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还是金代著名的史学家。金亡后，作为金朝元老，他以史事为己任，广泛搜集历史资料，以数百万字的《壬辰杂编》、《中州集》、《金源君臣言行录》等著述，保存金代文献和史实，成为研究金代文学、史学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后代学者修撰《金史》，多本其说。可以说，如果没有元好问，《金史》的内容将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张问陶论元遗山在金史的地位不可或缺，总结为“史难因我废”。遗山尝任中央和地方官吏，尽心竭诚，关心国家兴亡、民生疾苦，政治声誉甚高。中年以后遭逢乱世，饱经忧患，将遗民之悲，故国之思，深寓在他的诗作之中。其丧乱诗继承了辽文学任情率真的传统，194以其诚挚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成为继杜甫之后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遗山是历史上的大不幸者，他不仅命运多蹇，还得不到当世的理解，诗人直至卒前仍心有余悸地嘱其弟子立墓碑只题“诗人元好问之墓”195七字，不言其它。关于元好问的气节问题，也一直是后世聚讼纷纭的焦点。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代学者着力从文化角度为遗山辨白，认为元好问虽为崔立撰碑，但秉笔直书，没有歌功颂德，谈不上失节。上书耶律楚材，觐见忽必烈，保护人才，维护中原先进文化，这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应予以肯定。这一观点体现了当代学人名节观念的更新与进步196。难能可贵的是，近二百年前，张问陶已摆脱了封建名节观念，赞遗山“世乱能全节”。而对遗山未充分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真正价值，不敢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政治品德下一断语，寄予理解和同情，叹其“忠亦畏人知”。
张问陶论清代作家
张问陶论诗主创新，明诗存在复古与摹拟之弊，故于明诗人未评一人。有清一代，诗人甚多，仅《船山诗草》中直接或间接提到的清代诗人就逾八百，但张问陶惟取乾嘉诗坛的诗人与诗作而论197，且态度明确，褒贬分明。贬斥者有以学为诗、以考据为诗的翁方纲之流，以及规摹唐人、持“诗教论”的沈德潜之辈；赞誉者有袁枚、赵翼、孙星衍、吴锡麒、毕沅、王昶、法式善等诗坛前辈，还有门生崔旭等人198；有洪亮吉、陈登泰、戴敦元、朱文治、郑大漠等同年，也有诗友、画友王学浩、吴鼒与黄易，还有四川举人彭田桥、朱紫坊名儒郑大谟等地方名人。重点论述了和他情同手足的洪亮吉以及性灵派主将袁枚199。
妃红俪白太纷纷，伸纸如攻合格文。
我爱君诗无管束，忽然儿女忽风云。
（《题邵屿春（葆祺）诗后》诗草卷十）
（评邵葆祺）
王郎袖得神仙笔，幻出云山风雨疾。
雄奇淡远无不宜，肯学倪黄拘一律。
（《栈中怀王椒畦》诗草卷三）
南海之大不如天，作诗何至夸登仙。
王郎下笔真神解，画出君诗满沧海。
（《题王椒畦画亥白兄过海图》诗草卷八）
输我三人齐下笔，性情图画性情诗。
夜雨泠泠画五连，王郎泼墨便天然。
（《题武连听雨图王椒畦作》诗草卷十）
妙诗奇画空余子，生作仙灵那能死。
（《椒畦病起与莳塘亥白携酒就松筠庵贺之即以送行》诗草卷十）
（以上评王学浩）
癯鹤临风意欲仙，斯人清净出天然。
文章不藉登科重，自我知名已十年。
（《赠同年陈户部琴山（登泰）》诗草卷五）
（评陈登泰）
敝衣汙更雅，乐讬见天真。
诗名甘我让，酒过与君同。
（《赠戴金溪比部同年》诗草卷十五）
（评戴敦元）
一月不相见，新诗陡胜人。
奇篇能磊落，淡语亦丰神。
志定原生慧，才高恐更贫。
聪明君自足，珍重葆天真。
（《题姚伯昂诗》诗草卷十六）
（评姚元之）
点笔何须画鬼神，破空奇语在能真。房帷写韵有传人。
（《题王铁夫（芑孙）楞伽山人诗初集》诗草卷五）
（评王铁夫）
大声疑卷怒涛来，愈我头风一卷开。
直使天惊真快事，能遭人骂是奇才。
（《题孙渊如前辈雨粟楼诗》诗草卷五）
（评孙星衍）
世间裘马皆年少，潦倒如予更有卿。
妙句怪多湖海气，相看原未拟儒生。
（《题彭田桥诗后》诗草卷二）
（评彭田桥）
高文随手似飞文，用尽奇书用典坟。
酒兴狂时惟让我，诗情豪处不如君。
闲游古寺题红叶，醉拓晴窗画白云。
自恨无权主吟社，骚坛封汝上将军。
（《送山尊归全椒》诗草补遗卷四）
（评吴鼒）
气盖岩疆心磊落，诗包全史论纵横。
（《题邲阳明府郑青墅同年诗集》诗草卷十五）
（评郑大谟）
东南名士推前辈，辇毂词人拜下风。
离亭举酒故交稀，话旧还携老布衣。
望阙情怀原恋恋，怜才心事最依依。
（《花朝赴陶然亭公饯王述庵前辈归故里》诗草卷十一）
（评王昶）
秀语标神韵，新城一瓣香。
声名在王后，端为老渔洋。
（《答杨米人明府》诗草卷十三）
（评杨米人）
诗中开悟境，象外写仙心。
迦叶此时笑，羚羊何处寻。
（《黄小松（易）作诗龛图寄法梧门祭酒为题一律》诗草卷十三）
（评黄小松）
清朝文网森严，文人大多埋头考据或堆砌典故，以至情采浅薄，文辞平庸。至乾隆时代，沈德潜倡导以“温柔敦厚”为准则的“格调说”，翁方纲主张重学问、重义理的“肌理说”，从表面上看，一偏于宗唐，一偏于宗宋，其实在束缚个性上并无根本区别。张问陶不仅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荡涤有违诗道的各种不正诗风，还有意举出乾嘉诗坛许多抒写真情、诗风天真自然者进行品鉴。由于船山所论性情诗人甚多，限于篇幅，惟选具代表者以论，如邵葆祺、王学浩、陈登泰、戴敦元、姚元之、王芑孙等。
邵葆祺（生卒年不详），字寿民，号屿春，北京大兴人，进士，官吏部员外郎，有《桥东诗草》。因排行第五，人惯以邵五称之，船山将其比之“长爪郎玉川子”200。邵五与船山、亥白兄弟交往密切，诗酒唱和频仍。白莲教起义烽火燃至遂宁，邵五曾作诗吊悼牺牲的起义军，亦忧亥白之安危，船山依韵和诗《闻遂宁兵警邵五作诗相吊并寄怀亥白成都依韵酬谢》。邵五诗风接近船山，几乎难分彼此。船山《赠邵五》诗曾云：“君诗似我诗，几不辨尔汝。”无论是儿女之情，还是风云际会，只要不是外在强加的理性羁缚，而是发诸性灵的天真之作，都是船山所赞赏的。邵五诗无定法，不墨守成规，全然是“无管束”的率性之作，深得船山喜爱，云：“我爱君诗无管束，忽然儿女忽风云”。
作为画家，船山对当时的画家与画作也多有品评。清代画家兼诗人者众多，故船山论画又往往兼而论诗。清代中期，诗画领域视形式如敝屣，动辄言舒胸中意气，画坛上崛起了“扬州八怪”为代表的一批画家。他们强调抒发性灵，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极具性情。性灵画的画面简单，自得天机，在当时画坛独树一帜，富有新意，但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在他们那里却有所削弱，王学浩等人倡导临摹救其弊。王学浩（1754-1832），字孟养，号椒畦，江苏昆山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后屡试不第。精画理，工书法，山水得王原祁正传，结构紧密，笔力苍劲。用墨能入绢素之骨，有霸悍之气。晚年又专用破毫，苍浑雄厚，脱尽窠臼，画风为之一变。王学浩亦能诗，光绪《昆山县志》载：时人比之李白、褚遂良，谓“白也诗无敌，褚公书绝伦。”著有《山南论画》、《易画轩诗录》、《灯窗杂记》、《毛诗说》、《翠碧山房稿》等。针对当时画坛性灵有余而传统技法不足之弊，王学浩《山南论画》有针对性地指出：“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火。”但椒畦师法倪黄201，却非一味模仿，而是借鉴中又有创造，形成了或气苍骨劲、或随意点染的多样化的画风。故船山赞其“袖得神仙笔”，“雄奇淡远无不宜”。椒畦本不能诗，202与亥白相交后，在其影响下学习作诗。得亥白诗“语淡而味腴”203之真谛。椒畦诗语浅而意弥，是以船山又誉其“妙诗奇画”。王学浩为人恬澹旷适，绝意干禄，曾自序言：“年三十有八，一半性情以自见其身世。”204其诗一任性情而出，用墨也信手点染，生动传神，船山评其“性情图画性情诗”，又赞《武连听雨图》“泼墨便恬然”。
“天然”是一种浑然天成、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种“平淡”近乎天巧，属于“自然”的美学范畴，非一般人能及。船山推崇“天真”、“平淡”的艺术风格，认为“诗情画态总天成”205。其《莲花寺马器之宴上赠陈孝廉闻之若畴贵州人》诗云：“谩语谰言却近真，乱头粗服转丰神。”他也极力赞扬了天然之人、天真之作。
陈登泰（生卒年不详），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字子望，会稽人，著《拜石山房诗集》。《赠同年陈户部琴山（登泰）》曰：“癯鹤临风意欲仙，斯人清静出天然。文章不藉登科重，自我知名已十年。”言子望如瘦鹤临风，超然欲仙，以其脱尽世俗桎梏的自在状态，早富文名。
戴敦元（1773—1834），字金溪，浙江开化人，船山的亲家公。幼有异禀，十岁举神童，学政彭元瑞试以文，如老宿；面问经义，答如流。叹曰：“子异日必为国器！”年十五，举乡试。乾隆五十五年，成进士。历官道员、按察使、刑部主事，至刑部尚书。金溪“卒之日，笥无馀衣，囷无馀粟，庀其赀不及百金，廉洁盖性成云。”206善诗，有诗名，传诗数卷。《赠戴金溪比部同年》云：“敝衣汙更雅，乐讬见天真。诗名甘我让，酒过与君同。”张问陶赞扬他生活困窘，更见天真无邪之雅士情致。金溪诗歌成就不凡，乃至以“狂”得名的张船山也甘让诗名。
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号荐青、竹叶亭主，别号五不翁。安徽桐城人。船山庚申同年举人，嘉庆十年进士，历官河南学政，工部、刑部、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工书画。人们评其画风不染前人之法。有《竹叶亭杂诗稿》、《竹叶亭杂记》、《小红鹉馆集》等行世。姚元之继承了族翁姚鼐的诗文之法，以清丽之笔作淡语，略形貌而取神骨。张船山评云：“淡语亦丰神”。赞姚元之诗惟其精神内敛，全以淡语出之，亦具丰神远韵。检点姚元之诗作，船山是论可谓精当。姚元之有诗赞美千山207，他领悟了千山之灵性，用语极其简洁自然，却抓住了千山独特的群体英姿，道出了千山风光之秀丽、千峰之壮美，成为描写千山的绝唱。佛说“定能生慧”，所谓冰心不染尘，淡泊葆天真。船山认为“天真淡处能通慧”208，故寄语才气过人的姚元之一定要“珍重葆天真。”
王芑孙（1755—1817）清文学家、书法家。字念丰（一作沣），一字沤波，号惕甫，一号铁夫、云房，又号楞伽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召试举人，官华亭教谕。工书逼刘墉，不期而合。吴门自明季以来，书家用笔，皆以清秀俊逸见长，至芑孙，始以遒厚浑古矫之，遂为三百年所未有。有“吴中尊宿”之誉。善诗，琴歌酒赋，为时望所推。著《楞伽山房集》、《渊雅堂集》。
王芑孙生性简傲，厌恶权贵，不肯从谀，人以为狂。妻曹贞秀（1762—？），字墨琴，安徽休宁人，工诗善画。王曹夫妇与船山交密，二人曾书写船山《论文八首》、《西征曲》八首合为一卷，赠与船山。王芑孙与曹贞秀夫妻唱和，留下了不少感情真挚的房闱诗。乾隆五十六年元月，船山居京师，与诗友洪亮吉、王芑孙、朱文翰等酬唱之际，闲暇作《题王芑孙楞伽山人诗初集》，欣言赞道：“房帷写韵有传人”。众所周知，闺房之私有甚于画眉者，但在文学史上，除了民歌乐府诗抒情相对率真泼辣以外，大部分爱情诗比较讲究技巧的运用，在情感的表达上较为委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理学充斥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乾嘉诗坛，船山高扬性灵说个性解放的精神，在《春日忆内》诗中公开宣称：“房帏何必讳钟情”。他的爱情诗得性灵说之真谛，直写夫妻间的缠绵恩爱、情趣相投，反映了夫妻情深、伉俪之爱。《正始集》载船山夫妇“琴瑟谐和，得唱随之乐。”由于他的爱情诗有别于袁枚的泛情之作，包涵着人性真善美的崇高追求，在当时乃至今日仍广为流传。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张问陶主张无论是常语还是奇语，都要以表达诗人的真性情为标准。王芑孙为诗虽喜用奇语，但未失本真。船山赞曰：“破空奇语在能真”。
船山论诗重“气骨”奇高之作，故对孙星衍、吴鼒、彭田桥、郑大谟等人的诗歌予以好评。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一字季逑，号渊如，阳湖人。乾隆五十二年榜眼，经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方志学家。历官山东按察使、布政使。治经学，精诗文，与洪亮吉齐名，时称“孙洪”。晚年先后主讲于杭州诂经精舍、南京钟山书院等处。所著有《周易集解》、《尚书今古文注疏》、《孔子集语》、《续古文苑》、《问字堂文槁》、《孙渊如诗文集》等。孙渊如深究音训文字经史之学，阮元誉其为“本朝不可废之大家”。作为经学家的孙星衍亦精诗文，时文坛祭酒袁枚主持风雅，尝跋孙星衍诗云：“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读足下之诗，天下奇才也。”可见其文坛地位之显。孙星衍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而考明典章制度，对义理有颇具创获性之见，却遭到了理学家的责难。孙星衍坚持自我遭人骂，船山却赞其超越时人，乃“使天惊”之“奇才”，表现了船山张扬个性和强烈的独立意识。船山曾连日饮于孙星衍寓斋，故作诗奉赠，赞其“醉中奇气飞三雅”209。孙氏人有豪气，其“雨粟楼”诗裹挟着诗人的雄健之气，酣畅淋漓，气势磅礴，船山赞其雄肆不馁，形容为疑似声卷怒涛而来。
吴鼒（1755―1821），清画家，字及之，一字山尊，号抑庵，一作仰庵，又号南禺山樵，晚号达园，安徽全椒人。嘉庆四年（一七九九）进士，官侍讲学士。以母老告归，主讲扬州书院。善书画，工诗文，亦擅楹对。著《夕蔡书屋集》，编有《国朝八家四六文钞》。山尊归全椒之日，船山赋诗赠别。云：“高文随手似飞文，用尽奇书用典坟”。船山反对以学为诗，但并不排斥学识在诗歌中的积极作用。山尊诗才天就，学识广博，船山赞其引经据典，高妙之文得来全不费功夫。吴鼒为人狂放，落拓不群，诗作中有的主张尽醉为乐，有的揭露世态炎凉。山尊诗情之豪放，船山愧不能及，云：“诗情豪处不如君。”所恨自己不能主盟诗坛，不然定封吴氏为“上将军”。足见船山对其歆羡之心。
彭田桥（生卒年不详），名蕙支，四川丹陵人，古文家彭端淑胞侄。嘉庆五年举人，工诗，著有《鹤梦轩诗集》。乾隆四十八年，船山全家困居湖北汉阳，彭田桥穷困潦倒，投奔在湖南为官的亲戚以谋事，行至汉阳与船山相识，成为莫逆之交，船山曾作《南台痛饮图》赠田桥。彭田桥为人豪爽仗义，诗中也充溢着纵横的侠义之气，故船山赞云：“妙句怪多湖海气”。
郑大谟（生卒年不详），字显孝，号青墅，闽县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曾任河南泌阳知县。朱紫坊名儒，林则徐岳父。所著《青墅读史诗》十卷。船山赞其《青墅读史诗》，以磊落公心，纵横论全史，气势盖山河。《题邲阳明府郑青墅同年诗集》诗云：“气盖岩疆心磊落，诗包全史论纵横。”
张问陶主张诗歌要“天真”、“自然”，但诗歌的境界并非滞着于物象的逼真描摹，而应该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那样，得其神而会其心，创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空灵之象，即以“无迹”之境写“有迹”之象，这一点与王士禛的“神韵说”有一致之处。从中可见他吸收了“神韵”说的有益成分，将王士禛的“神韵”说的审美意境融入自己的诗歌理论，丰富了自己的性灵说。他在论黄易和杨米人诗歌创作时，便是借严沧浪以禅喻诗和王士禛的“神韵”说而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