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这段文字，写的是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事发后，朝廷派人来湖州逮捕他的情景。据孔凡礼《苏轼年谱》记载，当时东坡正在湖州知州任上，逮捕他的时间是“宋神宗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这个日期，不言而喻是旧历（阴历），但余先生在改用公历来表述时，也只将“元丰二年”改为1079年，而把阴历的月、日原封不动地照抄了过来。其实后者应当折算成阳历8月27日。其错误性质，与上例完全相同。
下面再举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山居笔记·天涯故事》：“先说李纲。宋高宗时做宰相，后来宋高宗自己改变了主意，也就把他流放到海南岛万安（今万宁）来了。一一二八年十一月李纲和儿子渡海到琼州，向人打听万安的去处，人家说，万安离这里还有五百里路程，僻陋之地，去了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过去难免遭到抢劫，一般人总是先到文昌搭海船过去，如果运气好遇到顺风，三天可以到达那里。李纲一听，大吃一惊，已经到了琼州竟然还有那么多艰难的路程要走！他摇摇头长叹一声，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准备上路，没想才三天，大陆方面来人急急通报，他已经被赦免了。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涕泪交加地高兴了好几天，选了一个吉日，于十二月十六日渡海回去，在海南岛共逗留了三十来天，像一次短期旅游。”
余先生在这一大段文字中，写了李纲从拜相到被贬，流放海南，与儿子一起渡海踏上琼州，又喜获赦免，再渡海返回大陆的整个过程。读起来情节连贯，让人感到这些仿佛都发生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这个过程前后长达三年，即从宋高宗建炎元年到建炎三年。现在，我把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和《梁溪集》所附李纲年谱、行状中的有关史料，向读者作一个概括的介绍，看看余先生这段从古书中演绎出来的情节有些什么纰漏。
李纲是在宋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五日）被任命为宰相的，六月己未朔（一日）入朝执政，到八月乙亥（十八日）免官。他在这个职位上实际只干了70多天。罢相以后失去了权力，但他并没有随即被流放到海南，而是蒙恩“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这是宋朝对落职宰相的一种安置，只领俸禄而无实务，仍然居住在临安（当时称为“行在”，意思是临时都城，即今浙江杭州）。十月八日，受殿中侍御史张浚弹劾，革去“观文殿大学士”头衔，但仍然保留“提举洞霄宫”之职。他的家基本上在临安，有时也去常州、无锡等地暂住。由于张浚劾奏他在常州名声极大，无锡知县郗渐甚至到郊外迎候，设宴慰劳，怕他蛊惑人心，影响社会安定，提出当“置之岭海”（即贬斥到岭南或海南）。十二月二日，朝廷的命令下达，也只是将其遣往“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居住”。（以上史料见《要录》卷五、卷八、卷十）
建炎二年十月以前，李纲以“银青光禄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之职，居住在鄂州。当时，原侍御史范宗尹也贬在鄂州。朝廷有旨：左降官（贬斥的官员）不得居同郡，于是在十月间将李纲移往澧州（治今湖南常德市澧县）居住。可能过去李纲在鄂州时经常离家去东南故居同旧友交往，这次又没有及时迁居澧州，所以御史中丞王绹上章弹劾李纲“经年不赴贬所”，又重提他过去执政时的三大罪状，请宋高宗“投之岭海”。十一月四日，朝廷终于下令将李纲“责授单州（今山东单县）团练副使、万安军（今海南省万宁市北）安置”。（以上史料见《要录》卷十八、李纲“年谱”）
即使在这道朝令下达以后，李纲也没有立即前往万安，而是一再拖延，迟迟不想动身。他的行踪不得而知。根据历史文献的简略记载，我们只知道建炎三年六月一日在其长房长孙李震出生的那天，他还逗留在海峡北面的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直到十一月下旬，他才乘潮南渡，踏上了琼州的土地。在《梁溪集》卷一三三里，收有李纲所作的《武威庙碑阴记》，详细记载了他这次海南之行的经过和日程。这篇碑记，可以肯定是前面所引余先生那段文字的蓝本。兹将原文迻录如下：
故翰林学士承旨苏公谪儋耳（今海南省儋州市），既北归，作《汉伏波将军庙碑》，言两伏波（指西汉路博德、东汉马援，均封伏波将军）皆有功于岭表，庙食海上，为往来济者指南。辞意瑰伟。自作碑造今，凡三十年未克建立，盖阙典也。余以罪谪万安，行次海滨，疾作，不果谒祠下，遣子宗之摄祭。病卧馆中，默祷于神，异时傥得生还，往反无虞，当书苏公所作碑，刻石庙中，使人有所观考，以答神贶。时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有五日。既得吉卜，夜半乘潮南渡，诘旦（二十六日早晨）次琼管（即琼州），恬无惊忧.后三日(二十九日)，祗奉德音（圣旨），特恩听还。疾良愈，躬祷行宫，卜以十二月五日己卯北渡，不吉；再卜六日庚辰，吉。己卯之昼，风霾大作，庚辰乃息。日中潮来，风便波平，举帆行船，安如枕席，海色天容，轩豁呈露，不一时已达北岸，乃知神之威灵，肸蠁昭著若此。苏公之言，信不诬也……故并记于此，岁次己酉（建炎三年）季冬十二日，武阳李某记。
通过前面所引《要录》、“年谱”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纲的罢相，是在建炎元年八月十八日；而下达将他责授单州团练副使、万安军安置的命令，是在建炎二年十一月四日；至于他在儿子宗之的伴同下乘潮渡海到达琼州，则在更后的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前后三年里断续发生的事情，都被余先生稀里糊涂地一锅煮了！
现在再着重谈谈阴阳历日混杂的问题，看看余先生是怎样用公历来记载李纲的琼州之行的。李纲的《武威庙碑阴记》所用历日肯定是旧历。他说自己是在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半乘潮南渡，二十六日早晨到达琼州的。这两天折算成公历，应当是1130年1月6日和7日。余先生怎么会记作“一一二八年十一月”的呢？看来他犯了双重错误：
其一，他弄不清李纲罢相和万安军安置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年份，其间相距有一年多时间。他看到有些资料上说李纲于建炎二年十一月“责授单州团练副使．移万安军安置（见‘年谱’）”，就贸然地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起，将“建炎二年”折成了“一一二八年”。
其二，他不知道古书上记载的月、日都是阴历，如果改用公历来表示，必须根据历表的规定来折算，绝对不能按原文照抄。对于阴历十一月来说，如果是月末，则折成公历肯定在12月甚至第二年的1月。余先生不问青红皂白，只顾照着古书一抄了事，哪能不出纰漏呢！
此外，按照《武威庙碑阴记》的记载，李纲择吉渡海北归大陆的日期，明明写着建炎三年十二月六日，你不去折算成阳历已经是个错误，怎么还要莫名其妙地把“六日”抄成“十六日”呢？这种错上加错的低级差错，即使是一个中学生也不容轻犯，现在都出现在备受莘莘学子青睐和崇敬的余先生笔下，怎么能说得过去！
像这样阴阳混杂、不伦不类的历日表述，在余先生的散文中是屡见不鲜的，限于篇幅，我不再一一列举了。总之，由于他完全不了解当代历史研究中这个普通的常识，所以只要作品中遇到此类问题，就必错无疑。我在本文开头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就是专门为余先生写的。希望他无论如何能拨冗一阅，再向图书馆借一本《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社1987年版）备在案头，遇到问题随时翻检折算。我想，这样的差错，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