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晚年，进入他的政治思想的全新境界，即从是否有负于吏民来判决政治生活的价值，其价值标准似已不在庙堂，而转向民间；但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这种转向也不可能彻底，他可以向民间寻求精神支柱，寻求自信的凭藉，却不会将君主与百姓对立起来，而更愿意统一起来；就在他勉力济民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也就是尊主，尊主是忠，济民是义，而忠义则本是一体。如果从他一生的政治经历讲，则主要仍是作为一个赵宋皇朝的大臣，来树立政治人格的。所以，我们讨论苏东坡的政治人格，主要讲他的立朝大节。
苏东坡是以立朝大节为当时的政治家所首肯的。刘安世曾对学生说：“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刘安世是朔党人物，元祐时与苏东坡政见不一，后被新党迫害，靖中建国元年获赦北归，与苏东坡遇于江西赣州，两位艰难备尝的老人才握手言欢。刘安世是司马光的门生，与苏东坡政见不和，所以他对苏东坡的以上评价颇为客观，经常被人引述。他所谓立朝大节，就是坚持独立政见，不随时上下。表现在苏东坡身上，就是既不附和熙宁新党，也不迎合司马光。
通常认为，苏东坡不迎合司马光应予肯定评价，他反对王安石却不够进步。其实，按当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人臣不该附和任何一位执政的大臣，无论其为贤不肖，而应以独立的政见直接向皇帝陈述，以个人的名义直接对君主负责，这叫孤忠。具此品格，才被承认有立朝大节。当然，此种政治道德观念，与北宋一代的尊王观念密切相关，而与传统的贤者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之说稍有矛盾。在此观念下，朋党成为最需避忌的现象，但士人的党争却又以北宋一代为最烈，这是历史发展中的矛盾统一：正是朋党实际上不可避免的时代里，意识形态方面最强调孤忠的立朝大节。如果苏东坡的心灵足以像古往今来许多人的心灵那样，应和着高尚的感召，那么他就必然要追求那个时代里被认为高尚的东西，他与身任执政大臣的王安石、司马光异议，也就体现出一种高尚的政治人格，具有孤忠的立朝大节。
刘安世正是在这个高度上肯定了苏东坡。我们看待历史，固可从政见的进步与否来批判苏东坡对王安石的反对态度，但若观其人格，今天的高尚的人们难道不应同情那些在另一个历史时代里追求着高尚的人吗？从这个角度说，苏东坡敢于反对宰执大臣王安石，即便所论全为保守落后，也仍有可以肯定的一面。
如果苏东坡能亲耳听到刘安世对他的这番推许，一定不会感到意外，因为这本是他自觉的追求。类似的话，也曾由他自己向哲宗、高后坦陈出来：
臣昔于治平中，自凤翔职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骤用臣……及服阕入觐，便蒙神宗皇帝召对，面赐奖激，许臣职外言事……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因亦与司马光异论。
这里，追述他前后两次与宰执权臣（王安石、司马光）异议，以坚持独立的大节，正与刘安世所评相同。不过，这里也更明确地表达了树此大节的动机就在于要以孤忠来仰报君恩知遇。
不过，仅从忠义一端来理解苏东坡的大节，仍不免狭隘。按苏东坡自己的大节观，就具有更宽广的内涵，这需要联系他的哲学观点来阐述。
苏东坡把“道”理解为自然整体的大全，理解为万物各得其所，他的理想的政治图景也是这样。同时，他把“善”理解为：不存私见地遵循自然之理，保证自然之全的无损。因为对道和善的这种独特理解，他就反对任何一家依据着某原则、教条而规定的惟一的善恶标准，如王安石的新学，仅为其一家之学，但若将这一家的标准强加于天下，他便反对。同样，对司马光、程颐等人的学说，他也持这个态度。宋人通经学古，思悟真理，求知欲的强烈令人钦佩，但也多有独断倾向，认为只有自己理解的东西才是道的真谛，别人都不懂。在那种风气下，惟有苏东坡一直在倡导多元化，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他认为，若制定某一家的善恶标准，就必然会片面行事，伤害自然的全，故谓：君子之于正，亦全其大而已矣。所谓全其大，就是要顾到全面，顾到整体，顺应万物的自然理势，使天下同安。
君子之顺，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故其动也为直，居中而推其直为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顺生直，直生方，方生大。君子非有意为之也，循理无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习无不利。”夫有所习而利，则利止于所习者矣。
倘若偏顾某些方面而行其所善，则利益仅止于所顾的方面，其他方面或被损害。只有顺从自然全体，放弃片面之善，才能得到真正的大善。全才是善，本身就意味着大。这是苏东坡大节观中“大”的含义。
但这样的大，无所执守，便没有了节。故苏东坡还要论证大就是一种大节。从全其大的思路出发，一个士人必须胸怀整个天下，心底无私、无偏见偏善才行，这就要求士人有一种大器。他说：“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于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
器就是胸怀，胸怀小的人，装不了天下之大，是不能临大事，守大节的。反之则是：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这里的所挟持者也指胸怀，胸怀装得整个天下，谓之甚大，这种人即有大器者，其志当即志在行其所学之志。器大志远，是有大勇。苏东坡说，这才能立天下之大节。
然则，以忠义精神为核心的立朝大节，也只是苏东坡所言天下之大节的一个方面的表现。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政治人格的凸现，建立在那种不惜超越政治，即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的大人格（大节）的基础上。而大人格来自大的器量，来自对道之大全的理解和遵循。
在苏东坡看来，遵循于道并不是坚守一家的偏善，而是顺应万物之理，因此一个懂得道的人，平时应该顺于物理，而不作独异之行以骇人听闻，像石介、王安石、程颐那样。但他们因为所挟甚大，故能不为好恶利害所夺，进而立起大节来。
与大节相关的是，苏东坡身上总带有一种豪气，宋孝宗所谓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大节本身就意味着以天下之重自任的远大之志，志向坚定，即生气凝聚，凛然可畏，如苏东坡所云：“以志一气，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在屡受打击的晚年，这种生气显得特别可贵，苏辙说，读其兄过海后诗，觉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后来王十朋亦称其“万里南迁，而气不衰”。宋代评论家对他处于患难之中而愈发勇于为义、生气凛然，都表示了由衷的钦佩。有的人认为，苏东坡能把一切磨难等闲视之，是得益于释老，实际上以释老自慰只是重要的一方面，尤为关键在于他重视大节，以此而能挟天下，胸中所挟甚大，才能藐视逆境。这与释老之说回避现实、解脱苦难的态度，有着相当的不同，这是以巨大的人格力量唤起生生不息的浩然之气，来达成对于苦难的超越。
因此，苏东坡的人格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大。立朝大节无非是这种人格在政治上的表现。而且，也正因为大人格关怀的是整个天下，他晚年的政治关怀才能走出庙堂，迈向黎民百姓的生存状态，以一个完整的人去感受大地，游戏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