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性格中有两种主要特质,一种是像范滂一样,想要奋发有为,愿以天下为己任,虽遇艰危而不悔的用世之志意;另一种则是像庄子一样,拥有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然旷观的精神。苏东坡把儒家用世之志意与道家旷观之精神,做了极圆满之融合,因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品质的词风。
苏东坡无疑具有士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求意识,当建功立业无法实现之时,他转而寻求自身之内在价值,这就表现出旷放达观的超脱。
但苏东坡的建功立业之精神,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入世精神,又并不完全一致。他有着对人生价值的不同理解。儒家以人能自觉作道德践履为人生价值之所在;而苏东坡则将人生价值内外二分,外在价值在于功业之建立,内在价值在于精神之自由。所以,儒家的兼济与独善是固有的统一,而在苏东坡之处则表现为儒道融合。这样,由于苏东坡与普通儒学人士有着不同的精神价值取向,也即与普通士人有着不同的个性,也就决定了他与普通士人有着不同的行文风格。
拿苏东坡与辛弃疾作比较。辛弃疾表现出的精神与儒家极为吻合,《稼轩词之实践理性阐释》一文中作过分析。苏词与辛词之不同,与这二人精神之不同有极大关系。
通过具体作品可以看得很明白,现举辛弃疾豪放之词与苏词之豪放作一比较: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两词都写得同样意气风发,豪放无羁,但苏词浅近,辛词沉郁。很显然,苏轼能够摆脱人间的某种束缚,达到某种超脱,而辛弃疾则不能。这就是苏轼在儒家之中又兼有道家之性格的缘故,使得其词变得豪放洒脱,没有尘世的任何束缚。
苏东坡“致君尧舜”不成,于是“用舍由时”,努力去实现心灵的旷达与自由,行藏在我,使得他内在价值在于主体精神之自由,“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正是摹写此种超然事外的自由之态度。
由于苏东坡在“儒家用世之志意”外,兼有“道家旷观之精神”的一面。因此,苏东坡能够与儒家士子不同,从而在词风上独树一帜。周济评判苏轼与辛弃疾之不同:“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辛之当行处,周济所谓“沈著痛快”者,正在于他能契于儒学精神,这是苏东坡缺乏的。但苏之自在处,辛弃疾也只能偶然一至,难与苏东坡一争短长。此是何境地呢?周济所谓:“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
王国维的概括更为精炼:“东坡之词旷。”并分析原因:“苏东坡之开始致力于词之写作,即是在其仕途受到挫折以后,则其词之走向超旷之风格,便自是一种必然之结果。”
然而,辛弃疾在仕途受到挫折以后,却并未使其词也走向超旷风格,这是因为他的行藏用舍依于儒家的道德意识,表现出来总是沉郁顿挫的统一风格。而苏东坡则用世志意之抒写已成浅近,却于出世精神之抒写中成就超旷风格,确是道家尤其是庄子精神的影响所致。
儒家和道家相同之处,是认为经验事实不可以执著为依据。不同的是,儒家从正面建立超验理念作为本体,依此贞定纷繁变化的事实;而道家则从侧面化去对经验事实的执著,以呈现一种旷达的精神境界。可以通过苏、辛两首词的对比,来阐明这种区别。先看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邓广铭考证:“盖当南归之初,自身之前途功业如何,尚难测度;嗣后仍复沉滞下僚,满腹经纶,迄无所用,迨重至建康,登高眺远,胸中积郁乃不能不以一吐为快矣。”
道家不执著于名利的态度,本无可厚非;儒家却进而认为名利虽不可据,而人生必有可以据者,此可以据者,即据于通由道德律令而挺立起来的人格。所以辛弃疾登高眺远,惟觉恢复中原、重尊此礼义邦国之职责为自己必当履行者。尽管无人会得此意,而且流年忧愁致人老大,自身前途功业尚难测度,却均不足以阻碍他必当履行此职责。辛弃疾自信,执定此志决无过失,无奈处处不得一伸,天地茫茫忽成愁海,但终不肯放弃之,且坚信人人心中俱存此道德律令,因而必有知我者,我亦待有红巾翠袖之佳人,近于屈原美人香草之喻。
再看苏东坡《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与辛词决不同,上阙即一绝大之达观。辛词以人间之琐琐者为不可据,然而道德律令所命,必当履行之职责则必可以据;而苏东坡不仅以人间经验之事实为不可据,即不执著于此而超然旷视之境亦不可以据。依道家的讲法,破除“有”后即有一“无”境,能达“无”即能达“道”。倘不能圆融达观,“无”之超旷即成空悬,正可谓“高处不胜寒”。惟当“有”“无”通而为一,方显得依止自由,天上人间原无分别。苏词下阙则言,既知此“圆”境,月轮之或转或低,或阴晴或圆缺;与夫吾人之无眠有恨、悲欢离合,虽则自古难求其全,然而俱可达观旷视而无须执著,我何必发此“何事长向别时圆”之无聊疑问呢?但愿皆知于此,则境随心转,人之能俱得长久,月之能千里婵娟,无往而非乐事矣。这便纯是化去了一切执著,成就一种旷达的精神境界。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决定着一个人的写作风格。如果一个人的性格很有魅力,那么他的写作风格也很受欢迎。苏东坡正是这样一个具有魅力个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