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风下有一些士人走着和阮籍及西晋士人不同的生活道路，他们厌弃仕途，淡泊宦情，从这一个方面，求任于自然，冥于自然。
这不是一般的隐逸一途。魏晋时的隐士，情况其实很复杂。
避祸全生者有之，求仙学道者有之，以隐求名进而求进身之阶者也有之。当然，也有求冥于自然者。这也不是口头上说说鄙夷钱财官位，如殷浩所说“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晋书·殷浩传》)。殷浩失官之后，终日向空书“咄咄怪事”，其实并未忘怀名利得失，只是到了东晋，不得不把躁竞之心退藏起来，要表现一份高雅、一份闲适。
这里要说的，是较为认真地心宁于躁竞，性冥于自然的一途。这是一类士人形成的心理性格。这一类文人的代表，魏晋时期前有嵇康，后有陶渊明。
嵇康是厌弃仕途的。曹氏当政的时候，他先为郎中，后拜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是一个仅备顾问没有任何实权实势的散职。后来，他再没有任过什么官职。嘉平元年(249)司马集团杀曹爽、何晏等，竹林中人物中，阮籍先出为从事中郎，后迁散骑常侍。
嘉平三年(251)，司马氏进一步诛杀王凌；六年(254)，杀李丰、张缉、夏侯玄等，废齐王芳；正元二年(255)，平毋丘俭，山涛等也离开竹林，出仕朝廷。山涛先举秀才，除郎中，后转从事中郎，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晋书》本传)。只有嵇康仍然隐居不出。《三国志·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景元二年(261)，山涛将去选官，举嵇康以自代，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愤然拒绝。
嵇康为什么厌恶仕途？有人从曹魏与司马氏的关系考察，说嵇康是曹魏集团人，只愿为曹魏效力，而不愿为司马氏所用。根据有二：一、嵇康为曹氏姻亲，因此心存魏室；二、说嵇康曾参与毋丘俭起兵反对司马氏。嵇康确是与司马集团格格不入，但主要恐怕不是因为他是曹魏集团人，而是另有其他原因。这两个根据都有很多疑点。《世说新语·德行》十六注引《文章叙录》说：
“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据此，嵇康为曹操之孙沛穆王曹林之女婿，但嵇康只不过是七品散官，并非曹氏集团重要成员。而且，没有根据说他对曹魏集团人有好感。当时士人对曹魏都没有什么好感。曹魏在曹操甚至曹丕时，士人对他们多有好感，政治上有很强的凝聚力。但后来，曹魏集团中人都腐败无能，如曹爽、何晏辈，都是无能又腐败。当时士人包括嵇康对他们都已失望。
说他参与毋丘俭起兵反对司马氏，是根据《三国志·王粲传》注引《世说新语》的一条材料。这条材料说：“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日‘不可’。俭亦已败。”但对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人们提出很多怀疑。罗宗强先生的分析是对的。嵇康没有任何实权，在军队中他没有任何力量，如何在洛阳起兵策应毋丘俭？他只有一班太学生，而太学生如何能打仗？
还可以提出一些怀疑。比如，前引《三国志·嵇康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大将军是指司马师。司马师欲辟嵇康，当在毋丘俭反前后不久。如在此前，则毋丘俭谋反时嵇康已“避之河东”，何由参与其事？若在此后，又若嵇康已参与谋反，则在司马氏眼中显然是反臣，司马师何以还会征辟其入仕？
嵇康的避世，可能有避祸全生的考虑。《五言赠秀才诗》说：
“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睑蠛。”《答二郭诗三首》其二说：“坎凛趣世教，常恐婴网罗。”其三说：“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这当是从险恶的现实政局中得到的切身感受。在嵇康看来，遭司马氏杀戮的那些人，之所以会有如此结果，都是因为趋名趋利。他反复写这一感受。《与阮德如诗》说：“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六言诗》
其五说：“生生厚招咎，金玉满堂莫守。”其六说：“名行显患滋，位高势重祸基。”嵇康确实想到了避祸全生。
但是，还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当时的情势是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真要避祸，最好的办法是投向司马氏，和他们合作。阮籍、王戎、山涛走的都是这条路。这些人不但最终都得以全生，而且有的仕途还相当顺畅。嵇康恰恰相反，不和当权者合作，结果自招祸害，最终被司马氏所害。这一点嵇康不会不清楚。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条路呢？
可信的解释是，嵇康从感情上厌弃世俗，他有他的生活追求，在他的生活追求里，没有名位利禄的内容。他对仕途本能地厌恶。
他在思想上、人格上与司马集团格格不入。司马集团是以名教礼法自居的。他们废齐王曹芳，罪名是不孝。吕巽为了霸占其嫂，诬告其兄吕安的罪名也是不孝。而恰恰是维护名教礼法的司马集团大行篡逆，大肆杀戮。司马集团名教中人都极为虚伪。就整个司马集团而言，以维护名教之名行篡逆之实，杀曹氏集团中人，杀君主一派的人，是不忠。所以司马集团后来只讲孝，不讲忠，不敢讲忠。就司马集团名教中人而言，也无不虚伪。吕巽告其兄不孝，自己却霸占其嫂是一个例子。何曾也是一个例子。他自称是至孝之人，闺门整肃，无声乐嬖幸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但另一方面，何曾却穷奢极欲，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次朝廷宴会，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食日万钱，犹日无下箸处。吕巽与嵇康有关系，何曾与嵇康并没有发生关系，但从何曾身上实可看出司马集团是一些怎样虚伪的所谓名教礼法之士。名教讲节俭，生活从礼，司马集团中人却都穷奢极欲。
这一切，当然让嵇康感到极为厌恶。他的《太师箴》写的是历史，实际处处写现实，是大家日常所看到的，“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制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哪一句不是对现实的抨击呢？
他在《答难养生论》中写到孔子：“或修身以明污，显智以惊愚，藉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又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倦谈议，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鹜于荣辱之途。”这是《庄子》里写的孔子形象。从这个孔子身上，不也可以感受到嵇康对当世那些争名趋利的虚伪的名教之徒的极端厌恶情绪吗？
他“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汤武革命、周公辅政和司马氏篡权是不可相比的。嵇康的本意，可能并不是非圣毁典，只不过借以抨击现实中司马氏的篡逆行径。非薄历史上的儒家名教圣人，是因为鄙视现实生活中虚伪的名教礼法，厌恶现实生活中的礼法之士。《三国志·嵇康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可见这番话传到了司马耳中。这句话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开说的，而且，他说的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可见他经常这样。也许，他本来就不想隐瞒，或者说，他是要公开宣告鄙夷司马氏的态度。
《三国志·嵇康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说：“钟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日：‘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会深衔之。”钟会为大将军所昵，这一点嵇康应当很清楚，或者就因为他知道钟会是司马氏的得力人物，所以才有意冷落他。不但不为之礼，还问上两句，这无异于当众嘲弄他。嘲弄钟会，实无异于嘲弄司马氏。
从这一切都可看出嵇康极为厌恶司马氏的态度。这样一种态度当然不可能出仕，不可能投向司马氏。他厌恶仕途，是因为厌恶世俗，厌恶虚伪残暴的篡权者。
他有他的追求，有他所希望的生活。
《与山巨源绝交书》说他有“七不堪”，“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不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事为重，己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简单地说，他厌弃俗务，何况是司马氏的俗务。他喜欢自由自在，随性自然。
《与山巨源绝交书》还说：“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故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恬淡而有生活亲情，清俭而精神闲适。他向往的是这种生活。
他在诗里反复写到他的这种追求。《四言赠兄秀才人军诗》
第二章：“鸳鸯于飞，啸侣命俦。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颈振翼，容与清流。咀嚼兰蕙，俯仰优游。”《四言诗》第一章：“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敛弦散思，游钓九渊。重流千仞，或饵者悬。猗与庄老，栖迟永年。”这可能是嵇康实际生活的写照，但更可能理想化了。他写的是他所向往的生活。从他动情的描写可以知道，他向往的是冥于自然、宁静恬淡，是自由自在、优游自适。
嵇康也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他的任自然，不是走向任诞，也不是走向纵情适性，以入俗为超俗。他的返归自然，他的追求清静寡欲，优游闲适，是为了保持自己的高洁人格。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他的本意，并不想卷入政治纷争，无意在政治上与司马集团对立。他不是政治中人，他的人生选择，用《卜疑》的话说是“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他希望“内不愧心”，保持个体人格的高洁自由，但又“外不负俗”，不想与世俗搞成对立的状态。但事实上，内不愧心他做到了，外不负俗他没有做到，也做不到。
嵇康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当然来自庄子，与庄子影响有关。
他的人生境界中，处处充满着庄子精神。当然，对庄子他有所选择。庄子有傲世的一面，有顺世甚至游世的一面。嵇康主要接受庄子傲世的一面。庄子是鄙夷仕途的。庄子不愿应楚王之请去做宰相，说，他不愿像死了三千年的神龟那样，只有龟壳被恭恭敬敬地供奉在庙堂里，而愿意拖着尾巴在泥巴地里自由自在地活着。惠子害怕庄子夺了他在梁国的相位，庄子说，我是“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高洁的鸩鹁，怎么会要腐烂了的死老鼠。在鄙夷仕途这一点上，嵇康与庄子是相通的。庄子讲心斋坐忘，嵇康却性格刚烈清峻，切直执著，轻肆直言。要他像阮籍那样口不言人过，他做不到。吕巽诬陷其兄又霸占其嫂，要他不说话，他也做不到。要他答理钟会，他做不到。要他投身于司马氏，出仕朝廷，他更做不到。返归自然的人生，庄子早就提出过，但庄子主要是哲学的论证，嵇康却把它变为现实的人生，并且有所选择。他想保持高洁的人格，也因此冥于自然，归于宁静，树立了一个高洁的玄学人格，成为这一类文人性格的典型。
这一类文人性格的又一典型是陶渊明。陶渊明的任性率真，我们在前节已有论述，这里要讨论的是他厌弃仕途，冥于自然。
他的任性率真，也是冥于自然的表现之一。这里要讨论的是这一性格的其他方面的表现。
陶渊明有过五次入仕经历，这和嵇康有些不同。不能说陶渊明完全没有想做点事的念头。毕竟他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壮心，他也并未完全摆脱现实中种种烦恼的纠缠，他在一些诗里写自己那样苦闷，那样孤独，也可以知道他未能超脱俗情。但是，他毕竟一生在追求冥于自然的生活。
他的五次人仕，情况是复杂的。第一次出仕，是近三十岁时，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具体情形无法得知，从萧统《陶渊明传》中知道他很快自请解职，原因是“不堪吏职”。所谓“不堪吏职”，想来是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所说的不堪裹于章服，揖拜上官，官事鞅掌，机务缠心，堆案盈机，穷于与俗人礼尚应酬等“七不堪”之类。从这次出仕看，他的宦情是很淡泊的。因此，后来州召主簿，他就辞而不就。一直过了七年，才又出仕，三次入于军幕。
他是怎样人于桓玄幕府的？桓玄当时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并扬、豫八郡，占据全国三分之二地盘。无疑是一位有力人物。从桓温起，桓氏经营荆、江之地多年，很多士人都主动投于桓氏幕府，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又曾为桓温长史。陶渊明这时有没有趁时做一点事的念头？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要证实这种可能，尚找不到更多的证据。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桓玄常以势压人，他大权在握时人们畏其威势，即使他为素官时，也因其才地豪横，连荆州刺史都怕他。曾附从于桓玄的殷仲文，在桓玄西走、晋帝反正时抗表自解，说他为什么投于桓玄幕下：“臣闻洪波振壑，川无恬鳞，惊飚拂野，林无静柯。何者？
势弱则受制于巨力，质微则无以自保。……昔桓玄之代，诚复驱逼者众。”(《晋书·殷仲文传》)。殷仲文这番话当然在为自己附逆开脱，但也说出了一些实情。陶渊明是不是也因受制于巨力被驱逼人于幕府，没有材料可以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写的一些诗，特别是《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桓玄篡晋称帝于元兴二年(403)，也就是癸卯岁十二月三日壬辰，从十二月三日到陶渊明此诗十二月中，恰恰是桓玄在建康篡晋的消息传到江州的时间。就是说，陶写这首诗，是在刚刚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之时。这首诗写得是那样冷落寂寞，他写的实际是易代的苦闷。“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是风雪，是心绪，更是对昏暗时局的感受和写照。“萧索空宇中”，是空无失望之感，他把一切都归于空无，归于失望了。“平津荀不由，栖迟讵为拙”，分明是说当此之时宁愿固穷守节，不愿走与此相反的平津大道。对桓玄篡逆是这样一种心境，很难说陶渊明会把他看做值得为之效力的人物。他的另几首诗，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证明陶渊明确在桓玄幕府任过职，但也证明他身居幕府，宦情却依然淡泊。他总感到风波难料，字里行间，似有各种无可奈何，种种悔怨。
接着是人于刘裕幕府和刘敬宣幕府。刘裕灭桓玄，成为继桓玄之后东晋又一有力人物。人刘裕幕府，陶渊明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中说过“时来荀冥会”的话，像是要风云际会，有一番作为。其实陶在刘裕幕府时间很短。元兴四年(404)三月刘裕被任为镇军将军，此年四月刘敬宣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次年三月刘敬宣上表解职。陶渊明最早是元兴四年三月方为镇军参军，而如果此年四月即入刘敬宣幕府，则他在刘裕幕府只有一个月时间。而如果是次年三月始人刘敬宣幕府，他在刘裕幕府也只有一年时间。这期间，朝政、风俗顿改，刘裕义军以破竹之势一举平定江、荆、湘、豫。如欲有所作为，正其时也，为什么反而匆匆离去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陶渊明对这次出仕本来就不感兴趣。他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里说，他本来就过得不错，不过偶尔遇上出仕的机会，只有委屈车马息于仕途，刚一启程，就“绵绵归思纡”，“心念山泽居”，而且很惭愧，说他只是聊且凭化而迁，终究要返回班生之庐。从整首诗看，丝毫没有风云际会的慷慨情怀。他说的“时来荀冥会”，其实也是一种无所谓的语气，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认真，仿佛一次短期旅行，“暂与园田疏”而已。
在刘敬宣幕府，就连“时来荀冥会”的话也看不到了。刘敬宣的威势本来就远不如桓玄、刘裕，何况这时他已受到刘裕的猜忌，地位岌岌可危。陶渊明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中说，他离开大自然已经很久了，这都是辛辛苦苦从事差役的缘故。他说他的形体像受人牵制似的，只有他的素志不可改易，他日夜梦想着田园生活，怎么可以久久和自然分开呢？
陶渊明第五次出仕是做彭泽县令，任职仅八十几天即解绶去职。这五次人仕，包括三次入于军幕，都看不出他在政治上有怎样的进取精神。
他一生的主要追求，不是政治上建功立业，而是淡泊宦情，注重节操。他也有过种种不如意，有过苦闷、不幸，但更多的是归于淳朴宁静，他向往的是富有人间情味的田园自然。
陶渊明是很重节操的。在他的理想人生中，节操高于功业，重于名利。他赞美古代修身清节、安贫守贱的隐士、贫士、节义之士。他偃卧瘠馁数日，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他，劝他出仕，并馈以粱肉，而被麾而去之。他不愿折腰向乡里小儿。他自比是高洁的芳菊、青松。
他向往的是田园自然：一切是田家风味，有着无限的淳朴亲情；是草屋、方宅、村落、炊烟；是深巷中的狗吠，桑树颠的鸡鸣；是平畴的远风，怀新的良苗；是堂前林的清阴，园蔬的余滋；是“带月荷锄归”的田作，农务闲暇的斟酒，相思则披衣和淳朴农民的无拘无束地交往。他处处有一种适意之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寻常的农家生活，让他感受到的是自然不息的生机。
他不是作为观赏者，像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魏晋其他士人的山水情趣那样，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游赏山水。返归自然，也是魏晋其他士人的追求，但他们的自然，与人总是有距离的。他们面对自然，欣赏自然，并未把自己融人自然。而陶渊明，自然淳朴的人间亲情和山川田园的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他是整个身心融人自然。他向往自然，也得到了自然，得到了人和自然融为一体，整个心灵都和自然交融为一体的整体的宁静的和谐的环境。
这自然就在他生活之中，人就是自然中的一员，不需要有意去向往、追慕。他是真正达于与自然冥一。
他和嵇康的生活追求有相通之处。嵇康说“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故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陶渊明也满足于“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二首》其一)的生活。他们描述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境界是：
鸳鸯于飞，肃肃其羽。朝游高原，夕宿兰渚。邕邕和呜，顾眄俦侣。俯仰慷慨，优游容与。(嵇康《四言赠兄秀才人军》第一章)
洋洋平泽，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陶渊明《时运》)。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陶渊明《归鸟》)
一样的宁静闲适，何等相似。不同的是，嵇康清峻高洁而陶渊明平易亲和，嵇康虽向往宁静而仍刚肠嫉恶，因而未能免祸，而陶渊明则真正把整个心灵融于自然。
陶渊明走上这样的人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儒家安贫乐道、重节操的思想力量，也有佛家般若学把一切归于幻化的思想影响，同时又有玄学思潮的影响。他观察宇宙人生的着眼点在自然运化。既然宇宙人生皆一自然运化之过程，则应当随任这一过程，不论穷达出处，各种失意、不幸、苦闷、悲哀，都应当委运任化，超然处之。他的桃花源理想，当然更让人想起老子那个安居乐俗、绝圣弃智的小国寡民的社会蓝图。他还有老庄知足的思想。据陶渊明自己描述，他曾是很贫困的，但他总是知足。他说，“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
他又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这其实只是农家最起码的生活，但是他满足了。他常常这样想：“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知足，显然也给了他一种精神的宽慰，使他在时时贫困的生活中欣然自得，从而进入与自然冥一的境界。
而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类性格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