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港的经营管理中，让你感到压力最大的是什么事情？
于汝民：是企业的发展方向问题。我们不怕竞争，你有办法开展竞争，我也有办法应对竞争，所以竞争只是一个外部的压力。对于我们来讲，如何给企业选择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压力的事情。因为在企业发展方向上，一步走错了，就会全盘皆输。可是，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很难事先预测到。
于汝民：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有什么事是确定的，那就是变化，变化和不确定是绝对的。正是有这些不确定性因素，选择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才显得困难和重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企业集团来说，如果发展方向定得有问题，就会引发重大失误甚至失败。许多企业就是因为没有选择好发展方向才无法生存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多少曾经盛极一时的企业退出历史舞台，多少企业界的风云人物变得默默无闻了。这些经验教训都是我们要吸取的。你说的那些淡出的企业都是在发展方向上犯了错误吗？
于汝民：我们不能说这些企业的失败都是因为在选择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失误，但是，应当说有相当多垮掉的企业是由于这个原因。其实，很多企业都是忽略了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因为企业短期盈利的压力太大，所以很多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眼前的产品生产、市场营销、内部管理上，而忽视了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企业发展方向的选择又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形势在不断地变化，市场在不断地变化，新技术在不断地涌现，企业的发展方向也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我所说的企业发展方向也可以称之为企业发展战略。不断调整企业发展方向，也可以理解为企业的战略创新。其实，在传统行业逐渐成熟以后，社会的财富创造和企业的进步就取决于战略的创新，这是一个永无停止的挑战。我们在羡慕世界级百年老店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轴上观察，才能领会它是怎样走过来的。你为什么说在传统行业逐渐成熟以后，社会的财富创造和企业的进步就取决于战略的创新？为什么不是技术创新？为什么不是管理创新？
于汝民：我曾经看过别的企业走过的路，也回头看过我们自己走过的路，最终我发现：历史阶段与企业战略定位之间是有一些规律可遵循的。
一个农业国家在走向工业化的时候，最初得到历史偏爱的是一些小企业。它们生产生活必需品。在农业国家刚开始走向工业化时，这些生活必需品是有很大市场需求的。20年前中国的一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个时段上受益了。
当一个国家开始开放，与世界通商，外贸行业就会发展。一百多年前的纽约，最早发财的就是贸易商。十几、二十年前，中国一些从事外贸的企业也是这样。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能够存活下来。
当一个国家在城市化初期，人口开始流向城市，地产业就成了宠儿。纽约曼哈顿的地产制造了美国第一批百万富翁，有意思的是他们中间有许多是由贸易商转为地产商。如果没有这个顺应形势的转变，在贸易行业赚到的第一桶金可能都会消失在贸易行业中。
基础设施和资源型的行业在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后也成了被追逐的领域，中国现在的煤、电和运输瓶颈问题美国也发生过，纽约当时在短时间有三百多家铁路公司上市，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这个行业的需求。再接下来，通讯业、出版业、证券业、大型工业、零售业，科技行业等在历史的推动下依次登场，分别成为某一个阶段的宠儿。
所以说，时势造英雄，谁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正确的行业，谁就能成为这段时间的商业英雄。大家都知道卡内基是钢铁大王，可他在做钢铁之前做过六七种生意，最终才在正确的时间选对了正确的行业——钢铁，这也才有了著名的“把所有的鸡蛋放入一个篮子，然后守着这个篮子”这句话。
如果一个企业选不准发展方向，只注重产品研究是不行的。例如前些年搞BP机的，如果你只注重研究如何改进BP机，而没有注意到手机的功能拓展将取代BP机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你的BP机设计的再好，也难免被淘汰掉。我们发现，港口业也在经历你说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日本神户港非常羡慕天津港。为什么呢？在历史上，神户港的吞吐量曾经达到1.68亿吨，神户港湾局的前任局长鸟居幸雄曾经是天津港的最高顾问。而2007年它的吞吐量只有9616万吨，与天津港超过3亿吨的年吞吐量相比，已经明显落后了。究其原因，日本最近几年的经济萧条当然是重要因素，但日本经济结构调整引起的产业转移是关键，因为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都在向劳动成本比较低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转移，这大大减少了神户港的吞吐量。天津港未来会不会遇到神户港这样的情况？在天津港的战略规划中，有没有设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呢？
于汝民：现在中国的港口行业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未来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在2003年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港的发展战略。世界一流大港发展战略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其实，规模化、现代化都是基于中国港口行业还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判断之上的。但是中国将来面临的问题和其他工业化国家面临的问题一样，这就是产业迟早要转移。有些人认为，中国可以实现产业升级而不转移，原因是中国幅员辽阔，既有沿海也有内陆。沿海的产业可以向内陆转移。但是这种认识只考虑了中国国内一个方面，没有考虑到目前全球竞争的格局。如果竞争局限于本国范围之内，产业只升级而不转移是可以的。比如说，今天在沿海生产钢铁，明天沿海的资源和环境容量不够了，我们可以把它搬到内陆去。但是当我们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时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搬迁到我国内陆去，生产成本可能就会很高，企业就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这不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所以，中国的产业终将要面临转移。因此，中国港口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早晚要面临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港口都是随着国内产业的兴衰而兴衰，中国港口早晚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近些年内仍然处在高速增长期。但是，当那一天到来，全国港口都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发展方向问题，就已经太晚了。谁先作出正确的选择，谁就会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处于领先地位。多元化和国际化，哪一个是你为天津港选择的未来发展方向呢？
于汝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考虑天津港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到底是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还是坚持以港口装卸业为主，将来成为国际知名的港口运营商和开发商。如果我们选择仍然以港口装卸业为主，那么就是将来要跨地区、跨国界经营。
当国内港口行业进入低速发展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着产业转移走，去另一个地方发展港口，还会获得几十年的发展期。天津港在“国际化”方面的差距主要有哪些呢？
于汝民：天津港要实现国际化，在很多方面都有差距。从资产规模来讲，我们现在总资产400多亿，以这样的资产规模在国际上进行收购兼并，实力差距很大；从业务模式来讲，我们赢利模式比较单一，在国际物流供应链当中，我们只是一个环节，在物流领域中，我们也不是处在主导地位；从人才队伍来讲，尽管这几年我们的人员素质提升比较快，已经比前几年好多了，但是，我们的人员素质与国际化的企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时，我们也还缺乏懂得资本运作、通晓国际化运作规则，了解世界企业文化的人才。你曾说过，将来开公司会的时候，希望用英语来开会。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你对天津港踏上国际化之路的强烈期待和信心。然而要实现这个梦想，就得解决你上面提到的问题，那么，下一步天津港应该怎么办？
于汝民：我认为，天津港要走国际化经营的道路，还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在现阶段，我们首先要把港口装卸业务做大做强。我们希望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天津港的总吞吐量达到5亿吨，在世界港口中的排名稳定在前5名之内；集装箱吞吐量比现在翻一番，达到1500万标准箱以上，进入世界集装箱港口前10名；资产规模翻一番达到850亿以上；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也要实现翻一番。第二是要以港口装卸业务为依托，发展一些相关产业，如国际物流业、港口地产业、综合服务业。第三就是要培养一大批适应国际化经营的人才。第四，建立适应国际化经营的开放型的企业文化。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未来要发展的“四大产业”？你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
于汝民：是的，这就是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要发展的“四大产业”。其实是我们的四个业务板块。我们发展“四大产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转移。我们不是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而是在新的不断变化的产业和产品价值链中提升自己的位置。
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的企业都转移到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过去，中国生产的T恤衫，拿到美国街头去卖，每件两美元，那也算是赚到外汇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个洋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进行代工，服装、鞋类最为明显，尽管是合作，但从最终利润分配上差距十分明显。这就是价值链定位不同引发的价值分配不同。“四大产业”在天津港的发展中各自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于汝民：在我们提出的“四大产业”中，首先，港口装卸业是天津港的传统主业，是港口作为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发展其他产业的基础。因此，我们要继续做大做强港口装卸业。
第二，国际物流业是港口装卸业的延伸。发展国际物流业，能够实现依靠物流网络来占领市场，形成客户对港口的路径依赖，支持港口装卸业的发展。我们观察港口竞争的阶段和层次就能发现，港口之间已经由规模和等级的竞争转移到功能和服务的竞争，而物流网络的竞争正是下一阶段竞争的焦点，它的特点就是为客户提供全程物流策划和多式联运服务。这是对港口行业整体竞争态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如果我们对这一轮的竞争认识不足，就有可能在港口竞争的升级发展中被排斥在外。
第三，港口地产业是为港口装卸业和国际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发展空间和资金支持。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而是通过对土地和岸线等资源的掌控，为港口装卸业和国际物流业的发展创造充足的发展空间和资金支持。
第四，港口综合服务业是为天津港的发展创造新的发展领域和经济增长点，是对港口装卸业、国际物流业和港口地产业的有力支持。它不仅包括餐饮、物业管理等传统服务业，更要向金融、信息、传媒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这就是说，天津港发展“四大产业”，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业务拓展，而是一次发展模式上的创新。对于天津港来说，这种创新能够让企业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快产业升级和提升利润空间，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我们也发现，“四大产业”都是紧紧围绕港口装卸业的。这是为什么？天津港为什么不发展其他不相关产业呢？
于汝民：因为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天津港只能在专业化和多元化之间进行选择。其实一个企业到底应走专业化的道路，还是要走多元化发展道路，企业界、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根据我的观察，在全球范围内走多元化道路成功的案例远远低于走专业化成功的案例。因此，我主张天津港要走专业化、国际化之路，也就是未来要成为跨国经营的港口运营商和开发商，而不是在本地经营的多元化企业。现在全球经济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同时各个地方都在上马港口项目，未来港口的供给会不会过剩？天津港发展的“四大产业”能否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于汝民：这种忧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基于对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我认为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会持续一段时间，最起码在我们完成工业化、建成小康社会之前，都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是在这期间，经济还是会有周期性的调整。这是客观规律。这种波动也会给港口发展造成一定影响。我估计，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一定会对中国港口行业带来很大的冲击。
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一波建港热潮，一方面现有的港口都在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又建设了一批新的港口。这波建港热潮一方面会加快我国港口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不严格执行国家的港口布局规划，盲目地发展，也会造成资源浪费，甚至会引发港口之间的恶性竞争。
天津港“四大产业”的发展不能完全解决经济周期性波动给天津港带来的影响，但是它能使天津港的经济运行较之单一产业更为平稳。同时，“四大产业”的发展较之单一发展港口装卸业能更快地做大做强天津港，以便为国际化发展积累实力。
2007年，于汝民提出，天津港不能仅局限于“四大货类”，还要发展“四大产业”，实现由“四大货类”向“四大产业”的历史性转变；同时，天津港要优先发展能够使港口传统业务实现价值增值的业务，不能求快贪多。要突出自己的优势，根据自己的能力，稳健地发展。可以说，这是天津港发展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战略创新。
人有生老病死，企业也一样。企业的竞争，在具体的业务上一定时间内会达到一个均衡。在这种状态下，企业的利润相对平稳，也就是说，企业不再出现大的增长。因而，企业必须不断开拓成长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新的增长空间，企业就会渐渐失去活力。所以，才会有人在谈到战略时讲：“我们企业早走一步可能是先进，早走两步可能就是先烈了。”惟其如此，管理学中才会有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流转，企业就一定要“死”呢？于汝民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历史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偏向某一类不同的企业，企业只要在正确的时间选择正确的行业，只要不断推进战略创新，就一定能克服生命周期，不断为自身赢来高速增长期。从这一点来说，人有生老病死，而企业是可以“长生不老”的。所以，天津港从“四大货类”到“四大产业”，这个产业发展思路可能不是最“时髦”的，却是最适合天津港的，是基于对历史的总结和对形势的分析而作出的，因而也是最具可行性的。
那么，战略创新应该怎么做？“产业在不断被开创和扩展，产业的条件和边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个体可以重塑这些条件和边界。企业必须在一个给定的市场空间内相互硬碰硬地竞争。”这是《蓝海战略》里面的一段话，也可以视作是对天津港和很多企业的一种阐释和期待。
在于汝民看来，不论何种行业，更充分地认识价值链，由上游至下游通览企业活动领域的“视角”已日趋重要。天津港要升级发展，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研究港口产业的条件和边界，用开拓视野的“广角镜”视角和精深专一的“聚焦镜”视角，建立伸缩有度的价值链条，只有这样，才能在固守激烈红海的同时，寻找并开辟新的蓝海。
在人们的印象里，港口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于汝民眼中，港口实际上已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虽然目前天津港的营业收入还主要来源于货物装卸，但未来“由区域港口运营商向国际港口运营商和开发商转变，从单一的港口装卸供应商向全程物流服务提供商转变”，将给天津港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汝民看到的不只是今天，甚至不只是明天，还有后天。他的目标是：即便将来天津港作为港口没有太多新的增长因素了，天津港集团仍然可以作为港口运营商而蒸蒸日上。
正是基于这个思路，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当初在定位东疆港区功能的时候，于汝民提出来，不能只搞传统的、简单的港口装卸业，还要在东疆开发物流业、加工、商贸、休闲等港口配套产业。这也许是天津港的未来所在，也是这个区域的未来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