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是要经历许多坎坷，这些坎坷往往处于人生转折的关键点，诸如诞生、满月、结婚、寿诞、葬礼等等。在这些关键点上，人们需要恪守种种禁忌，以祈求顺利通过这些时间。
古籍中关于对女性厌忌的事例俯拾皆是。在《诗经》中，便以妇女为不祥的猫头鹰，并以女人为祸水。《汉书·李陵传》说：“吾士气少衰，鼓之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乃搜得尽斩之，明日斩首三千级。”军中忌讳女人的原因是怕影响士气和战斗力。《列女传》记载，赵简子率兵与楚国打仗，在准备渡河时，船夫喝醉了酒，不能划船。在这紧要关头，船夫的女儿要代替她父亲来划船。赵简子说，在出行前，祭祀祷告时已经发过誓不与女子同船而渡。《左传》亦有类似记录，郑国讨伐陈国，陈国君主出逃，碰到大臣贾获的妻子和母亲，便让她们上了车。而贾获把他的妻子和母亲赶下了车，并对陈侯说：和女人坐在同一辆车上是不吉利的。
1.对经期妇女的禁忌
视女人为祸水，原因在于女人的血水，主要是经血。
在原始的万物之灵中，血被视为灵中之灵，受到特殊的信仰。《淮南子·精神训》曰：“血气者，人之华也。”古人不知血的制造过程和作用，只是由种种实在的事例体味到血之重要：他们亲自看到动物和人受伤就会血流如注，若是血流不止就会死亡。而当她们发现妇女的经血排出后对人体无任何影响，闭经却对身体有害时，便认为经血与一般的血不同，为毒物、污物。经期妇女便为不祥之人。欧洲人认为经期妇女像是恶魔附体，汉族民间男人忌被人用月经带打，或仅仅是当面显示，否则是一个男子的大耻辱，沾上不尽的晦气。
由于古时妇女裤裙常被经血玷污，女之裤裙亦被视为不祥。民间流传一则名为《神马》的故事：古时有家人养着一匹神马，能够日行万里，来去无踪。神马从不吃喂给的马料，也不吮附近的河水和井水，专门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喝圣水。有一次，神马喝水归来，遍身大汗直流，家里的妇人见之，赶快撩起围裙给马揩汗。这一揩竟使马倒地而亡。所以俗信妇女的裙子会污染动物，不能乱揩动物，至今还作为一种禁忌。男人们忌讳从凉晒着的妇女衣裤下走过，禁忌妇女的裤裙，尤其是内裤晒得很高，一般妇女的裤子只能晒到厕所旁边或避静之处。现在农村妇女还告诫小孩，不得穿过妇女裙裤，否则，难以长高。
同样原因，汉族民间视女性胯下为不洁之处。假如男子在楼下，妇女不得上楼，若必须上时，须示意对方避开，否则以为大不吉。还禁忌妇女住在楼上，尤其忌外来的已婚妇女住在楼上，说是怕冲犯了祖宗。禁忌妇女坐在堂屋门坎上，以为妇女坐了要辱没家神，家中要破财的。汉族旧时还禁忌妇女到打麦场上去，禁忌她们坐在打麦场上的石滚上，恐怕冲犯了财神，少打了粮食；禁忌妇女跨坐建房用的梁檩上，怕冲了宅神，将来房子不牢固，会有祸事发生。
由于不知妇女是不是处在经期，为保险起见，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对所有的妇女都有禁忌。以节日期间而言，旧时北京地区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五忌妇女串门和走亲戚，俗称正月忌门。以为此间有妇女串门不祥。热河一带，旧时年初五以前，妇女“如贸然前往，必被痛恶。盖彼间以妇女为不祥物”。在天津，据刘炎臣《天津年俗》说：除夕这天，摆好供品后，一般旧式家庭，就临时处于戒严状态，禁止亲戚邻居的妇女进入。因是旧俗相袭，一般自家的妇女们到了这天，也就不再到别家串门了。我国西南地区汉族，妇女在过年的头几天，也不得步出大门。在祭祀鬼神或逢年节祭龙时，都严禁妇女参加。汉族有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夜祭祀灶君的习俗，谚语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帝京景物略》云：“灶，老妇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妇见之。祀余糖果，禁幼女不得令啖。”可知禁忌妇女主祭灶神之严格。
在各民族的禁忌中，有不少是专门限于妇女的。阿昌族妇女禁忌跨坐在家堂屋的门坎上，不能住在楼上，也不能从犁、耙、锄、刀、枪等物上跨过，认为这会给男人们招来不幸的后果。鄂伦春族禁忌妇女到“仙人柱”后边供神像的地方去，也禁忌乘坐供神骑用的马匹。傈僳族、苗族亦忌讳妇女参加祭神活动，忌触摸上供之物，认为那样都是会触犯神灵的。汉族妇女的行动也不自由，惠西成、石子编《中国民俗大观》一书，收录了河北安次妇女的禁忌：没有订婚的姑娘，不能在用畚箕人的前面走，说是怕把媒人扇跑了。没结婚的姑娘，不看新妇理妆，怕冲了美神，使新郎看见新妇就生气，以至于夫妇不和。女人不能磨刀，磨了的刀便从此再磨不锋利；又说姑娘磨刀，嫁“千磨头”（固执的意思）丈夫。姑娘不用黑碗吃饭，怕嫁个黑丈夫；不用长短不齐的筷子，怕嫁个矮丈夫；不坐有孔的器物，怕患痔疾；不枕包袱睡觉，怕得杂痨病。妇女的枕头不要接补，怕重婚；不用横丝布做衣服，怕性情横野，又说怕遭难产；踞坐起来，膝盖不能与额头接触，怕早寡。结婚的那一天不可穿红鞋，否则丈夫见了就气得眼红。最好穿蓝鞋，可以拦婆婆的嘴。姑娘不吃一盘馒头顶上的那个，吃了会受气，等等。这些与妇女有关的禁忌习俗和观念，绝大部分形成于父权制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时期，浓重的封建宗法意识和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刻影响，是它们最突出的特点。
女性何以成为被禁忌的对象，在解释这种原因时，林惠祥说：“原始人由于迷信的心理对于妇女的月经是很觉恐怖的，由此又再生出对于秽亵的恐惧，因之妇女对于凡有圣洁性质的举动不得参加，对于神圣的物件不得接触。这种心理对于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自然不能无影响。她们被排于某种活动之外以及由此而减少其自由，实在是由于妇女的生理上所引起的——种迷信的恐怖。”（《文化人类学》）女之月经，我国和西方皆视之为不洁之物。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月经期间的妇女像是恶魔附体，“没有任何人像来月经期间的妇女那样为人们所畏惧。”我国古代对妇女经血也是忌讳的。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论“月水”条，就足以反映这种观念。“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煎膏治病，出痘持戒，修炼性命者，皆避忌之以此也。”《说文解字》亦云，妇女在经期，不得参与祭祀之事。
2.对孕妇的禁忌
对一般妇女有禁忌，对孕妇的禁忌就更加严重。在不少民间习俗中，孕妇被贬为不洁之物，她们的行动往往要受到限制，怀孕之后还有许多的禁忌。当然，其中有一些禁忌对孕妇的特殊身体状况，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遗憾的是，即使是这类禁忌，对于它们的解释，却一般也仍是迷信的和歧视妇女的。
对孕妇的禁忌的主要方式是对其进行种种短暂的隔离，以免其身上的“不洁”污染周围。第一，孕妇不能参加婚嫁礼仪。新娘未进新房前，孕妇不得先入内，不然便认为会冲走了喜气。江苏仪征婚姻中“上头”和“搀戚”的女眷必须是夫妇全福而未怀孕者。不仅如此，在广大汉族地区，禁忌孕妇触摸新房的一切东西（包括新娘）。第二，孕妇忌接触丧葬、祭祀仪式。其原因可能是丧葬、祭祀的对象——神灵和胎儿——尚未成形，亦为精灵类似，恐二者互相影响，尤其恐前者伤害后者之故。孕妇要是“冲”了丧礼或棺木，就被认为要有“血光之灾”，会招致亡人和家室不祥。因此，夫家如果正为长辈服丧，孕妇要另找临时住所，移至离本宅很远的地方待生产。广东梅县妇人怀孕之时，忌见死尸，如见，胎儿产出后皮肤（面部）色泽较暗。第三，孕期妇女忌参加一切具有重大意义之事，更忌参加巫术活动或神事。孕妇因其污秽性（民间传统认为污秽性的东西，如粪便，具有破解法术的功效）而具有厌胜功能，因此禁忌参加一切与神有关的活动。而民间的一些意义重大的活动，往往与神事有关。因此孕妇必须和这些重大活动隔离开来。东北地区传统习俗禁止孕妇接近酱缸，古代亦信仰此俗，《齐民要术》卷八载：“若为妊娠妇人坏酱者，取自叶棘子着瓮中，则还好。俗人用杖搅酱及炙瓮，酱虽回而胎损。”一些地方破土建房、打井时，孕妇都不能在场。特别是盖房上梁，为了怕孕妇“冲撞”，一般都把时间选在清晨。打井时，如果被孕妇冲了，就被认为破了龙脉，不是打不出水来，就是打出来的水质量不好。第四，传统信仰中妇女生殖能力和自然生殖具有交感联系，妇女（孕妇）一旦接触果树，两者旺盛的生殖力量就会互相排斥。因此，广州梅县“怀孕的妇人，不得攀折花木，采摘果实。花木如被攀折，香气和色素都会变常，果实被采摘了以后，味纯清者变为苦酸之类。”“凡果树曾经孝子孕妇手折，则来年不生，或数年不著花结实。”（江绍原：《中国礼俗迷信》）
3.对产妇的禁忌
对妇女的产血就更为忌讳，认为它带有更大的破坏力。一般人患病时每每大意，倘若有出血、吐血现象，就立即惊怖异常，惶悚失措了。女子出血无过于分娩，因此妇女生产被称为“血光之灾”，佛经中特别造出了一部《血盆经》来祈禳消灾。此经虽是伪经，不载于《大藏经》目，但隋唐时已经出现，可知流传已久。
看过巴金著名小说《家》的人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情节：当封建世家的家长高老太爷一命呜呼、魂归西天之时，恰好高老太爷的长孙觉新的妻子就要生产了，由于叔叔克明的反对，觉新只好把妻子搬置乡下的一所房子里分娩。最后，其妻难产，由于离城太远医救延误，母子双双告亡。导演这出悲剧的克明反对瑞珏在家生产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忌讳办红白喜事之家遇女人生育，以防止“凶”冲“喜”，给家里人带来灾难。产妇分娩中的这类禁忌习俗在民间大量存在，归结其缘由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妇女分娩是一件异常神秘、可怕、充满恐惧和灾祸的事件，妇女生育时伴随而下的羊水、血水等物，都是污秽不祥的，处理不好，不仅这种血光之灾会给产妇和胎儿带来不利，还可能亵渎祖宗和各路神灵，使家人遭受神灵们的惩处。因此，人们创造了各种带有强烈迷信色彩的禁忌做法，以避免这种所谓的灾难发生。
在中国各民族生活的广大区域里，对妇女分娩的住处曾经有过异常严格的限定，其目的是通过这种人为的禁忌来躲避妇女分娩产生的“凶灾”。
忌讳妇女在原住地生产是最常见的避邪手段之一。据王充《论衡》“四讳篇”记述：“讳女人乳子，以为不洁……乳子之家，亦忌恶之，舍丘墓、庐道畔，逾月乃入，恶之甚也。”文中表明，早在汉代江南一些地区，人们就有禁忌产妇在家生产的习俗，他们把产妇迁往坟墓、道路旁的临时搭就的茅草棚里，要待婴儿满月后才能归家。《礼记·内则》云：“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至于子生，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夫斋，则不入侧室之门。”真是面对产妇，如临大敌。《中华全国风俗志》说：“鄂伦春妇临产，夫为搭棚寮数里外，送妇居之，既生儿，乃迎归。”解放后，鄂伦春人在其聚居的村寨修建了公共产房，哪家有妇女临产，哪家产妇就到里面分娩、坐月子。台湾的高山族雅美人亦流行过此俗，每当产妇临褥，必须从家里移出，另住一所房子，且房顶要竖两只竹竿，人们认为它能够赶走鬼神，保佑产妇与婴儿的平安。居住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其历史上也时兴过这种禁忌民俗。如羌族忌避产妇在家中生产，人们相信：产妇的“不洁”将给家人带来邪气。因此规定，产妇必须到圈养牛羊的房子里分娩。独龙族亦禁止妇女在家中生育。他们担心孕妇生产时的污物，会冲犯室内像弓弩一类的狩猎工具，拿它们出去狩猎有可能一无所获。
在中国一些民族的历史上，不但曾经有过禁忌妇女在家里生育的习俗，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避忌产妇回娘家分娩的习俗。产生这种习俗的原因，依然是对妇女生育过程缺乏了解，认为产妇不洁，其血污会给娘家带来凶灾。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即言：“不宜归生，俗云令人衰。（按：妇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许归。）”原来是男家不许产妇回娘家生产。究其理由，一则担心产妇若生了女孩，在重男轻女的年代，她或她的家人可能来个移花接木之计，换了别人家的男婴，以致乱了自家的血脉；二则回家生育颠簸劳累，使产妇衰弱对其身体不利。
在当今浙江的某些地方，流行一种“银换人”的分娩习俗，它的实质是对妇女在娘家生产禁忌的一种化解办法。当产妇在娘家分娩后准备回夫家时，夫家必须用银制的男女人像或镌有“人丁兴旺”的银饰来换回婴孩，当地土语“人”、“银”谐音，故又称“人换人”。似乎经过这种处理，已成了他家人的女儿，虽然在娘家生育，损害了娘家的吉祥，但通过寓有“人丁兴旺”的银饰补偿，重新恢复了娘家的兴旺之气。在山东某些地区，人们相信女儿回娘家生孩子会使娘家人一辈子受穷，而且生下的孩子也难于成人，万一产妇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不得已在娘家分娩，那么丈夫就要用牛耕遍自家宅院的土地来进行禳解。
苗族妇女在身怀六甲离预产期只有两个月时，就禁忌回访娘家，因为娘家人担心其早产，使婴儿生在自家屋里，民间传言女儿若把外姓人生在父母家，会把娘家的福气带走。即便出现无法避免的情况，苗家人也有一套特别破除的办法：娘家人立时在室外搭一小草棚，让产妇在里头分娩。若草房尚未搭就，婴儿已在娘家屋中呱呱落地，则男家必须采取补救的措施，即丈夫在媳妇满月从娘家返回夫家后，马上请一位巫师到岳父家实施“净屋”巫术，以驱走由于产妇分娩时招来的恶魔，“净洗”产妇留下的不洁之气。哈尼族也有不在娘家生产的禁忌，每当女子怀孕后，她们一改不落夫家的生活习俗，而是长留夫家，哈尼人相信：女人留在娘家分娩，不仅会给娘家人，而且会给娘家的一个村寨带来凶灾，因此，女性若想在娘家生育，就会遭到父母、亲戚和全村村民的一致反对甚至谴责。
妇女在家或娘家生产虽然不洁，但产妇毕竟是公婆的儿媳妇、父母的亲闺女，且是作为自己家族增添后裔的佳事，发展至后世，禁忌产妇在夫家、娘家生育的习俗逐渐消亡，但认为妇女分娩为不洁的观念仍普遍存在。忌讳借用他人房子寄产就是这种思想在产俗中的体现。
如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二十三“女医贷命”条记述：“慈圣皇太后久病目疾，屡治屡发，至癸丑年，有医妇彭氏入内颇奏微效，且善谈谐，能道市井杂事，甚惬太后意，因留宫中，而怀孕已久，其腹皤然，宫婢辈皆劝之速出，彭氏贪恋赏赉，迟迟不肯忍决。一日，忽产一男于慈圣位下宫人封夫人名彭金花者之室。（皇）上大怒，立命杀之，赖慈圣力救，宛转再三，上难违慈旨，命贷其死，发礼仪房打三十逐出。次年，慈圣即上仙。盖寄产虽俗忌，然不避者祸立见，即已嫁之女有妊，其夫非赘婿而归宁者，母家况遣之行，况宫禁乎？”这里，作者把慈圣太后之死归咎于彭氏在宫中寄产，虽属荒诞无稽，但在明朝，人们忌讳他人在自己家中寄产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习俗，连皇帝都深信寄产会给房屋主家带来灾异，并为此大发雷霆，几乎要处死彭氏。解放前，许多房东有不愿把房子租给年轻夫妻，尤其是孕妇居住的现象，这些房东担心孕妇在自己家中寄产，会给全家人带来污秽不祥，引来邪魔、污浊正神。所以，每当已租房的孕妇快到产期，他们或催其速去医院，或寻衅要人搬家。
如果事不得已，产妇在他人房子里寄产，民间也有相应的破解方法，如旧时在台湾汉族居民中流行的“烧糕会”，即是如此。当产妇用了他人房子生产后，产家必须举行“烧糕会”的祛邪仪式，他们给房东挂红彩，用糕饼、鞭炮、香烛、纸金锭等物，向房东的神龛礼拜献酬，请房东家的正神们原谅，并招回房东家的福气。在东北一带，拔除做法是产家买来大块红布，用它铺炕、盖锅盖，人们认为这样可赶走由产妇分娩招来的煞气和恶鬼。完事之后，红布就作为礼物留给房东。
由于有了寄产可导致房东不幸的俗信，有些产妇便租不到生产的房屋，只好奇生于寺庙，冀以寺庙之威灵涤去产血的不祥。《隋书·高祖本纪》说，隋高祖的母亲就是在冯翊般若寺中生下高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说，“妇人在甲家受孕，不能在乙家生产，若外来租户，不知其法，一经迁移则甲屋已贷出，乙屋不许住，而临盆在即，只得至庙中或养生堂诞育。俟满月后，始可进屋。”
对难产而死的妇女就更为忌讳。传说难产而死的妇女，其鬼魂多着红衣，恰如吊死鬼一般。因此，对红衣女鬼是异常恐惧的。还有所谓“血河忏”的仪式，是专为难产而死的妇女设的。认为妇女因产而死，其魂将入血河地狱，故代其超生。扎一草人像，身着红裙，挂于僧庙大钟之内，昼夜徐徐撞钟，和尚一旁诵经。每七日加一蒲团，历四九日，共至七蒲团，亲族俱来，请数十僧人，念咒作法，举放烟火，并造许多纸人纸马以及“恶鬼”，连同草人一并火化，为破开血河地、超度死者之意。所谓超度，就是恐惧难产而死的妇女化为红衣女鬼作祟的意思。
4.对寡妇的禁忌
寡妇不仅被认为是不洁之人，还被视为是不祥之人。迷信的说法，寡妇克死了丈夫，命中犯了披麻星。“披麻”即披麻戴孝，认为她的命相就是来为丈夫披麻戴孝的。“披麻星”这个词不知缘起，《淮南子·说山训》说，娶妇之夕，不宜言“衰麻”一类的话。“衰麻”即指丧服。所以，寡妇不宜再嫁，否则还要克死丈夫的。迷信的说法，认为亡夫的鬼魂经常附于寡妇之身，所以，广东就称寡妇为“鬼婆”（《墨子·节葬下》说当时越俗称寡妇为“鬼妻”，并说“鬼妻不可与居处”），有娶之者，必受其祟。《中华全国风俗志》亦云：“（广东）寡妇俗称孤矜，又称鬼婆，人咸目为不祥人，以为其夫主之魂魄，常随妇身，又娶之者，必受其祟，故辄弃置不顾，无人再娶。”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寡妇再嫁，将来入阴间地狱，将有两个男人来争分其身。晋代干宝《搜神记》记载了两个男人分抱一妇女尸体之事：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私悦，许相配适。寻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欲适之，女不愿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寻病死。其男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家，欲哭之尽哀，而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如初。后久闻，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日：“卿妇已死，天下自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以谳廷尉。秘书郎王导奏：“此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礼断之。请还开冢者。”朝廷从其议。
再嫁的恶果便是两个男人分抱她的尸体；而公论却是把尸体还给第一个丈夫。“名不正则言不顺”嘛。再嫁的惩罚即为如此。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中，柳妈便是这样恐吓祥林嫂的。说祥林嫂死后，在阴间因两个丈夫争她而分她为两半。
受封建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和对妇人节烈观的不断强化，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后，开始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他们提倡“从一而终”；“好马不吃回头草，好女不嫁二夫男”、“好马不备二鞍，烈女不嫁两男”成为民间的口头禅，于是以寡妇改嫁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因而在寡妇改嫁时，便有许多禁忌习惯，并在许多方面有别于正常的婚姻嫁娶。江西、河南一带，有寡妇再嫁，必走偏门、后门或从墙壁上凿洞而出，不能走正门、大门；嫁时还要在夜晚，且不用鼓乐，如果被人看见，人们便以为是不祥之兆，将有凶祸发生。避祸的办法就是对看见的人要狠狠唾骂几声。台湾习俗，寡妇改嫁，也忌像初婚那样从娘家坐轿，必须徒步走到半路上再坐轿。有的寡妇还要在上轿的地方，丢下一件自己平时所穿衣服，然后才放心上轿，据说这是为了避除前夫的灵魂跟随寡妇来到新夫家作祟。寡妇先走一段路的用意就是让前夫的灵魂发生错觉，误以为他的妻子是到某地去办事。当她在途中上了花桥后，前夫的灵魂再想跟去但无法找到她了，丢下旧衣就是为了让前夫的灵魂不可能再认出自己。
广西桂中一带的壮族，对不同的情况下成为寡妇的妇人有所谓“伞下寡”、“鸳鸯寡”、“断桥寡”之分。“伞下寡”是指蜜月里死了男人的妇女，改嫁时切忌梳妆打扮，一定要从后门悄悄出去。为了赶跑原夫的灵魂以辟邪，在半路上，还要安排人朝她走来的方向打枪，并高声喊叫：“不准他跟来，打死他，打死他！”然后，像押解犯人一样，把她押送进新夫家门。“鸳鸯寡”是指生儿育女后死了男人的妇女，改嫁时先要半夜三更来到深山野林的小草棚中，禁忌遇见人，躲避原夫七七四十九天，达到辟邪目的后，才能去新夫家生活。“断桥寡”是指男人不是病死而是因其他意外伤害致死的妇女，改嫁时要先到野外呆三个晚上，其间禁忌被人看见，每晚都要搂抱大树多次，意思是让她“克树”，不再“克人”，从而辟除她自身带有的“克夫”之邪气。赫哲族寡妇改嫁时不受歧视，但也有类似的禁忌习俗，就是到男家去，禁忌走没有大树的路，如遇大树，要停下抱住大树一会儿，说是这样才可以免除灾难过上好日子，不会“再妨”丈夫。
旧时河南沁阳一带汉族娶孀妇，禁忌在白天操办婚事，一切礼仪都在傍晚或夜间进行，而且孀妇所坐花轿没有顶，周围也没有布围着，有的甚至干脆坐大椅或反坐方桌。大概是她们认为夜间进行，使前夫的灵魂因天太黑而难以找到孀妇；轿没有项或不用白布是不让前夫的灵魂躲藏进去的缘故。上轿（或上椅、桌）均在村外十字路口且禁忌用鼓乐，不燃鞭炮。大概十字路口易使前夫的灵魂迷失方向，禁忌用鼓乐、鞭炮，是为了不惊动前夫魂灵，以免让他跟随而来。下轿时，双手端一斗粮食，转椿树，或者转碾道、转磨道，目的大概也是使前夫的灵魂不再跟来捣乱。
傣族已婚夫妇男方先死，女方要改嫁时须举行一种表示与死者断绝关系的仪式，其法是用一根线，一头系着生者，一头系着包裹尸体的席子或棺木，由一位老人喃喃作祷，然后一刀将线砍断，表示两者之间从此再无任何联系，这样生者方可放心大胆地开始新的生活，否则必遭亡灵化成的恶鬼之惩治。
上述再婚中的辟邪禁忌习俗和活动仪式反映了对女性性别的歧视，是男权主义社会的历史写照。
所谓的不洁之人皆是处于逆境或社会地位卑下的人。他们内心备受摧残，生活举步维艰，本应该受到社会的同情和扶助，禁忌民俗却使他们受到更大的损害和心理压抑。反映了过去人际关系寡情少义、倚强欺弱的一面。禁忌以风俗形式使人间悲剧“文化”化、“模式”化。不论祥林嫂怎样左冲右突，使出浑身解数，也逃脱不出禁忌之网。在强大的传统的禁忌力量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被禁忌的人只能屈从于人的禁忌。这是人对自身的异化，即人性淡化，兽性再现。新中国建立后，人们与所谓“被禁忌的人”的关系已经得到一定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