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不仅有情感的作用，而且有思想的作用。而中华民族共通思想的形成，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是相通的，如“天人合一”、“以民为本”既是一种传统文化，又是一种思想。所以，我们说炎黄二帝所具有的文化纽带的象征作用亦是中华凝聚力的思想基础。这是因为，炎黄二帝不仅仅是中国原始社会“一个”或“一个氏族”的“人物”，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一个符号、代号和象征。对炎黄文化，现在有两种理解。从狭义上理解，“指的是炎帝与黄帝时代的中国文化……包含了从炎帝之前到夏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从广义上理解，认为炎黄文化不仅是炎黄时代的文化，而且是泛指中华文化，或者说，就是中华文化一种形象的称谓。李侃先生说：“炎帝文化的内涵，不但早已大大超越了传说中炎黄时代的文化，而且也大大超越了传说封建时代的文化。它已经成为从古到今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代表。”从广义上理解的炎黄文化，自然也就不仅是某一个或几个民族的文化，而是包括从古到今凡生活在中华大地上一切民族在内的所创造的整个中华文化。戴逸先生认为：“我们所说的‘炎黄文化’，通常是指中国各民族祖先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成果的总和……不仅包括远古先民的原始文化，也包括其后裔，即生息在中国土地上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的总和，既包括汉族的文化成果，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成果。”狭义、广义的两种理解，只是反映了认识的不同角度。而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刘纲纪先生在提出狭义的理解时，又说：“从广义理解来看，由于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始基，因此，我们也可用炎黄文化一词泛指、代称中华文化”。正因为炎黄文化已不是一般（即狭义）意义上的文化，所以，李瑞环同志曾说：“中华炎黄文化也可以说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丰厚、极其珍贵的遗产。”萧克同志也曾说：“中华炎黄文化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过来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产生巨大影响，使中华民族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从广义上对炎黄文化的理解，其实，不啻始于今日，而从先秦就已开始，到秦汉之际，随着大一统思想的流行，以及炎黄二帝“共祖”地位的确立，炎黄二帝所创造的文化，已不是被看作为一人一族之文化，而是“华夷一体”之文化。
例如，炎帝的创造发明即炎帝文化，从《周易》、《管子》、《庄子》、《商君书》、《吕氏春秋》、《世本》、《汉书》、《帝王世纪》、《史记·补三皇本纪》、《路史》等史籍的记载可以归纳出十多个方面，即“制耒耜”、“教耕生谷”、“作陶”、“织而衣”、“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煮盐”、“作琴”、“作瑟”、设“经界之制”、“观象授时”、“日中为市”、“台榭而居”等。
又如，黄帝的创造发明即黄帝文化，从《周易》、《世本》、《史记》、《古史考》、《新语》、《汉书》、《白虎通义》、《拾遗记》、《路史》等史籍所记载的可归纳为二十多个方面，即“作衣裳”、“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筑作宫室”、“作舟作车”、“广耕种”、“劝蚕稼”、“为木正，以利器用”、“炼石为铜”、“置而有市”、“立货币”、“作书”、作“画”、“作弩”、“为律”、“造罄”、‘制九针”、“嫁娶相媒”、“饰棺衾以送死”、“作历……作数”、“推演阴阳”、“作华盖（伞）”“铸火镜”等。另外，《汉书·艺文志》、《轩辕黄帝传》、《归藏》等书，还记载黄帝有六十余种着作。
以上所说炎帝、黄帝的发明创造，显然不是一人或一族所为，而是将多人或多族的发明创造集于炎、黄二帝一身。从这些发明创造，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显然不是炎黄时代所出现的。而是以后才有的，如“作宝鼎”（铜镜）、“立货币”、《黄帝内经》等等。实际上，炎帝、黄帝的发明创造，将文献记载与出土的仰韶文化遗存加以印证，可信的就是十余项。那么，为什么要把众多人或族发明创造的东西集于一人或一族呢？且越往后传说的要多于前面的传说？这或是有多种解释，但其中有一点解释我想是应该肯定的，即在前面已经谈过的，从先秦时期起，炎帝、黄帝已被当作为“华夷”共祖而尊崇和祭祀的缘故。因而，炎、黄二帝所创造的文化亦就成为“华夷”文化的代表，而且越往后随着“华”、“夷”的相互同化、融合，这种由炎黄二帝所创造的“炎黄文化”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愈加明显。这说明我们的古人也已看到炎黄二帝具有文化纽带的象征作用，尤其是在社会的大变革或是华夏民族走向统一、巩固统一时期，更为如此，将“炎黄二帝”或“炎黄文化”这面旗帜高高举起，以维护华夏民族的统一。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要将多种文化“叠加层累”在炎黄二帝身上的真正原因。
三、炎黄二帝具有精神感召的象征作用，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精神基础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同样，对一个民族来说也必然要有其安身立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精神。所谓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感情等的综合反映。它是民族文化的精神主体，是这一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方向。所谓中华民族精神，是指中华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中逐步所形成和发展的，为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感情等的综合反映。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主体，是整个中华文化的灵魂和升华，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乎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方向。为此，无论对世界其他民族来说，还是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自古至今，都非常看重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把民族精神看作为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凝聚的精神纽带。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并曾多次特别强调：“有没有昂扬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首先就要追溯、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我们不能不说其起源于炎黄二帝及其所代表的时代，即由炎帝、黄帝为代表的中华先祖开始铸造的。
近年来，随着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对炎黄二帝所具有的精神也多有研究。关于炎帝精神，有学者概括为：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有学者概括为：向往光明、奋发有为的自强精神，心怀天下、为民谋利的大公精神，勇于探索、巧于创新的原创精神，不畏艰俭、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含弘光大、品物咸享的厚德精神，通神合天、怡情悦性的乐天精神；有学者还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为邦本、创造创新和爱国精神。关于黄帝精神，有学者概括为：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建功立业的有为精神，为民利族的奉献精神，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勤俭修身的自律精神；有学者概括为“创造、奉献、团结、进取”。当然，对炎黄二帝精神的概括还有种种。但不管概括为几条，其核心是“创业”、“奉献”，正如《周易大传》所概括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既是对炎黄二帝精神的集中表述，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述。
炎黄二帝所具有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和内核。她犹如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永远飘扬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息的大地的上空。从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到今天的21世纪，这面旗帜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而是随着历史的演进，愈加色泽光亮。在中国历史上，从朝代的替代更迭，从分裂走向统一，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不管是汉民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要将炎黄二帝这面旗帜打出来，如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几次“炎黄热”，就是明证；欲以炎黄精神感召凝聚华夏儿女，巩固其政权，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虽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不断、不散的原因之一。
当然，炎黄精神作为一种“原创”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其内涵和外延是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获得新的补充和发展；也就是说炎黄精神只有上升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并不断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创新，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昂扬向上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民无信不立”的诚信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尽职尽责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互利互助互爱精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精神；“苟日新、日日新”、“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革创新精神等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岗山精神”；“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的“长征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红岩精神”；无私无畏的“铁人”“大庆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严防死守”的“98抗洪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抗非典精神”，就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和困难，中华民族所具备和需要的伟大精神，因而，也就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在此精神的维系下，中华民族才能从小变大，由弱变强，才能弱而不衰，分而不裂。中华民族走到今天，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需要培育一种能适应今天时代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于是，邓小平同志在我国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全党全国大力倡导“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和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江泽民同志从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出发，提出了“六十四字创业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以简明的语言对中华民族精神作出高度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邓小平、江泽民的讲话，既是对过去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又是对今天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当然，中华民族精神无论怎样发展和创新，其精神基因、内核，即炎黄二帝的原创精神不仅不会消亡，还会赋予新的内涵而继续发挥其感召力和凝聚力的作用。所以说，炎帝二帝精神感召的象征作用，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基础。
（原载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