗争，也是继承了杜甫的“诗史”精神。
另外，张问陶与杜甫在诗歌艺术上也存在不少共同点。船山诗歌风格变化与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有多人指出其近体诗有“空灵而沉郁”的特点，105即由前期狂放转向后期沉郁。其前后期诗风的转换近于杜甫沉郁顿挫及“庾信文章老更成”之风。再如船山诗学思想全部通过论诗诗表达，既源于自然天成之主张，亦不能排除有意规摹和发展杜甫《戏为六绝句》创制之用意。船山还有相当数量的诗，直接化用杜甫诗句或意境。如《无题四首》之二尾联：“白衣狡狯成苍狗，忍看浮云变态殊”，取自杜诗：“天上秦云如白衣，忽然变化成苍狗”。《自题勾漏山房》尾联：“金函旧录忘焚草，清夜犹防玉女窥”，源于杜诗“避人焚谏草”。正如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引《寄心庵诗话》所言：“船山太守为蜀产，其诗以放翁门径，上攀少陵，取其雄快之作，而芟其剽滑之篇，斯太守之真诗见矣。”船山论诗主张“好古不泥真通人”，作诗应向古人学习，但不可拘泥古人之法，要推陈出新，表现出自我性灵。其《登华阴庙万寿阁望岳同亥白兄作》写道：“地擘雍梁山自好，诗留李杜我何题？”反映出对两位诗坛巨擘服膺其才却不愿重复的心态，106此为得其真精神也。杜甫提倡“转益多师”和“别裁伪体”，其诗歌创作“别开异径”，在盛唐诗中走出一条新路子。杜诗造语皆工，得句皆奇，佳句俯拾即是。张问陶以“好句何如杜拾遗”说杜甫，论之极是。
杜甫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107谈到自己的家世时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代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张问陶在精神上趋向于李白，但在言行上又更近于杜甫之“腐儒”。虽然他没有像杜甫那样以“儒”自称，但沐浴在“家风贫尚守”、“相业史重编”的流风美德下，耳濡目染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的传统人格模式。他所受的儒家观念的感染，绝不会亚于杜甫。尽管由于时代风气的变化，彼此外在表现形式有所差异，但他们的诗都是真性情的抒写。船山从儒家入世思想出发，而又不为儒学所限，结合自己的时代和亲身生活实践，去阅读杜诗，感悟杜诗精神，也真正读懂了杜诗。船山诗也写出了人生真情、真性、真阅历，反映社会时弊、民生疾苦，而又率性自然，真正继承了杜诗的精髓，堪称杜甫千古知音。
张问陶身处乾嘉之际，诗学受时代风气和传统儒学之熏陶，也受到故乡巴蜀文化的浸润，更由于其亲身体验治世与乱离的特殊经历、刚直不阿的秉性气质，使他与诗圣杜甫有着自然的心灵契合。他自觉地学习仿效杜诗，受到杜甫的多方面影响。但他的学杜不是追求表面形式，而是融杜甫精神于诗论诗作之中，故此天然无痕，人不易察。这应归之于作者深沉的崇杜爱杜之情，也与其相同的人生际遇和不慕名利密切相关。船山一生虽过着“饥来百事非”，“人谁足稻粱”的贫困生活，却怀着“隐轮匡时略”、“慷慨对中原”的雄心，高唱“英雄不下穷途泪”。而且他个性孤傲率真，足迹遍人寰，逢山赠一诗。凡此皆与杜甫相似。故《感事》诗里，以“足茧荒山有杜陵，饥驱自笑客何能”，赞杜甫漂泊流寓，一生恒饥，仍坦然自笑，贫困不移的精神。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曾有“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之叹，注意到了杜甫较少被人关注的一面——疏狂。108而张问陶《春日感怀》里说“狂到杜陵甘作客”，恰如金圣叹《杜诗解》所评杜甫《去蜀》是：“勉强收泪语，正复更痛。”109萧散疏狂之极的杜甫却“甘作客”，正复不得不甘。这是壮志难酬的失望、痛苦，也是无可奈何的内心隐痛与惋叹。张问陶一生南船北马，从其“人谁爱远游”之句，可观其无奈之情。所以他更能理解杜甫“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的苦痛和忧伤。
李白是蜀地走出来的伟大诗人。作为蜀中同乡，张问陶本该对其大肆赞扬，但是遍检《船山诗草》，论李白的诗句却只有寥寥几处，且对他的诗歌创作情况只字未提，全部是关于李白的性情、气质、爱好的评析。如“狂”、“谪仙”、“嗜饮”等。不过，我们并不能凭此表象断定船山不喜李白。因为无论是从性情气质还是在诗歌理论、诗歌创作上，船山与李白都有着诸多的相似。
自贺知章的“天上谪仙人”后，后人便以“谪仙”称李白。这不仅因为李白好道家神仙之术，更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奇异的气质。李白多奇思，好幻想，常兴逸天外，将诗写得如此超凡脱俗、鸟瞰大地。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说李白诗“以自然为宗”，至为确切。“自然”，是李白文学观的核心。他的诗歌创作纲领，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110。“天然”，有时又叫“天真”、“清真”，都是自然之义。其表现在内容方面，是直抒真情，不事矫伪；表现在形式方面，则是自然天成，不假雕饰。这两个方面，都鲜明地体现在李白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其诗作的总特色。由于以自然为宗，李白对诗歌创作中伪饰之风深恶痛绝，他借庄子寓言，对丧失“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式的所谓创作，给予了辛辣的嘲讽。111性灵诗人张问陶也以“天真”论诗，《出江口》诗中有“人生贵自然，即景皆可恋”之句，揭示了其贵自然的人生观和追求自然天真的文学观。他说“偶然淡语得天真”，112“雕文镂采太纷然”，主张“毋绮语”、“尚清歌”113，甚至说“谩语谰言却近真，乱头粗服转丰神”114。这正是对李白诗歌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张问陶的古体诗，以雄豪奔放、酣畅淋漓的抒情方式，形成了急风骤雨般的强烈气势，洋溢着雄健之气。最能体现这种创作特色的首推他的山水纪游诗。其山水纪游诗侧重于描写阔大、壮伟的自然景观，尤其是诗人一般不对景物作静态的审美观照，而是以汪洋恣肆的笔调，挥洒出一种奔腾、回旋的动势，创造出一种雄奇、奔放，气势磅礴的壮美境界。例如：“悬流争赴壑，轰若万马嘶。疲骡盘涧底，怒浪吞腰围。急瀑奔大石，突兀来元龟”。115大笔挥洒，把急瀑、怒浪、深壑写得惊心动魄，声势浩大。诗歌境界阔大，气势雄健奔放。这也正是李白山水诗的一大特色。张问陶还善于化用李白的诗句，揉进自己的作品。象“一奁孤月满轮秋”、“欲寄愁心蟾影阔”116，分别化用李白的“峨眉山月半轮秋”117、“我寄愁心与明月”118。可见，他是有意识地把李白作为学习对象的。所以，人们在评价张问陶的古体诗时，往往与李白的诗相提并论，说其“古体奔放奇横，颇近太白”119，“欲歌欲泣，情见乎辞，以为太白、少陵复出也。”120
如前所述，张问陶的积极入世可与杜甫同日而语，但其心理状态始终是倾向于浪漫的李白和豪放型的苏轼。船山的清高孤傲、豪迈洒脱和无拘无束，都与李白如出一辙。所以，醉眠雪中，口里还在“大呼前辈李青莲”。他尝自言狂如李白：“莫讶上书狂欲死，东山李白是乡人。”他在当时也着实赢得了狂名。知交洪亮吉“爱我猖狂呼李白”，门生崔旭在《念堂诗话》中对他也有一段评价：“船山夫子，或目为才子，为狂士。乃有识之才子、狂士也。”准确道出了他的性格特征。在生活情趣上，除了热爱林泉丘壑、喜欢结交朋友等与李白接近外，张问陶还有一点与李白惊人地相似—耽于饮酒，尝自言“平生嗜酒耽枯吟”121。他的诗作中有大量的饮酒诗。“夜深鬼问开天事，大醉摇头笑不知”122，何等豪逸、洒脱，颇得李白饮酒诗的神韵。“我生三十年，年年游醉乡。不知百年中，当倾几万觞”123，比之李白的“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124的纵情豪饮，毫不逊色。李白解金龟换酒，张问陶亦曾“宫袍雕裘抵酒缗”，其豪爽不羁不让李白。而船山“几曾长揖谒公卿，宾刺过门懒送迎”125、“挥手风尘傲五候”126中表现出的蔑视权贵，又颇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气节。船山一生善诗嗜饮，有人以耽诗癖酒讥之，却不解其借酒浇愁，赋诗排闷。其《断酒》之二云：“一日不醉不可，千日不饮何妨。胸中自有真意，错被人呼酒狂”127。《丙辰初冬乡思》自言：“酒失无心空自悔，诗狂有托恐人删。”128船山借酒排忧、逢饮必醉，酒酣赋诗的背后，是对世俗的强烈蔑视与反叛，这与李白借酒解愁，慷慨悲歌，抒发心中郁闷是相通的。与封建社会大部分有志士人一样，张问陶一生都处于仕隐矛盾中。他重视功名事业，但身居廊庙，却心在山林，热切向往自由的生活。“神驹空其群，安能受羁勒”129，这句题画马诗，正是他自身的写照。好道、爱佛、嗜酒可以使人暂时解下面具、放浪形骸，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一句“苏晋长斋绣佛前，醉后往往爱逃禅”，反映苏晋既“长斋”又贪杯之特点。苏东坡在《谢苏自之惠酒》诗中评说杜陵《饮中八仙歌》云：“杜陵诗客尤可笑，罗列八仙参群仙。流涎露顶置不说，为问底处能逃禅？我今不饮非不饮，心月皎皎长孤圆。”这里的“为问底处能逃禅”是说苏晋虽逃出禅来，但试问他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张问陶则认为与其逃禅入道，不如向李白学习“合买扁舟泛五湖”130，反映了旷达的人生观。
自然环境孕育文化精神，教化传统熏陶文化精髓，这是“文化生态学”的有益的观点。自然风貌对作家的审美趣味有很大影响，同一地域的作家，容易产生相近的审美观。古人早已意识到了这点，如沈德潜尝谓：“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蜀地雄奇壮丽的山川，陶冶了蜀人豪放的性情，形成了一种审美心理积淀。蜀人喜好浪漫奇诡，富于奇特想象。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大赋，正是古巴蜀人“发散式”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蜀人这种发散型思维方式必然在文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富于文采和想象力，易于形成富于激情、向慕奇幻的文化心理，并因此形成了巴蜀文学一向具有的雄豪阔大的境界。从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的创作上，我们很容易辨别出一种相同的气韵。那么，张问陶作为蜀地的诗人，性情、气质、爱好诸多方面接近于李白，在创作风格上与李白有相近之处，也是很自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