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瓦雷里（梁译“梵乐希”、“哇莱荔”）列为梁宗岱世界中的关键词，是十分必要的，虽然这是一个人名。梁宗岱的整个思想体系都以瓦雷里的思想为契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对诗歌创作、批评以及个人人生的构建的所有想法，几乎都来自于他对瓦雷里的认识、阅读与理解。
对梁宗岱来说，瓦雷里首先是一把钥匙，一个向导，因为是他使梁宗岱可以上溯到法国象征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梁宗岱自称马拉美是自己的“名誉祖师”，就在于跨越了19世纪、20世纪的瓦雷里使他直接与象征主义的先驱挂上了钩。瓦雷里使得梁宗岱与象征主义的关系变得“名门正宗”，可以追根溯源。用现代的词汇来讲，使得梁宗岱有了对象征主义的真正“话语权”。这一话语权的结果也造成了梁宗岱“批评话语”的特色：他是以创作者，以一位“从那里来的人”的口吻进行批评的。换言之，他是可以像莫雷阿斯或保罗·福尔这样的人一样，对象征主义进行“自报家门”的评述的。这就注定了他的批评，不是仅仅建立在别人作品之上的文学史家或专职批评家的工作，而是直接、激情式的批评。换言之，梁宗岱在提及象征主义时，由于瓦雷里的关系，不必处于他者的地位，而可以直接使用“我”这个叙述主体词。
但瓦雷里更是一个榜样。而且，由于梁宗岱对于主客观境界的特殊认识，瓦雷里是一位已经与他自己融为一体的榜样，或者至少他追求的是这样一种境界。《诗与真》以介绍瓦雷里的文章始，以介绍象征主义的文章终，绝非偶然。那是因为整部《诗与真》作为一个整体所欲传达的，便是作者经由与瓦雷里的这一特殊的亲密关系而得以“深入堂奥”，进而高度把握“象征主义”的精髓，进而可以反观中国诗坛，提出自己的诗歌观与人生观。如果说象征主义是梁宗岱取到的“经”，那么瓦雷里就是这神秘的宗教中的“神”，而梁与他的关系，又非一般的大师与弟子的关系，而是神秘主义者们与神或上帝可以有相融、相通的关系的境界，正如阿基拉的圣女黛莱丝以与上帝的交合为喻，代表一种“痴醉”。有这种体验的人，就不会是一般的僧侣，而是得了“神启”或“天启”的，他在神秘的殿堂中，终究有被奉为圣者的希望，正如黛莱丝。
与瓦雷里的关系，证明了梁宗岱思想中神秘主义的一面。他在年轻时期受到教会学校的熏陶，后来又皈依基督教（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这一事实，使他对神性有着特殊的认识。对广义上的神性的认识，以及中国本身传统的非一神论思想，使他的神圣意识的范围极广，远及佛教、禅、道的思想，形成他特有的“宇宙意识”，但一旦触及他对西方文学和艺术的认识，就不得不承认这一基督教的教育与大前提。
瓦雷里本人与马拉美之间的关系，是梁宗岱与瓦雷里的关系的镜子；瓦雷里本身的精神追求，又是梁宗岱构建自己精神生活、原本可以一生用之不竭的参照。正如梁宗岱本人敏感地指出的，“瓦雷里从不讳言他是马拉美……之嫡裔。他从没有说到马拉美而不说及自己的，也没有说及自己而不说到马拉美的”。这样的说法，用到梁宗岱之于瓦雷里，同样有效。在《诗与真》二集中，他将瓦雷里与歌德比较，从而将瓦雷里放入文学的最高神殿之中；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在他的几篇重要论文中，他同样言必称“瓦雷里”。这样的关系，自会有人讥诮，但梁宗岱同样以瓦雷里与马拉美的关系来辩护：“浅见者流，……讥诮他（瓦雷里）的诗里没有新的创造，以为他都是踏马拉美旧辙的；而他底狂热的崇拜者，则又以为他们两者之间，有天渊之隔，毫无影响底迹象。”
应当说，在撰写评瓦雷里的文章（1928）时，梁宗岱对瓦雷里的认识并不完全，主要限于瓦雷里的诗歌创作以及哲学理念。在诗歌创作上，又主要强调瓦雷里对格律的重视，以及某种美学上的印象。在他将瓦雷里与马拉美比较时使用的词汇，尽管十分精美，甚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但并不真正触及这两位法国诗歌大师的本质：
马拉美底模糊，恍惚，昼梦一般的迷离，正是梵乐希底分明，玲珑，静夜底钟声一般的清澈。前者底银浪起伏，雪花乱溅，正是后者底安平静谧的清流，没有耀眼的闪烁，只有滟潋的绡纹。前者底是素月下的雪景，雪景上的天鹅底一片素白空明，后者底空明中细认去却有些生物飞腾，虽然这些生物也素白得和背景几不能分辨……
这样的批评文字，在今天看来，更多的是文学词藻上的华丽，而不能算是真正的批评文字。同时也说明，梁宗岱对于马拉美这位“名誉祖师”的认识，还不及对瓦雷里的认识：说马拉美“银浪起伏，雪花乱溅”，或者说马拉美与中国的姜白石相似，只强调纯粹感性的一面，而忽视了马拉美在反形而上的层面上对法国古典诗歌致命一击，从而掀开了整个现代诗歌的新篇章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梁宗岱追随了瓦雷里这位新古典主义倾向浓厚的大师，而未去深入钻研马拉美的反形而上、物质性诗歌的精髓，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诗学转向古典，而未能向现代诗歌迈出决定性一步的原因之一。
对瓦雷里恒久的参照（瓦雷里与孔子，《说“逝者如斯夫”》；瓦雷里与歌德，《歌德与梵乐希》；瓦雷里与屈原，《屈原》），使得瓦雷里本人也不再是一位处于历史的长轴上特定的一个点的活生生的作者，而成了某种诗性的象征。这种诗性，随着瓦雷里本人的思想领域的不断拓宽，也就成为“精神”（esprit）的代名词，这一点在梁宗岱的体系中十分重要。在撰写《歌德与梵乐希》一文时，与《保罗梵乐希》一文已经相隔了七年，而且梁宗岱写此文时已经离开法国，回到中国。他对瓦雷里的著作阅读弥深，也同时有了一定的、必要的距离。撰写这篇文章，虽然有瓦雷里撰写的《歌德论》为借口，但更多地体现的是梁宗岱对瓦雷里在科学领域方面的追求的兴趣，这是在前文中没有的。此时的瓦雷里已是“诗人而兼思想家科学家”，他已成为一种“精神活动”的象征人物——这一点与瓦雷里本人的思想演变是相符的——而且把数学，“尤其是几何学”，看作是“实验科学底最有力的工具”。此时的瓦雷里，由于对自我最高度的意识，对“纯我”（moi pur）的深入研究，已经开始将“自身法则”“施诸外界底森罗万象”。瓦雷里成为从内心意识的探索而成功地走向外界，更好地把握外界的最好例子，是由诗而走向真的成功典范。以瓦雷里与歌德的例子，梁宗岱认为可以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比较客观的真理只能够……存在于物与我，主与客，心灵与外界底适当的比例和配合”中。“适当的比例和配合”这一具有浓厚的数学和化学意味的说法，将指导梁宗岱在作为“心灵”和“客观”的“两重观察者”的道路上走下去，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的某种综合，以及对象征主义的某种超越。
瓦雷里本人的历程确实有梁宗岱可以借鉴之处。瓦雷里在年轻时代一下子融入到了象征主义之中，而随之即对此进行了反思。他的《泰斯特先生的一晚》和《达·芬奇方法导论》代表了他自我突破的意愿。这位秉性过人、胸怀博大的精神探索者在象征主义的余波尚在时，毅然采取了“缄默”的态度。也就是说，从1896年起，他就不再创作、发表，直到1917年的《年轻的命运女神》使他成熟了的思想再次“不择地而出”，尽管他的严谨性使他总是有自己最喜爱的钻研领域：艺术、科学、欧洲文明的命运，等等，同时更有对诗歌语言的深刻思考。直至1937年他担任法兰西文学院的教授，讲授自创的、与整个欧洲诗学传统都不同的“诗学”，从而为“诗学”在20世纪中叶的复兴做了铺垫。梁宗岱在十五岁接触诗之后，一发而不可收，但到了二十余岁的时候，他便产生了高度的意识，认为需要有更多的理性指导，对自己在此之前的诗作，几乎完全否定（“但是，严格地说，当时这许多像春草般乱生的意象，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譬如，《晚祷》集中《晚祷二》，能算完成的诗么？它们不只是一些零碎的意象，一些有待于工程师之挥使和调整的资料么？”）所以，据他自己所说，在“赴欧前一年”，就“毅然停止了一切写作的尝试”。
瓦雷里停止早期诗歌创作是在1892年左右，他转而研究数学与艺术，写出上文提到的两篇批评著作，然后是几近二十年的缄默。1892年时，瓦雷里才二十一岁。这一年龄与梁宗岱“赴欧前一年”的年龄相仿：上面引用的文字《试论直觉与表现》写成于1944年，是梁宗岱对本人诗歌历程的总结之作，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梁宗岱在赴欧几年后转向了文学批评与思考，跟瓦雷里的《泰斯特先生的一晚》和《达·芬奇方法导论》也同步：这说明，梁宗岱在对这位“导师”的跟随上，真的到了无意识地模仿的程度，即使是在对自己人生轨迹的“设计”上，也与瓦雷里不分你我。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到了晚年，瓦雷里专门撰写了一部《我的浮士德》（1941年，未完成）。这一作品的创作时间与梁宗岱出现超越象征主义的种种迹象的时期相符（参阅本书第五章）。梁宗岱后来仅仅从事翻译，尤其着力于翻译《浮士德》，似乎与此大有关系。六十九岁高龄的瓦雷里开始重新审视浮士德这一传奇人物。他想借助于一些人物的对话，表达自己在精神与智力上的个人追求。《我的浮士德》第一部题为《卢斯特，或水晶小姐》，表现魔鬼梅菲斯多去拜访浮士德。他认为浮士德的头脑“已经变得那么混乱，那么复杂，各种奇怪的知识都交织在一起，充满了一些极端的分析，充满了矛盾，既疯狂之极又特别清醒”，觉得浮士德有了见他的“愿望或需要”。浮士德之所以需要见魔鬼，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美丽的女秘书的缘故。这位女秘书（卢斯特）令人充满欲望。受到吸引的浮士德并不向往激情，因为他已经害怕“烈火般的激情”，而是向往一种充满了性感的柔情。他终于尝了卢斯特这一禁果，而魔鬼则在一旁冷笑：“多么粗俗的身体的痉挛，哈哈！”这出喜剧未完成，缺了第四幕。但它已经足够表明，年迈的瓦雷里最终接受了人性中的一些弱点，在他长长的、个人孤独的智性探索的生命尽头，不得不承认“来自别人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显示出瓦雷里对赤裸裸的性的蔑视，甚至流露出某种蔑视女性的倾向，是这位一生追求理想、知识的伟大文人的人性中最深层的一面的体现，被当时的批评界视为是一部类似于遗嘱的作品。第二幕的题目为《孤独者，或宇宙的诅咒》，表现浮士德在高山上与一位隐居者共同谈话。隐居者既瞧不起精神，也瞧不起精神作品。浮士德被其打入深渊中，幸亏被仙女们救起，在仙宫中治疗。仙女们试图诱惑他，但他拒绝了。这一拒绝不再缘自纳尔齐斯（水仙）式的天真，而是由于一位经历了沧桑人生的老人已经疲惫、厌倦：
我知道得太多，已无法再去爱，
我知道得太多，已无法再去恨。
我已厌倦了做一个生灵。
四年之后的1945年，七十四岁高龄的瓦雷里，“厌倦了做一个生灵”，辞世仙去，被葬入他的“海滨墓园”。这一时期与梁宗岱投笔制药几乎同时。也许是为了完成其师的“遗嘱”，他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翻译《浮士德》的工作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