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正月，苏东坡从凤翔通判的任上被调回京城。以他的文才，直接当个翰林学士是毫无问题的，但由于宰相韩琦反对，苏东坡最终只在馆阁中获得了一个小职位。这与他的愿望相去甚远。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愤愤不平，而是欣然接受，对宰相韩琦反倒还感激不已。
事情是这样的：宋英宗为太子时，就已经听说了苏东坡的文名，对他的才华很是佩服。现在当了皇帝，英宗想将苏东坡召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遭到了宰相韩琦的反对。韩琦向英宗皇帝启奏说：“苏东坡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将来朝廷一定要重用他，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关键问题是，朝廷要善于爱护、培养苏东坡，而不要急于重用他。等到天下人都信服他，希望朝廷重用他时，再提拔重用，大家都不会有异议了。如果现在就把苏东坡提拔到很高的官位上，恐怕人们未必信服。这样不仅不会有利，反而会有害于他了。”
英宗听后，虽然觉得有些道理，但认为苏东坡确实很有才华，还是想起用他，让他担任修起居注（跟随皇帝，记录皇帝言行）。韩琦还是表示反对：“修起居注和知制诰的地位差不多，也不能马上让苏东坡担任。依臣之见，不如先在馆阁中，给他安排一个职务，这样能够接近皇上，以便于对他进行考察。但是，最好还是经过一次考试。”
英宗皇帝十分不解，便问：“以苏东坡的文才，在馆阁中任职还需要考试吗？”
韩琦解释说：“通过考试，一来可以看看苏东坡这几年在学业上是否有进步。如果他大有长进，说明他并不满足现状，有进取精神，可以重用。二来可以让别人信服，不会有什么闲言。《孟子·告子下》中那一段尽人皆知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话，正是这个道理。”
英宗听韩琦说得很有道理，于是表示同意。
苏东坡顺利地通过考试，却落个在史馆任闲职，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小的职位。但是苏东坡就是苏东坡，虽然政治上并不得意，但他还是能够满足于目前的官职。后来听到是韩琦因他资历不够而不让他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非常感激，说：“韩公真是太爱惜我了！”而且他还感觉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在皇家图书馆工作，可以看看皇家收藏的珍本、手稿和名画，进而增长自己的见识和学识，根本没有在乎职位的大小。苏东坡这种知足者常乐的心态，为他以后的仕途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这也是他被后人称作“乐天派”的一个原由。
苏东坡认为每个人的仕途生涯都不是那么顺利，都不是在一开始就能够获得理想职位的，因此，应该笑对每个不理想的职位。
熙宁二年，苏东坡将亡妻和亡父的灵柩运回老家眉山安葬并守孝完之后，回到汴京，仍在史馆任职。这时在位的已经是宋神宗了。宋神宗也是很爱惜人才的，赏识苏东坡的才华。因此，他虽然在史馆任闲职，但也常常有得到重用的机会。有一次，辽国的一位使臣出使汴京。这位使臣以能写诗自夸，傲气十足，神宗皇帝便让苏东坡作侍陪大臣，来治治这位使节骄横的毛病。那辽国的使臣傲气十足，根本没有把苏东坡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听说前来陪同的只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史馆官员，甚至对大宋的安排有些气愤，在苏东坡面前更是嚣张得不得了，辽国使臣竟然不屑地问苏东坡：“你会写诗吗？”苏东坡见他这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心中就十分生气，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只是淡淡地说：“依我看，写诗是很容易的事。要是读诗嘛，却比较难了。”辽国使臣一听，很不以为然，轻蔑地撇了撇嘴说：“没听说过，还有读诗比写诗难的事。”“你不信？”苏东坡仍然平静地说，“那好吧，我写一首诗，看你能不能读出来。”“那有何难？”辽国使臣一口答应。
于是，苏东坡当即提笔写了一首题为《晚眺》的诗，共写了12个字。这些字，有的长写，有的短写，有的横写，有的反写、侧写，大小各不相同，却可读出一首完整的七言绝句来。辽国使臣本来趾高气扬，这下傻了眼。他左看右看，横看竖看，连汗都急下来了，也没读出一句来。不得已，只好低头认输。苏东坡微微一笑，用手拈着胡须说：“怎么样啊？读诗看起来并不容易啊。好吧，我来给你读一下：
长亭短景无人画，
老大横拖瘦竹筇。
回首断云斜日暮，
曲江倒蘸侧山峰。
再看辽国的使臣，早已经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不敢小瞧中原文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