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臣子，多是非常讲究进谏的方式方法的。同一个进谏内容，方式方法如果得当，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进谏方法不当，则不仅皇帝听不进谏言，相反可能还会给进谏者招来杀身之祸。伍子胥向昏君进谏而被杀，比干也因进谏被杀，而魏征进谏唐太宗，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见，不同方式的进谏，有不同的结果。因此，进谏是必须讲究方式方法的。
苏东坡任史馆职员时，正逢王安石进行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充裕国库，从而增加国家财富。变法的途径是打击富有阶层，抢夺利润，他要用资本削减垄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并美其名曰“青苗法”。
但是“青苗法”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在朝中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是为农民之利益而设，结果竟一变而为扰民，后来因变成强迫贷款而弄得农民家败人亡，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因拖欠而入狱，受鞭挞之苦，甚至各监狱人满为患，致使国家大乱。但王安石却隐瞒实情，对反对派进行打击报复。
苏东坡认为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结果必然是欲速则不达。在新法的具体内容和推行方法、用人等方面，也都过于草率，造成了很多不该有的损失。苏东坡出于对朝廷、国家忠诚，对王安石变法极力反对。苏东坡性格直率，以敢于进谏闻名于朝廷，但他对全面批评新法还是有顾虑的。因此，他在进行全面的上书批评新法之前，对宋神宗的纳谏态度进行了一种试探，看看宋神宗是否能够听得了进谏。
正好那年的元宵节前，神宗皇帝下令减价收买4000盏浙灯，以便元宵节使用。诏令一下，官吏立即将市场上所有的浙灯都收起来，禁止私自出卖，弄得卖灯的百姓敢怒不敢言，暗自叫苦。
苏东坡马上写了《谏买浙灯状》给神宗，批评神宗为了满足自己耳目的享受，竟夺去了卖灯百姓生活必需的钱。他接着分析，卖灯的百姓一般都不是有钱的人，他们有的出高利息借债，辛辛苦苦忙了一整年，都指望在元宵节这十来天把浙灯卖出去，以换回日常生活的费用。皇帝作为百姓的父母，只能够加价购买，怎么能减价购买呢？苏东坡还建议，国家财政比较紧张，希望皇上在游园、宴会、赏赐等方面都要节俭。
神宗皇帝立即采纳了苏东坡的意见，停止收买浙灯，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
苏东坡被神宗纳谏的态度所鼓舞，于是决心上书皇帝，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当时苏东坡只有三十二岁，任职史馆，位卑权小，比起权势显赫的王安石来，无异是拿鸡蛋碰石头。但苏东坡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和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他分别上书给皇帝，反对变法。这两封信很长，内容完整有力，直言不讳。由于苏东坡的写作与辩论才华，这两封上书立刻轰动朝廷。
苏东坡的上书中一开始就攻击青苗法。他告诉皇帝，全国都对青苗法产生反感，青苗法实在弄得民不聊生，应该立即废止。他引孔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
他一步一步提醒皇帝：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群臣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晚也。
苏东坡以为，朝廷用青苗法，就是与民争利，是君主想使国富而民贫。苏东坡接着说，朝廷让政府向农民放债而与商人争利，这不是陛下诚心为人民着想的态度，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不得成功。地方官吏们的做法与盗贼无异。青苗之利有二分之多，这与高利贷者放债取利有什么不同呢？天下百姓都以为青苗法是政府牟利的行径，但陛下却以为青苗法是为民谋福，是陛下之“义”；天下人都以为是陛下的“贪婪”之举，但陛下却以为是清廉之举。苏东坡最后还提醒说，皇帝这样做，就好比在夜里驾马贸然快速前行，有车毁人亡的危险。他希望陛下能够乘天亮之后骑马在大道上前行，走光明之大道。
苏东坡反对青苗法的文词可谓有理有据，文章抨击大胆，鞭挞深刻，警示清楚。这是苏东坡出于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而与王安石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出了王安石青苗法中的诸多弱点。对王安石，对宋神宗，都有所抨击，表现出了苏东坡在为民请命时不顾及个人安危，不怕触怒龙颜和权贵的牺牲精神。
针对王安石专权所导致的刑法混乱，苏东坡警告说，皇帝若以为专权足以成事，那就大错特错了。许多大臣已被免职，甚至有恢复肉刑的说法。他继续写道：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弭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遑假寐
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苏东坡上对。
王安石清除台谏，想使讽谏之路断绝，好一手遮天，这是震撼整个官场的大问题。自古以来的明君都非常重视台谏。王安石的这种做法，无异是在政治上搅起了惊天骇浪，是历史潮流的倒退。
苏东坡对王安石清除御使台，同时以严刑酷法清除台谏异己者的做法，深感不安。于是写了这样的上书，奉劝君主不要像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要像东汉那样行党锢之狱。朝廷不和，君主要追究其根本原因，要从根本上给予解决，而不要用严刑酷法来解决。同时，苏东坡劝说君主不要阻止言路，要给人说话的权力。
苏东坡的九千字上皇帝书非常重要，可以代表他的政治哲学，也显出他个人的脾气和文风，充满机智、学问和大无畏的勇气。义愤的争论夹着冷静、简明的推理。有时候沮丧，严苛，挑剔，直爽无比；有时候却徐徐辩论，引经据典，引史例来支持他的理论。内容巧妙、诚挚、有力，对世事满怀激动和悲愤，是很成功的上书文章，引起轰动也就是很必然的事情了。
在当时朝廷反对改革的高官都已经隐去的情势之下，苏东坡非但没有隐去，反而乘难而上，从百姓利益出发，反对王安石的逆行倒施，这种勇气是很难得的。当他看到第一次上书并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便再一次奋不顾身，劝皇帝改变政策。
这一次上书，比上一次上书更加的尖锐，苏东坡警告皇上，君主不是靠神权来巩固的，而是靠人民的支持，要皇帝当心！苏东坡说：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苏东坡认为，君主若不许人自由发表意见，他怎能得到民心呢？民心是政治的根本。失民心失天下，古今一理。
苏东坡接着提出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上准许有不同的原则、立场、观点，台谏制度就是此一原则具体的表现，应该允许存在。苏东坡认为，好政府要靠异议的作用来维持。
苏东坡还再度提到恢复肉刑的传说。几百年前，政府曾以各种肉刑来惩罚罪犯，包括墨、劓、荆、宫四刑。这些不合人道的刑罚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废除了。宫刑则在公元六百年才废止。多亏苏东坡这两封信，宋朝才没有恢复酷刑。
苏东坡还指出，商业痪瘫，价格高升；近自京师四周的省份，远到川蜀，谣言纷纷，民心沸腾。连山区也行酒禁。僧尼被捕，财产没收，军人和官吏的薪俸都减少了。
苏东坡相信皇帝可以明显看出国内的不和与斗争，应该能由大臣的辞职看出公议的倾向。他一再提出反对新法的意见，然后回到本题，说皇帝行新政已失去民心，公议都反对他和现在的政府。
苏东坡的所作所为终于触怒了王安石，于是找人罗织苏东坡的罪名，称他上次回乡期间，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还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于是将苏东坡打发出朝廷，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从某种意义讲，一个社会是正直之风盛行，还是奸邪小人当道，统治者的作用很大。作为一个统治者应该认识到起用正直之士，也许时常受到他人的批评和指责，心里不受用，但就自己的统治和国家的发展而言，耿直之士要比那些善于溜须拍马之辈有用得多。历史上许多忠臣遭贬，关键的一点是作为君主的人不能忍受刚直之士的批评，只图自己一时的心里快活，至于国家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却看得很轻，国家的灾祸也就来临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就是苏东坡的忠谏本色。苏东坡从民族和国家之大局出发，尊重事实，直谏冒犯龙颜，触怒王安石等朝中炙手可热的权贵，这种为国为民敢于抗争的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