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将要涉及两篇讨论“第三世界文学”的文章。一篇是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又译为詹姆逊、詹明信、杰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篇是美籍印裔学者艾贾兹·阿赫默德的《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后者是对前者的批判性述评。
出于对“第三世界”的同情，詹姆森适当地强调了一种包括“第三世界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概念，尽管他敏感到“提出一个第三世界文学的总体性概念未免太冒昧”，并强调了这一概念的“临时性”。詹姆森批评西方学术界不了解“第三世界文本”。那些西方学者认为“第三世界的小说不会提供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样的满足”，还是采用一种古老的现实主义的写法，这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一种过时的写法，不能提供阅读的满足感。詹姆森说：“我们对那些往往不是现代派的第三世界文本缺乏同情心这种状态本身，就是富人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确实还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的更深层的惧怕。”新文化运动的两员主将，由于个人性格和知识（留学）背景的差别，使得20世纪初的中国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分野。但是，接受者在当时接受这两种价值观上，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陈独秀而忽略胡适呢？这大概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相关。鲁迅一生的努力，正是在探讨这个问题（鲁迅尽管对社会革命持审视的态度，但在个人情感上还是倾向于陈独秀）。民族问题使“五四”运动迅速压倒了“新文化运动”。作为提倡个性解放、争取个人的自主、自尊、自我发展的启蒙运动，转眼间走向了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当时中国的大势所趋，也是胡适一生的遗憾。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面对民族危机开始，自觉地接受进化论，进而走向一种激进主义（浪漫主义）的立场。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一开始就被省略。激进主义最后将各种个人主义（甚至包括无政府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全部省略，最后走向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这一大的趋势就像洪流，裹挟着知识分子顺流而下，谁也无法逃脱。在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团体”、“民族”）中，独立知识分子是没有价值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本质，就是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基本信念（个体尊严、独立判断、私人空间、自我发展）密切相关的。按照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政府（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上述四项目标服务的。个体“私人空间”与国家权力之间应该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公共领域”。它是私人与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只有在这里，独立判断、价值批判、政治参与和监督才能展开。而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是在缺乏“公共领域”的前提下展开的。胡适首先虚拟了这一“公共领域”（实际上只有几所大学和几本杂志），然后在其中展开了详细的自由主义论证。相反，鲁迅则充当了一个“过客”的角色。他以“独异的个人”的形象，在一个没有“空间”的空间奋力冲杀，留下了一道道“语言”的刻痕。与此同时，“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理想，已经顺利地融进了国家（民族）主义话语体系。本应该在“公共领域”展开的概念（人的觉醒、自由平等、进步等等），全部转换成了“整体主义”概念。于是，“个人”成了国家（民族）的一分子，知识分子成了革命的宣传员。中国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清理和反思，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重新开始。
19世纪俄罗斯有一种十分激进的观点，认为仅仅受了教育、有知识还不是知识分子；只要在价值观上否定旧体制及其政治、经济制度的人，就是知识阶层的一员。到后来，觉悟了的工人和农民也可以属于知识阶层，简言之，就是革命党。这种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变种——“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专业工作必须是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仅有“专业化”就是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这也符合第三世界的基本情况，既要对抗（革命），又要发展（专业）。当对抗成为主要工作时，发展就成了对抗的工具，原子弹爆炸、重工业发达都是例证。对“白专”的改造运动，使知识分子成了“革命斗争机器”上的一颗经常生锈的螺丝钉。于是，“螺丝钉”不断被“革命”抛弃，“知识越多越反动”。最终，“红”成了唯一的“专业”。兜了一圈，回到了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概念。
与这种极端反专业化观点相似的是另一种极端，那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极端专业化。比如，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科技是最大的生产力），是“现代化”的生力军。于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忙于利用自己的“知识”，制造大量的知识商品在市场上兜售。更有来往于国内外的“知识人”，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宠儿（比如“海归派”）。民间将他们戏称为“知本家”，列入“以知识利润为生者”行列，也就是阿尔文·古尔德纳所说的“文化资本家”。他们积极参与了当代文化资本化和财富瓜分的过程。“知识匠”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完全成了“商品经济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以致对市场意识形态的批判工作，至今处于半瘫痪状态。知识分子自动疏离“公共领域”，自觉地屈从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之一——市场意识形态，正是典型的“自我异化”。知识分子的屈从与一般民众的屈从不一样，知识分子有可能会将个人的生活态度变成逻辑和主义。
上面涉及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演变，及其生存状况等问题。就知识话语自身而言，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至今在一个二难推理的圈套中挣扎。向外反对“帝国主义”还是向内反对“专制主义”？发展还是对抗？坚持自由市场还是追求社会平等？激进革命还是渐进改良？常见的情况是针锋相对、各执一端。所有这些争执，都是在利用现成的中国材料，去论证已有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理论、左派革命理论、无政府主义的等等）。论证得比较充分的、便于接受的，就有可能参与国家主义的政治实践。否则就被打入“冷宫”。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化批判”（话语批判或符号分析）混乱不堪。知识分子阶层没有独立性，同样，知识话语体系也没有成型。这一现象的后遗症是，原本以为已经明白无误的符号（比如“文革”、“阶级斗争”等）意义，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时常沉渣泛起。新出现的文化符号，也被迅速纳入了旧的知识体系。“文化批判”如果缺乏“符号学”视野，就会使批判对象和批判本身的意义暧昧不明、变化无常。“五四”以来的新文化知识系谱，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符号分析”的过程。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不断被国家主义利用、改写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