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生活呈现出两个基本的变化。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国光教授概括为“双重转换”：一是适应工业化结构升级的进程，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开始由过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化发展模式；二是经济体制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的集权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双重转换的新时期，我国经济周期运行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周期模式或周期类型有所改变。这一系列转换，必将对我国经济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刘树成（1996年）在比较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后，指出改革前后波动状态的变化可以更加简洁地概括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
刘树成通过对中国工业月度波动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周期出现缓升缓降的趋势。刘树成选取 1988年1月—1997年4月共112个月全国和各地区月度工业总产值与上年同月比的增长率数据，证明我国工业明显地呈现出周期波动的阶段性。从1953—1996年的 44 年中，我国年度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共经历了9轮周期波动。样本的112个月，落在第8轮周期的大部分和第9轮周期的几乎全部。其中，1988年1—3月这前3个月，处于第8轮周期的回升期末尾；从1988年4月起，相继进入第9轮上升期。在第9轮周期增长率的上升中，增长潜力明显提高；在增长率的下降中，抗衰退性明显增强。回升期月度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上限由第8轮周期的17%提高到20%；波峰期内，各月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平均值（算术平均值）由第 8 轮周期的18 。2%提高到24 。3%，提高了6 。1个百分点。在第9轮周期，由于适时进行了宏观调控，有效地控制住了峰位，从而，防止了“大起大落”，保证了增长率的平缓下降，加之我国经济在不断改革开放中增强了抗衰退性，使在这一下降过程中又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其中，在回落期，增长区间由第 8 轮周期的 8%~17%提高到16%~20%，各月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平均值由第 8 轮周期的10 。5%提高到17 。6%，提高了7 。1个百分点；在波谷期，各月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平均值由第8轮周期的2 。7%提高到14 。7%，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高位波谷”。但是，刘树成指出，缓升缓降不等于今后进入一种“无波动状态”，我们还是要通过适度宏观调控实现小幅波动的稳步增长。
湖北审计学院王少平（1999年）通过对我国实际 GNP总量的单位根检验与时间趋势的显著性检验，也证实了我国实际GNP的增长的稳定性趋势与周期稳定性正在增强的特征。
关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周期的特点，雎国余认为，经济波动幅度逐步缩小。第一个周期最低增长率是1981年的5 。2%，最高增长率是1984年的15 。2%，振幅为10个百分点，取方差作为反映数值离散程度的统计量，这个阶段的增长率方差为1 。28%；第二个周期最低增长率是1990年的3 。85%，最高增长率是1997年的11 。6%，振幅为7 。85个百分点，方差为1 。43%；第三个周期最低增长率是1999年的7 。1%，最高增长率是1992年的14 。2%，振幅为7 。1个百分点，方差为0 。64%。可以看出这三个周期振幅在逐步缩小。
刘金全等人指出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上升阶段与下降阶段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即上升阶段与下降阶段所持续的时间和幅度上不对称。三次周期，每次周期开始，名义 GDP和实际 GDP以及财政支出迅速上升，很快达到顶点；然后缓慢下降，表现出“陡升缓降”的形态。尤其是第三个周期，仅两年就达到1992年的最高顶点，然后缓慢下降，直到1999年低谷。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振幅逐步减小、稳定性增强，其原因，按照雎国余的观点，主要是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在削弱转轨型波动的同时使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逐步表现出来，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宏观调控既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又要转变调控方式，以适应以生产过剩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