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为人做事但凭情之所至，嬉笑怒骂，毫不掩饰。妙批八股文，亦见其幽默本性。他任登州府主考时，曾以《伯夷叔齐》命题。因考文规定为“八股文”，有个考生便沿袭八股文法，用“伯”二股，“夷”二股，“叔”二股，“齐”二股。船山阅后，哑然失笑，于是批曰：“孤竹君，哭声悲，叫一声我的儿啊，我只道你在首阳山下做了饿杀鬼，谁知你被一个混帐东西做成了一味吃不得的大（炸）八块！”65这与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里讲过的某考官模仿纪晓岚批改学生作文的做法，以“一等放狗屁”；“二等狗放屁”；“三等放屁狗”划等加批三篇蹩脚文章可谓异曲同工。
张问陶还极为精明练达，具有超人的才智。《新世说》曾谓：“张仲冶以翰林出守莱州，时有剧盗，桀骜狡诈，供词累翻异。巡抚、方伯皆久不能定案，乃请张问陶讯之。张问陶仅三日，即将此案作结，而该盗又一一供出实情，终无翻异。巡抚及方伯亦为此大为惊服。”66张问陶的判词也写得情理交融。在一起顶凶卖命案的判词中，张问陶说理时辅以道德情感来褒贬案件的是非责任。对于将儿子卖于他人顶凶而险些酿成冤案的王桂林的责任认定连用4个比喻，说理十分形象。判词如下：“熏蚊虻以烧艾炷，恐坏罗帏，剔蚯蚓于兰根，虑伤香性，治恶僧须看佛面，挞疯狗还念主人”。判词晓之以理，还动之以情，将“本府为爱护孝子心”的抽象思想，表达的形象可感而又便于理解和接受，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判词还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怒斥了行凶之人，如“夫使二百金可买一命，则家有百万可以屠尽全县”。又如，判词指出凶手屈培秋第一次行凶“或非居心杀人，后一次则纯为恃富杀人，有心杀人。误杀者，可免抵，故杀者，不可免也。”67船山精于律事，敏于听断，巧于折狱，其判牍堪称古代判词中的佳作。
儒家入世情怀为主，杂取释道思想
张问陶的思想比较复杂。他的思想中有儒家的积极入世，同时又吸收了道家的淡泊名利、超物绝虑，还兼受佛“得失过眼空”的影响。儒释道思想在船山一生中始终是相互依存、彼此消长，而总的来说，儒家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只是在一定时期，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有时又是佛老思想占据上风。船山一生作诗四千多，现传世三千余首，言志诗占有不少的比重。这些言志诗篇或闪耀着船山积极进取、忧国爱民、清白严正、穷不堕志的高风亮节；或寄托着船山黄尘已倦、归隐山林的隐逸思想；或抒发着船山对人生如梦，祸起红尘的感慨。
如同大多数深受儒家人文思想浸染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样，张问陶受时代风气和家世传统的影响，以儒家的“修齐治平”为主导思想。少年张问陶幼承庭训，聪慧异常。沐浴在“家风贫尚守”，“相业史重编”的流风美德下，耳濡目染的是儒家的传统人格模式。八岁随秀水（浙江嘉兴）马杏里师课读，努力学习，发奋进取。在父亲升授云南开化府以前，问陶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为人仁厚、责任心极重的张顾鉴让少年张问陶感受到了父爱如山，更教给了他为人做事的原则。后张顾鉴赴任云南途中，在洞庭湖舟中还不忘给问安、问陶写了一封家书68，告诫儿子“要做一个真诚仁爱之人，不可作刻薄寡恩之像”，“要恭敬待人，敬人人敬，爱人人爱”。勉励“两儿当存卧薪尝胆之心，励沉舟破釜之志，做映雪囊萤之事，学孝弟忠厚之人。”高祖“无财累子孙”的遗训，祖父和父亲的廉洁正直、安贫守道，在张问陶的思想、性格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乃至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十五岁时写下了第一篇存诗《壮志》，怀着“隐轮匡时略”的雄心，抒发出“慷慨对中原”的激情。求取功名、事业奋发的气概跃然纸上。诗以言志，《壮志》以及稍后所写的一些诗篇，如《汉阳》、《寓目》、《杂感》等，已充分地表现出他青少年时期的气魄胸襟，流露出这位才华横溢、相门之后的少年渴望建功立业，承继世代官宦事业的恢弘之志。在困居江汉的岁月里，“六诏亲庭远，三巴归路长”。父子远离，乡愁惟苦，兼之过着“饥来百事非”，“人谁足稻粱”的贫困生活，苦不得志，感时伤事，船山曾慨叹“举世不逢孙伯乐，一生惟哭贾长沙”69。面对岁月流逝，功业未就，船山忧郁而焦虑：“人间少壮无多日，莫待秋霜染鬓丝”70。但纵然落寞和清贫，他仍以“梅好不妨同月瘦，泉清莫恨出山迟”71自勉，高唱：“镬屈龙伸指顾间，英雄不下穷途泪”。“伏枥长鸣万马惊，唾壶击缺气难平”72。充分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字里行间流露着力图披荆斩棘，开拓新境，奋然向上的雄心。真可谓匹夫不夺志，贫困不能移。“报国济世”作为其早期的主导思想，一直是他人生的目标。尽管张问陶已敏锐地感受到这个“盛世”时代的沉闷委靡和对个性的压抑，唱出了“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73这样先觉者的悲歌，但他此时毕竟才年仅21岁，对黑暗的吏治缺乏感性认识，所以他一面早生栖隐心，一面又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74的近乎悲剧精神的入世态度，昂扬着儒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进入仕途初期的思想，仍然是青年时代思想的延续。
张问陶是一个志行高洁之人，在世事浮沉的世俗社会中努力保持着率真的个性。他渴望保持人格独立与精神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庄子的自然人本精神对中国古代文人作用的结果。张问陶一生持有恬淡的心怀和潇洒、达观的人生态度，虽置身仕途，却与官宦人生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他有《感事为坡诗下一转语》75诗云：“无灾无难不公卿，才算平安过一生。细领痴聋真妙处，始知愚鲁即聪明”，个中隐然有着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相较于苏轼《洗儿戏作》一诗来说，船山对世态的认识则更理性、更透彻。所以，司马相如“高车驷马惊乡里”的人生取向，在张问陶看来“只觉相如是俗人。”张问陶曾赋诗感激续弦林佩环对自己个性的理解和尊重，“一事感卿真慧解，知余心淡不沽名”一句，意在彰示自己的志趣并不在对功名的追逐上。在他看来，“身外浮名画足蛇”，科举、致仕只是报国济民的途径和手段。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十五岁时就已有了“三十立功名”的远大抱负，但与此同时也立下了“四十退山谷”的功成身退的志向。张问陶看来，若空有科名，而才能不为所用，这样的浮名何足道哉！与其“桄榔林外老闲散”，“不如樗櫟终天年”。久陷官场，才华不得施展，船山宁可选择守拙自藏之路。在《尘海》一诗中他慨叹“行藏可叹人谁解？得失宁教我自言。”船山真的能够远离尘嚣吗？《观我四首》中可以找到明确答案。
《观我四首》由生、老、病、死组成，其中生死二首最能表明他的心迹。
生
芒芒生面忽重开，堕地先号事可哀。
瞥眼韶华因梦远，累心缘影为谁来？
名沉青史终无色，祸起红尘定有胎。
白业丹元修补急，万牛身重首空回。
生面重开者，为有轮回故也，此开宗明义第一句。佛学理论本于三世轮回之说，瞥眼韶华忽远，累心缘影而来，万法因缘生，是非原妄有。前尘往事，非梦影而何？今生重来，只红尘造业！船山所嗟叹者，唯业重力微，虽急急修补，亦难销此无始劫来之甚重业力者也。
死
胶革全崩傀儡场，岐雷医命竟无方。
千秋许我留真气，百事催人到夕阳。
谁把黄金求骏骨，且余一垅傲生王。
涅槃羽化凭仙佛，为想归途尽渺茫。
用了一辈子的胶革皮囊，一日舍之！“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生我以前谁是我，我死以后我是谁？惜今生事业未竟，归途茫茫。涅槃成佛，羽化登仙，于自己又有何干？船山既不能遁入空门，更做不到苟全性命于乱世。他仍执着在一个“我”字，踯躅于生死苦海。大概还在寄望于下一个轮回，以成就未完事业吧。
张问陶的家乡西蜀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发源地，自东汉张陵在西蜀大邑鹤鸣山修道创立道教，巴蜀便成为中华道教的圣地。至今被道教界尊为发祥地的张陵结庐传道的青城山，传为太上老君降生并布道《道德经》的汉唐古关青羊宫，道教最早的二十四教区的遗址等星罗棋布地坐落于巴山蜀水。张问陶曾亲游千年古观青羊宫，赋诗：“石坛风乱礼寒星，仿佛云车槛外停。常为吾家神故物，铜羊一角瘦通灵。”四川遂宁佛文化很盛行，遂宁境内禅林古刹众多。建于唐朝的佛教庙宇广德寺，位于遂宁城西三里许的卧龙山，曾主领川、黔、滇三百余山，被尊为“西来第一禅林”。与广德寺隔涪江相望的灵泉寺，位于遂宁城东灵泉山，被誉为灵泉圣境、西方圣境，几与南海普陀山齐名。相传灵泉山上有泉七眼，常年泉水不断。苏东坡曾于石壁题书“七泉”，今“泉”字业已剥落，“七”字仍依稀可见。在我国民间，历代相传着一位循声而至、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遂宁当地有一首千年相传的民谣：“观音菩萨三姊妹，同锅吃饭同修行。大姐修在灵泉寺，二姐修在广德寺，唯有三姐修得远，修在南海普陀山。”观音文化现象的产生，缘于人们真诚、善良和美好的愿望，无论观音存在与否，遂宁却实实在在被称作“观音故里”已有千年了。张问陶一生好游，足迹踏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名刹古观，且每到一处，必赋诗记之，如《灵泉寺僧楼》、《拜广德寺》等。张问陶为人率直，善于交友，高僧中与其关系佳者甚众，《船山诗草》中就有数量可观的与高僧间的唱和赠答诗。
据笔者查检，《船山诗草》中直接论佛或与佛有关的诗歌共有60多首，而且中年以后船山也的确好谈佛论道。他在家里筑了绣佛斋、宝莲精舍，还曾着过僧装，且别号宝莲亭主。在《绣佛斋》中云：“萧斋本无佛，乘醉偶逃禅，偏惹知诗婢，铜瓶供白莲。”76其《禅悦》诗之一云：“蒲团清坐道心长，消受莲花自在香，八万四千门路别，谁知方寸即西方。”77八万四千是印度最常用的数字，极言其多。方寸指心而言，学佛的法门虽多，归根结底还是方寸之地的心。其《元夜月下作僧装访沧湄》之一云：“儒衣不著著僧衣，今昔何曾有是非。觅我本来真面目，袈裟也化白云飞。”一切迹象似乎都表明他真的想了却尘缘了。然而，这些不过是表象而已。船山对佛门的态度，可参考陈其元《庸闲斋笔记》里所载他与洪亮吉同讥佛事的一则小插曲：
船山先生与洪稚存太史亮吉，皆为大兴朱文正相国门下士。相国好佛，尝于生朝诸弟子称觞之际，太史袖出一文上寿。相国固喜其文，亟命读之。太史亢声朗诵，洋洋千言，多讥佞佛事。诸人大惊，先生独大笑叫绝，相国大怒。坐是沦踬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后以上成亲王书言事，诏下狱。狱急，亲友或对之哭，太史口占一绝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闻者皆破涕为笑。赖上圣明，卒得释还。
另外，船山在《道意》诗里，也道出了其心并不在空门和山水间。
我心妙处即天心，一筏宁愁孽海深。
但望人皆修性命，须知道不在山林。
龟龙蟠水朝神观，花鸟随风散法音。
火记无传仙药幻，烧丹何日变黄金？
由于佛教的观念是通过道教的范畴而被引进中国，并且，道教又得益于借取了佛教的建制与仪式，所以佛教与道教有相通相容之处。比如佛教的出世思想与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推重少思寡欲，清静无为。然而，庄子所标举的“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物我两忘”的理想人格境界在现实中是难以实践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终不能完全割断与尘世的牵连，这连庄子也无法做到。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至人”、“神人”，是以思维的至上性取代了现实的真实性，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同样，学佛，目的在于求解脱，度一切苦厄，这自然也是幻想。林语堂在论述关于佛教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时，说佛教一方面给中国士大夫心灵以滋养78；另一方面也在于在乱世时，能为士大夫提供避难所，具有“活命价值”。可以说，佛道两家在把知识分子从尘网中解脱出来这方面，是殊途同归的。
一般来说，当制度初建和社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的时候，文人们的情绪便格外高涨；而一旦由盛转衰，也就向着标志着超脱的佛老精神境界转移。在天崩地解、战乱甫定的清初社会，儒家化曾经达到了高峰。但是随着“乾嘉盛世”以降，清王朝如同一个熟透了的瓜，蒂落瓜烂已指日可待。政治的黑暗、吏治的严酷、官场的积弊，理想的火种一点点地熄灭着，激情的涟漪一点点地破散着。
如果说青年时期的船山还奢望着为朝廷重用的话，随着久陷官场，才华不得施展，他宁可选择守拙自藏之路。所以中年船山已雄心不再，开始慕山谷、思道仙、想佛门，向往天外之思的归隐生活。其有句云：“已避名场避酒场，中年始觉爱春光”。嘉庆四年，与张问陶情同手足的好友洪亮吉因直陈时弊获罪流放，对他是又一沉重打击。船山耳闻目睹的是，德修而见弃，才高而不遇。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基于此，他创作了大量厌倦功名、倾慕隐逸的诗篇。如《踌蹰》、《夏日即事》、《早秋慢兴》、《人日偶作》等，或表归隐之心，或赞隐居之趣，或写田园风光。这种超尘出世的人生归宿，也是诗人永远的向往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