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诗重写真性情，张问陶对苏轼的家国情、人民情、乡情、亲情都予以高度赞誉。自古以来，忠孝义节，被视为百行之冠冕。三苏父子关心朝政，父苏洵针对北宋贫弱现实，提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革新主张；弟苏辙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副相），亦多次上书，针砭朝政。但其身居廊庙不为重用，与船山闲居翰林院无异，故船山叹曰：“廊庙虚贤相”。兄苏轼关注朝政民生，政治上见解独到，怀着对国家的忠义，多次上书论朝政得失，不肯阿谀奉承，一生浮沉于残酷的党派之争中，宁遭放逐亦不改初衷。身陷囹圄，还高声吟唱着“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161其一意孤行，足见其忠孝心长。“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在其《山谷集》里，论先生书法与人品的内在关系时，谓其“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逼近于“浩气贯长虹，忠义填骨髓”之境地。张问陶曾以东方朔上书四十四万言为楷模，立志“为天子大臣，上书继臣朔。”162他赞苏轼“忠孝真诚宁放逐”、“文章事小功名大，忠孝心长意气孤”、“忠孝古人情”等诗句，皆注目于其对国家的忠义之心、对黎民百姓的至情至义。此情此义，无人堪追。
张问陶也将苏轼对亲人的情义作为评论的内容。二苏兄弟不惟文学上珠联璧合，在政治上以及日常生活中也相依为命。他们以文采议论为华，以孝友谦慈为基，共同奏响了一曲千古悠悠手足情。可以说，从来兄弟埙篪之乐，未有过于二苏者。乌台诗案，苏轼原料难逃劫难，狱中写下绝笔，“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弟兄，又结来生未了因。”163诗中没有对死的恐惧，萦绕不散的惟有内心深处的对弟弟子由的留恋。船山常以二苏兄弟情深喻自己和亥白的手足之情。当亥白从南海郡再归眉州之日，他兴致勃勃地写下了《出江口》一诗，“前身果坡老，我必苏子由。”用东坡比亥白，以子由拟自己。苏轼对爱情更是一往情深。苏轼与妻子王弗感情甚笃，王弗每每红袖添香，伴夫君夜读，又随苏轼辛苦辗转。无奈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即病逝。幽冥隔世，生死相别已十年，苏轼仍哀思深切，以致幽梦还乡，字字泪垂地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悼亡词《江城子》。船山原配周氏年仅二十早逝，他继娶林佩环后，夫妻“夜窗同梦笔生花”，却仍写下了多首悼亡诗追忆周氏。“世间甲子须臾过，半局残棋已廿春”，164写别鹄离群的悲凉，哀惋欲绝至极，情深不下《江城子》。
抒写乡愁，是张问陶性灵诗的重要内容。他曾几次借苏轼至死未得回归故里，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一是辞官后至常州瞻仰苏文忠公祠，吟诗“此中曾有未归人”165。一是在《东坡雪浪斋铭拓本为颐圆通政题》诗中，援引苏轼雪浪石铭166中的文字“蜀两孙”，来比自己和乡贤苏轼，叹“乡思谁谈蜀两孙”，“相招同有未归魂”。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因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在仕途上几起几落，被贬达十余年之久。也曾因诗文获罪，“乌台诗案”甚至几丧性命。苏轼的不幸遭遇令人同情，然而，其旷达则更让人敬佩。在沉浮不定的人生面前，他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力。横遭贬谪也好，自请外放也罢，都没有使他颓唐丧志。不管身居何处，无论爵位高低，他都能随遇而安，有所作为。于是便有了西湖种柳、赤壁泛舟。黄州虽然嘈杂，但可以“长江绕郭知鱼美”，惠州尽管偏远，却能够“日啖荔枝三百颗”。道家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身上已表现为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据《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此语深为船山喜爱，他说自己“醉中颇爱东坡语，世上从无不好人。”苏轼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卓尔不群，又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屡遭贬谪，宦海浮沉，终以融道、释诸家哲学以自救，逆境中泰然处之。庄子《齐物论》中“一生死，齐彭殇”，是说道家不被一切束缚，对于形而下的东西，能轻轻松松地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去承载。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之句，表现出道家旷逸豁达的人生态度。受道家思想影响，张问陶也认为“彭殇一过总徒然”。嘉庆元年（1796）腊月十九日，张问陶与赵味辛、温谦山两舍人，方茶山、伊墨卿两位比部，温筼坡、洪稚存两位编修，集于洪亮吉的卷施阁，为东坡先生生日设祀，并摹东坡笠屐图，船山题长句为纪：“我为乡人夸坐客，公留生日醉狂奴。”第二天，彭田桥来访，宴席中，船山又绘一幅东坡先生像，并再次题诗“文光可止照峨岷，再拜先生画里身。”可见船山对东坡先生崇拜神往之情几欲沉迷，并以与东坡同乡而自豪。两年后（1798年），再题《东坡笠屐图》云：“纵横奇策才终累，忧患余生遇转安。”叹东坡居士天纵多能，为才所累，所幸其随遇而安，乐天知命。船山赏苏轼“看彻幽明”，誉为“坡仙”，甚至要“学制坡仙真一酒，167醉骑蝴蝶到华胥。”苏轼在幼子苏过满月时有《洗儿戏作》，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张问陶读诗后，作《感事为坡诗下一转语》诗，云：“无灾无难不公卿，才算平安过一生。细领痴聋真妙处，始知愚鲁即聪明。”就诗歌本身而言，张问陶对世态的认识较苏轼更理性、更透彻。但他毕竟缺少苏轼悠然于俗世的气度，也就难逃其如大多数文人一样的悲剧一生。
遂宁张氏家族乃诗歌世家，后人有“一家男女尽能诗”之说168。张问陶对苏氏文学世家也赞誉有加，誉其“一门无俗物”。169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以诗词文章在北宋时称雄于文坛，文学史上称为“三苏”。一门父子共同列入“唐宋八大家”之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而且三苏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优秀的思想家和经学家，他们在经学领域也造诣非常。巴蜀的《易》学，源远流长，独擅其美。“三苏”父子生活的眉山地区，士大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师”170。“三苏”父子锺巴山蜀水之灵气，集“蜀学”成就之精华，易学也成了苏氏一门的传家之学。苏辙诗曰：“家传《易》、《春秋》，未易相粃糠”，171正是对这一家学传统的独白。苏氏父子跻身于北宋蜀学主将之列，他们合力所著的《苏氏易传》172，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173张问陶说“《易》传家学妙”，概括出了易学乃苏氏一门的传家之学，并于其时引领风骚。苏轼的第三子苏过，在当时颇有声望，人以“小坡”称之。苏过是三苏之后子弟中最承家风者，其文学造诣和成就酷肖苏轼，苏轼曾夸“过子诗似翁”174，“作文极峻壮，有家法”175。张问陶称誉其“健笔过先世”。176
苏轼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崇尚本真自然，反对对人性的禁锢或伪饰，在苏轼的心目中，已不是一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对人类本体的根本追求”，177此可作为对苏轼真率性格最好的评语了。苏轼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性灵。苏轼作品之中，或为即兴之作，或是心有不满而有感而发，都是顺乎天性的自然流露。他曾经对人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178“苏轼为人刚直，感情丰富，无论为诗为文，立言有体，不发空论，得之于心而出之于口，非为至情，即为至理。”179故无论欢娱或愁苦之语，自然皆能动人。苏轼反对务奇求深和雕琢经营，尝言：“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180他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提倡“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81，“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182张问陶亦言：“丹青本游戏，挥洒定奇特。如何守斤斤，触手见淳饬。”183意谓艺术创作本来就是随心所欲，任性灵而为，当放笔挥洒，戒墨守陈规。这与苏轼的文学主张相契，故称道苏轼“文章嬉笑亦经纶”。苏轼诗歌的“自然天成”，得到性灵派副将赵翼的高度赞扬。《瓯北诗话》言：“坡诗有云：‘清诗要锻炼，方得铅中银。’然坡诗实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赵翼认为苏轼诗妙在不加锻炼，在心境空明的情况下，自然流露其感情，浑然天成，全不着力，所以“独绝”。184张问陶也论苏诗之“真”：“写真何处想髯苏”，“醉眼模糊易写真”，指出了苏诗题材广阔，几乎无所不包，而同本性情之真。更论苏诗“真”之根源乃“《诗》逼长公真”。船山《蟋蟀吟》云：“《诗》三百篇，大抵贤人发愤之所为。”他认为苏诗天真无邪，真情不伪，乃继承了《诗》以道性情的传统。船山是论可谓精当。苏轼一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民生疾苦，他将对国家、民族、百姓的至情，倾注于笔端，发出了“西北望，射天狼”的报国之声185；写出了揭露统治者为了赢得“宫中美人一破颜，”而“惊尘见血留千载”的《荔枝叹》。其作品的笔力实不下于小杜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可以说，“《诗》逼长公真”，准确地道出了苏轼创作继承“诗以道性情”的传统，又与时代相结合的特点。这是船山独到的见解。
宋代以学问为诗，从书本中寻取创作材料，导致诗歌拘谨枯瘠。苏轼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将其化为诗料，诗歌便充满了勃勃生机，故能避免许多宋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诗可以作为张问陶的“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的注脚。而且苏轼的创作在跌宕起伏中，一任感情释放，把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其诗已不见世人的拘谨。张问陶评云：“宋诗多拘儒，惟公有生气”，针砭了宋诗的死寂、缺乏活力，赞赏苏轼诗富有“生气”，具活泼灵动机巧之美，达到了超脱自在，无拘无束的境界。苏轼潇洒多才，其坦荡胸襟，独绝文章，令人叹为观止。故姚莹说苏诗“妙语天成”186，赞其妙绝难以追寻。苏轼作诗磊落俊伟，最具气格。张问陶无意于以诗人自居，却有“本朝一大名家”之目。苏轼爱作文章，也无意于以诗文自见，为古今学士所不能及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其磊落天生，确实是学不来的，故船山赞其“诗才磊落难为继”。
东坡诗歌之外的影响，林语堂1908年写的《苏东坡传》187有明确的评价。称苏东坡是：“富有创造力，守正不阿，放任不羁，又随缘自适，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其实，约在林语堂之前百年，张问陶就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地位和影响。如既赞其“文光可止照峨岷”，“公之灵光满天地”，又言“岭海妙能恢壮志，韩苏好不在诗名”，说苏轼不惟以诗有名于世，也因其恢宏之志而名垂千秋。诗句“乡人自昔夸汉京，我今一笑皆平平。子云相如文士耳，安敢与公争大名”，则说杨雄、司马相如以词赋卓然于世，一直为蜀乡人夸耀。但是，二人知名仅在词赋，只能以文士相称。张问陶该诗亦在力证：苏公之大名，岂一般文士所能争焉！而“因公爱眉州，便觉眉州好”之句，更有爱屋及乌之意。然而苏轼的魅力并不惟于此。他是中国文人精神之集大成者，其处世精神，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他懂得一切须当顺其自然，因为与世俗一直保持着一定距离，所以能处在悲观与执着的此消彼长的平衡中。此乃苏轼人高一筹的地方，也是张问陶竭尽全力，却终其一生无力企及之处，因而便对苏轼更是钦佩有加。
杜甫和苏轼俱为张问陶所推崇，诗句“东坡西阁188吾兼爱，欲就诗魂与唱酬”是为证。散见于《船山诗草》中的论杜甫的诗句并不少，但专为杜甫而作的诗篇却仅见两篇。张问陶不惜重墨，以九首诗歌专论苏轼，足见苏轼是历代诗人中至为张问陶推崇者。
元好问是我国文学史上名冠金、元两代诗坛的巨星。自金、元以后，文学批评家称他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工”189，比之于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陆（游）190，是集大成者。元遗山得到后世景仰，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忻州知州汪本直重修元遗山墓191，船山居京师任翰林院检讨，得知后欣然题五律二首以寄，怀念这位伟大的诗人。船山客观地评价了遗山之为人为文，论其忠心爱国，也评其文学创作成就，更衡量其诗学建树。
遗山是继苏、黄以后最负盛名的诗人，金元两代，就诗家地位而言，遗山位居第一，也无异议。昔遗山论诗有“诗到苏黄尽”之叹192，今船山以“名重苏黄后，金元笔一枝”誉遗山，并非溢美之词。遗山才华横溢，而其一生致力于诗学，尤得诗歌创作之旨趣。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揭其诗论主张。尤其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体作《论诗三十首》，篇幅更为宏大，内容更为丰富，影响更为深远，后代仿遗山论诗绝句者代不乏人，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巨匠地位。他在诗论史上的贡献，谢启昆极赞，其《读中州集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云：“慷慨论诗句有神，苏黄以后导迷津。不封沧海横流日，争识扶鳌立极人。”吴世常辑注《论诗绝句二十种》更赞其“立论之精当，非惟针对时弊，有起衰救弊之功，且亦影响后世非一代也。”193船山以诗论诗，是沿着戴复古重在阐述诗歌理论的路子而行。但在具体论历代作家时，其重视作家的品德，显然受到了元遗山的影响。而且遗山论诗贵自得，反模拟；主张自然天成，反对伪饰；主张真诚与雅正，都与船山的诗学观相合。船山推崇遗山之才，尤重其论诗，故一言以蔽之：“才高许论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