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认为，国外这三大周期学派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成因的研究，对于开拓我们的思路，提供一定的分析方法，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在众多的周期形成因素中，什么是最根本的原因？各种周期因素所起的作用又是什么？政治变动、自然灾害等因素对周期形成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条件下，是否存在一种共同的周期成因？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5.5.1 根源与合力
国内外学者讨论周期成因时，有些人只注意经济波动的形成机制。其实，波动机制与波动根源不完全相同。根源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机制是一种反馈效应，是以一定的客观因素为条件的作用力关系或定势，它可以周而复始地将事物不断地引向某种状态。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是一种经济波动的导向力量，它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基础，直接诱导和推动经济从高峰滑入低谷，又从低谷推向高峰。例如，投资乘数效应和加速数法则就是一种波动机制。可见，形成根源回答的是波动为什么会发生，形成机制回答的是波动怎样发生。周期成因既含有形成根源的意思又含有形成机制的意思，但不能用机制分析来代替根源分析。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作为经济周期形成的根源，是一个总的认识。理论上讲，生产力有自己的运动规律，生产关系也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将这两个方面的运动进一步分解，还可以发现技术、设备、投资、管理方式等具体因素又有特殊的变动规律。然而，这么多因素，这么复杂的组合又是如何引起经济波动的呢？国内有的学者认为，现实的经济波动是一种多重波的“叠加”，其中，由生产力运动引起的波动是第一级的波动，由生产关系引起的波动是第二级的波动，由政策或政治变动导致的波动是第三级的波动，于是一层层地加上去，变成了现实的波动轨迹。这种“叠加”说看到了经济波动是多重因素的结果，也看到了多重因素在发生作用的时候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无疑较为接近实际。但是用“叠加”说明多重因素的作用却未必得当。我们知道，经济运动是一个整体，它只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独一结果，而不会是各种子运动的加总或合成。比如，“自然周期学派”所揭示的是生产中“物”的运动，“行为—制度”学派所描述的则是“经济人”的运动。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以物为载体的人的运动，又是以人的活动为媒介的物的运动。某些物的运动有其本身的“自然机理”，如设备的物理寿命、林木生长周期、人口繁殖循环以及技术发明的育化等。但是，他们作为一种“经济物”的运动，如果不与人们的投资行为、市场行为相结合，就无从参与经济周期的形成。人们在讨论设备的自然寿命时，必须要考虑设备的“经济寿命”，前者要通过后者才会影响经济周期，而后者又是人们经济行为的后果。当然，物的运动与人的运动也会有不一致的地方。当人们根据平均产出率（不是边际产出率）投下资本时，由于基础产业的特殊技术性质，出现基础产业部门增长滞后现象，以至出现部门失衡。这种情况恰恰表明，人的行为失当，通过物的运动失序反映出来。经济物和经济人的活动结果只能有一个。
由此可见，经济的周期性涨落，作为一种经济运动，是由生产物的运动和人的运动“多向量”的复合而来，而不是多重波的叠加。各种因素的作用力全都化为多种“向量”，最终诱导经济波动的只能是各个向量的“合力”。
5.5.2 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
“政治周期”学派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周期多半是由政治波动所致，国内有些学者也这样认为，尽管他们没有将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性质或特点上升为“政治周期”。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大的经济困难和危机，几乎都与当时的政治动荡有关。波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三次大的政治危机（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1970年12月流血事件和1980年夏天的动荡）都直接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然而，经济周期首先是一种经济的运动，其根本原因应该从经济系统内部去寻找。经济系统内部的原因应该为内因，系统外的因素应为外因。前已指出，经济系统内在的根源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我们将这种内在原因称之为经济周期的“内生因素”（Endogenetic factor），而将内生因素以外的波动因素，如政治波动、自然灾害、战争以及随机因素统称为“外生因素”（Extraneous factor）。
一般说来，内生因素是引起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原因，只要存在着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即使不存在政治等外生因素的影响，经济运动仍会沿着时而扩张、时而收缩的轨迹发展。外生因素的影响是通过内生因素传递的，它们可能会强化或弱化经济波动，或者可能导致经济周期的提前或延迟。但是，政治波动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波动的发生和振荡程度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有必要对波动和危机两个概念加以区别。波动不等于危机。经济波动一般应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常态波动，一类叫做超常波动。常态波动仅是增长速度的快慢变动，是一种良性循环，是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波动；超常波动是指出现生产绝对下降局面（古典循环），是一种严重失衡和大起大落的危机式波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内生因素往往引导的是常态波动，危机式的波动出现往往是政治和其他外生变量所致。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经济中，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危机却不具有必然性。社会主义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并不等于危机的周期性。
5.5.3 共生性和差异性
“自然周期”学派和“行为—制度”学派都注意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周期成因上存在着重大差异，如在周期的涨落运动中，是计划导向还是市场导向等。不过，在周期成因上最为本质的差别应该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于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不相容性，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产生于不完善的公有制和计划制度与生产力的不适应性。
同样，我们也应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生产形式、生产手段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种社会在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上也带有某种共性。自然周期学派揭示的三条“自然”规律，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一般性原因，这就是说，经济涨落是社会化生产的普遍现象，而某些波动因素对不同社会都是共同的。自然周期派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他们的最大贡献。但是，兰格等人用有无商业活动作为两种社会制度下经济周期的区别，经受不起实践的检验。“行为—制度”学派也有类似的缺陷，他们只注重描述中央集权体制下、排斥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经济波动机制，忽视了引入市场机制后波动机制有向市场经济类型的经济波动机制靠近的征象。
实际上，马克思早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时就已经指出过，只要存在商品和货币交换，就存在着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一种情况是由于货币交换代替了物物交换后，使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发生分离，卖者不一定马上就买或就地买，这样一来，就有一部分商品可能会卖不出去。另一种情况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形成债务锁链，一旦某一环节无力偿付债务，就会导致整个传递锁链的厂商同时发生偿债危机。不过，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危机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必须有一系列的条件，这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了很大发展、商业信用制度得以确立等。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交换的，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还无法达到马克思所预想的那个境界，我们必须接受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这一曲折过程。兰格所讲的非商业性“再投资周期”也许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计划制度，但不能推而广之。人们常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市场组织失效”，社会主义经济波动是“计划组织失效”，其实不全对。社会主义要计划也要市场。按计划体制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是躲不开商业周期、货币危机以及市场导向的盲目性的。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生产的社会化本身也发展了经济失衡的可能性、必然性。马克思在枟资本论枠第二卷第三篇中所设想的两大部类模式，实际上讨论的就是社会化生产比例平衡的一般性。在单一农业时代，产前、产后关系很清楚，原料、工具的供给很简单，消费渠道单一，且生产分散、规模不大，比例问题不明显。近代大工业的产生，单部门经济变为多部门经济，部门比例和经济平衡中的矛盾越来越大。一方面，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大大增加了部门之间物质交换的频率和数量，各部门相互提供的产品品种、规格、花色愈来愈繁多，完全按比例和长期均衡越发不可能；另一方面，社会化分工又采取商品形式，再生产条件问题也就转化为市场实现条件问题了。它要求，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不仅在总量上要平衡，在结构上也必须平衡。尤其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比例是变化的，均衡也是动态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不仅在总供给上应该满足相互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且，在生产资料部类的剩余产品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在实物上必须分为为第一部类追加的生产资料和为第二部类追加的生产资料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在价值量上要恰好满足两大部类的特种需求，多则“过剩”，少则“短缺”，从而限制生产的增长。进入科学技术迅速变化的时代，各个产业部门的技术结构和生产水平变化很快，比例经常会被打乱，总量的大体均衡是相对的，这本身就反映了现代生产的一个规律。在社会生产力没有造就出发达的认知水平和计划手段之前，人们的计划不能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尤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距离现代科学的宏观调控还相去甚远，既要灵活地运用市场手段又要实现计划者意志实非易事。商品的矛盾和社会化生产的失衡，相对于所有制和计划体制来说，它们可以说是一种“超制度”波动因素，或者说是一种“共生”因素，它们反映的是波动成因的一般性。当然，这种一般性原因如果不与特殊的周期波动原因结合为一体，也不可能科学地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成因。
无论如何，三大周期学派的研究都还是很有见地的，他们对于某些规律和波动机理的揭示，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价值。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学者在吸收他们的成果基础上，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周期学说领域有一个新的开拓。
§§第6章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论战
智者因危而安，明者因矫失而成德。
[唐]陆贽枟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枠
1986年以来，我国理论界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周期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的性质、特点、成因、规律性以及反周期对策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还出版了专著。特别是1988年两次全国性中国经济周期讨论会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高潮。随着经济周期理论的突破，关于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经济周期问题，也并不是一下子被人们所接受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就中国是否存在经济周期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问题在于，当时也正好面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一些学术上的争论甚至都上升到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度，有的人甚至将中国经济周期探讨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之一来讨伐。
这期间，一些学者发表针锋相对的看法。尤其是有的学者明确表示，不能同意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周期波动规律这一说法，认为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套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上。有的同志也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一个经济周期波动规律。
不过，在这些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提法持异议的学者中，所使用的概念和所针对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就他们所否定的程度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即波动非周期性观点和危机非周期性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