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你们对天津港劳务员工问题的调查是从2005年初的一件小事开始的。当时，专门向天津港输出劳务员工的港口劳务公司，因为少退了劳务员工的押金，引起了一批劳务员工的强烈不满，最后导致了集体旷工。照理说，这件事情是因为劳务输出公司处理问题不当而引起的，跟天津港没有什么关系，可你却非常重视。事后，你提出来，要对天津港农民劳务员工现有的思想状况、待遇问题，以及他们的日常管理问题，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分析。2005年3月，天津港农民劳务员工调研组成立，在当时多数人都对这件小事不以为然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下如此大的力气去关注劳务员工问题呢？
于汝民：从大的方面说，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大问题。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爆发过700多次农民起义。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从天津港自身来讲，劳务员工越来越多，已经占到了员工总数的一半，成为企业生产建设的主力军。如果劳务员工出了问题，人心就会散；人心一散，士气就会低落；士气一低落，基层生产活动就会受影响。这样一来，整个企业的根基就不稳了。这就像盖房子，地基不牢，房子就会塌掉。所以，劳务员工问题解决不好，企业迟早会出事。在企业中劳务员工是弱势群体，有人忽视弱势群体。我认为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企业内，都不能忽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稳定了，社会才能稳定，企业才能稳定。所以，为了有效地维护劳务员工队伍的稳定，我们专门做了一个调研。我们知道，这次调研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促成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劳务员工队伍建设和管理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出台。
虽说现在看来，大家都对这个决定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可在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当时，有的人认为：“调研报告完成了，这项工作也就已经完成了。”可你却认为不行，还在会上说：“调研完了，就算完事了吗？这个东西最多算一个建议，大家做和不做都可以，力度不够，你们一定要召集有关部门，党政工齐抓共管，形成一个天津港对加强劳务员工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各部门、各单位按照我们的文件去落实，认真的去抓，抓到实处。”于是，“若干意见”就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
可以说，如果不是你执着的坚持，可能这个文件至少不会出那么快，你当时坚持的动力是什么？
于汝民：其实，不管是党和国家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如劳务员工的劳动合同、工资待遇、劳动保护、子女入学等问题，还是天津港制定的“若干意见”，都体现了同一个道理：关爱劳务员工，要落在实处。只有多为劳务员工办几件实在事，才能得民心，顺民意，才能激励他们干出一流业绩。所以，我们做调研，不但要调查结果，更要对调查出来的问题加以解决。于汝民对《关于农民劳务工问题的调查报告》做出批示当时，调查组除了到港区基层单位调查之外，还专门走访了各个劳务员工来源地，如山东、河北等地，跟当地政府交流了劳务员工管理的一些问题。这些地方的农民生活大多不是很富裕，所以很多人对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倍加珍惜。当地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来：“一人到天津港工作，就全家脱贫”。所以，调查组认识到，劳务员工对天津港的工资待遇实际上是比较满意的。他们在天津港工作，虽然工资待遇不如正式员工高，但是，对于当地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问题主要出在管理体制上，包括发展通道、身份管理等等。那么，你们在“若干意见”里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知道，天津港对劳务员工的管理原则是“四个一样”——政治上一样平等、工作上一样要求、管理上一样严格、生活上一样关心，这个管理原则在“若干意见”里有体现吗？
于汝民：这个文件带有全面性和系统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这份文件里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政策框架，那就是“四个一样”的二十八字方针。即“政治上一样平等、工作上一样要求、管理上一样严格、生活上一样关心”，这些基本原则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有效的。
除了总的方针外，“若干意见”中有很多内容都是为了解决劳务员工各个方面的具体问题的。比如说，劳务员工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人多”但不“势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并不高。所以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大家有一条非常明确的思路，就是要提高劳务员工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党、团、工会等组织反映他们的要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所以，在这份文件里，我们按照“四个一样”的原则，明确规定了对劳务员工党、政、工、团工作的要点，主要解决对劳务员工的组织管理、党组织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保障劳务员工的合法权益。此外，针对生活问题、工作环境问题、培训问题、工资问题、用工体制问题等等，我们在过去那些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又把它系统化，而且更有前瞻性，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加强对劳务员工的关爱，为劳务员工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让他们融入天津港。我们在了解“若干意见”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疑虑，就是我们很多好的政策往往是停留在文件上，停留在层层会议的传达过程当中，劳务员工的权益受到损害以后，怎么能够用这些政策去保护他们的权益？如果把“若干意见”中一系列的政策比作一条条金牌令的话，是否真能见到很大的、让劳务员工感到满意的成效？
于汝民：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劳务员工的居住条件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2004年，为了改善劳务员工的住宿条件，天津港以新落成的“蓝领公寓”取代了条件简陋的劳务员工宿舍。公寓的每个房间都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以及电视、电话、热水器、储物柜、书桌等基本设施。公寓内还设有1000平方米的食堂，以及阅览室、台球桌、健身房等娱乐设施。
蓝领公寓，不仅设施齐全，还非常便宜。入住公寓每人每月187元的费用，天津港承担150元，劳务员工个人仅需支付37元。从2005年4月第一批劳务员工正式入住到现在，这个公寓已经有1900多人入住了。劳务员工上下班有班车接送，费用由天津港用人单位负担。据统计，2005年，天津港仅班车费就花了大约140万元，住宿补贴300多万元。为了降低餐厅饭菜价格，天津港还为承包餐厅的劳务公司补贴了房租10多万元。
知识工人有力量
2004年专为劳务员工修建的蓝领公寓也就是说，“蓝领公寓”给了农民劳务员工理想的居住环境，公寓里充满亲情的生活更能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企业与社会的认同和关爱。我们在采访劳务员工的时候，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在天津港的工作和生活，不是在家胜似在家！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浇灌天津港发展的同时，更收获了一份认同感与归属感。
于汝民：是的。除了为天津港的劳务员工营造“以港为家”的氛围之外，我们还在全国首推了劳务员工带薪休假制度。凡工作两年以上、户口不在天津市的劳务人员，都可以申请休探亲假。假期时间7天，另加路途时间。休假人员的来回交通费全部报销，休假期间每人每天还享受50元生活费。劳务员工带薪休假的制度最早是下属的五公司从2006年开始实行的。这项措施迅速在全集团推广开来，成为所有天津港劳务员工都能享有的一项福利。这也说明我们的下属企业已经开始站在一个全局的高度，从企业长远战略发展的高度，认真地对待劳务员工的问题了。
此外，在天津港，大批劳务员工不仅每月能领到不菲的工资，甚至还能当上劳务员工队伍的领导。现任天津港五洲国际集装箱公司装卸队队长的苏现凯是天津市的人大代表，他的成长过程，就是天津港对劳务员工“四个一样”的最好说明。二十年前，天津港到苏现凯家乡招40个劳务员工，最初没要他，因为只招40个人，报名的却200多，苏现凯软磨硬泡感动了招工的人，最后才把他给加上了。进来以后，只有两个月，他就被提拔为班长，不到一年又被提升为队长，2004年通过竞聘又走上了益港公司的管理岗位。
在天津港，很多劳务员工都像苏现凯这样，刚进来的时候，想法非常单纯，就是到天津港挣钱，再不过穷日子了。可慢慢地就不这么想了，他们开始注意学习，越学视野变得越宽、懂得的事情越多，越学越明白人该怎么生活，怎样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像苏现凯他们这些劳务员工，都是凭着任劳任怨的品质，不仅证实了自己的价值，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务员工的地位。苏现凯曾经对我们说过一段话：“我不知道别的企业是怎么做的，但我在天津港工作的二十年，体会最深的是这里没有对农民劳务员工的歧视。他们相信劳务员工。不少和我一起来打工的劳务员工，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刻苦钻研，走上了队长、副队长岗位，在天津港，我们觉得自己也是真正的主人。”我们由此感受到，对于苏现凯来说，是天津港的人性化管理成就了他，是天津港对劳务员工的关心、关爱、平等相待感动了他，是企业正规化的管理和运营模式吸引了他。这确实是让许多其他地方的劳务员工非常羡慕的事情，这种用工体制改革在全国都是很超前的。当新闻媒体频频报道国家领导关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时，天津港的劳务员工不但不用为工资发愁，还能“带薪休假”，而且还能住进专门为他们兴建的“蓝领公寓”。现在中国的多数劳务员工还维持着侯鸟式的一种方式，到城里打工，然后回家再过一段，周而复始，可天津港的劳务员工却能在城里找到自己的职业通道，逐渐转向在城市定居了。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天津港的劳务员工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于汝民：那也不尽然。“若干意见”下发后的这几年，我们一直着力于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说生活居住条件问题、培训问题、收入问题、工伤保险问题、晋升问题等等。在长远的、长效机制的建设方面，还缺乏进一步的制度安排。所以，在2008年初，我们又召开了全港劳务员工座谈会，无论是城镇劳务员工还是农村劳务员工都可以自愿报名参加。集团公司领导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开座谈会的时候，劳务员工提出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退休的问题，还有工资体制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一个地解决，逐渐从管理理念、管理体制、长效机制的建设等等这些方面来做一些制度安排和采取措施。上次座谈会开完之后，我们根据大家的意见，研究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比如从2008年开始，劳务员工的工资底薪和正式职工按照同一标准执行。2008年底，天津港劳务发展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天津港自1984年引入合同制农民工以来，在用工制度改革工作上取得的重大突破。新组建的公司将整合现有的天津港劳务用工服务资源，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港口劳务市场调控机制，进一步完善港口劳动市场法规和港口劳动力架构体系，在保持劳务员工队伍和谐稳定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专业化的原则，使劳务体制机制更加适应天津港集团化经营的要求。但是，目前还有一些问题，不仅要靠企业，而且要靠全社会来共同解决，如劳务员工的保险、户口、孩子上学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国家、当地政府从政策上逐步解决，给予进城务工人员更多的帮助。
天津港很重视劳务员工问题。
对于解决劳务员工问题，天津港做得很超前。早在全社会还没有普遍关注劳务员工的时候，天津港就已经派专门的工作组到劳务员工的家乡去调研，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早在国务院下发专门的劳务员工建设管理文件的前一年，天津港就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劳务员工队伍建设和管理的若干意见》，连内容都很相似；早在大家都高呼关爱劳务员工，却雷声大雨点小的时候，天津港就已经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来关爱劳务员工。
对于解决劳务员工问题，天津港做得很实在。在天津港，对劳务员工在文件中没有称“农民工”或“劳务工”，而一律称为“劳务员工”，这一字之差，意味迥异。前者就像家里称呼“小时工”那样，将其看成是组织之外的人，而后者则是将其看作是内部员工，是企业组成的一部分。天津港劳务员工的“带薪休假”、“蓝领公寓”、“晋升通道”、“学习培训”、“党组织建设”等制度建设，也都体现了这一点。
善待劳务员工，是建设和谐社会命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企业平稳运行的重要内容。联系历史和现实，无数个例子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和谐社会的前提是公正，和谐企业的前提也是公正。唐朝实行均田制，全国男女百姓按人头分得桑田、麻田，所得收获除税赋外可以自由支配，遇有灾荒还会免除税赋。均田制避免了土地过于集中、贫富严重分化，相对而言比较公正，劳动人民大多能安居乐业，这是其出现“贞观之治”的一大原因，或者说是其社会和谐的经济制度保证。反观乱世，则是社会极不公正，贫富急剧分化，社会矛盾激化，每个朝代的末年莫不是如此。比如说，在中国历史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社会剧烈动荡的明末和民国年间，当时的基尼系数分别0.58和0.53（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0，也就是说，基尼系数超过0.40，就表示该国的贫富分化已相当严重，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这就使社会上不满情绪强烈，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社会冲突加剧。
从大的方面讲，如今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他们既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也是城市的主人翁。从企业的角度讲，劳务员工已经是企业的重要力量，就拿天津港来说，3万名员工里头就有1万多名是来自山东、河北的劳务员工，他们分布在生产一线的重要岗位，成为企业大厦的根基。可以说，根基稳，企业稳；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如果这样一个群体不能得到公正待遇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
但是，从全国情况看，劳务员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天津港之所以在关爱劳务员工上做得很超前，就是及时意识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企业和谐稳定的重大意义。
在天津港，只要敢想敢干，大胆创新，劳务员工也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各显其能，不断地创造奇迹。这就说明，天津港是让他们同企业职工一样，共创改革大业，共建城市文明，共享改革成果，这既是对他们辛勤劳动的认可，也是对他们价值的肯定，更是他们对人格的尊重。所以，天津港提出的“四个一样”，其本质就是“公正”。
§§第三章 执行：体现团队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