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中流行的“新中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等概念大致上类似。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标志，“1949”是一个历史概念，即现代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的时间标志。尽管文学史也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尽管文学发展史与社会史和政治史的演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文学史无疑不是政治史和社会史，它本身发展的线索，它的主题史、形象史、观念史、经验变化史，并没有绝然划一的时间界线，而且它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定性。
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做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其中第一部分《伟大的开始》，是从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论述的，并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在周扬报告的第二部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中，作为区别于“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实绩的例证，都是解放区的文学艺术作品，比如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48），赵树理的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1945）和《小二黑结婚》（1943），贺敬之等的歌剧《白毛女》（1945），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1946）等。作为当时国家文学事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扬认为，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质变，是“新的人民的文艺”。实际上，文学史也证明了20世纪40年代末的“新文艺”的实力，甚至可以说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
既然解放区文学已经显露了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基本特质，那么，“新中国文学”的上限，是否可以从1942年开始呢？这里有两个困难：第一，1942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作为执政党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无法涵盖包括“国统区”的“资产阶级文学”在内的全部内容。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创造性延续，它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启蒙叙事传统和民间叙事传统。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尽管出现了多次不同文学思潮上的争论或者斗争，但是，并没有出现“五四”白话文运动那样明显的“断裂”。如果再往下追索，“社会主义文学”的思想渊源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五四”新文学分化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两个支脉。因此无法用1942年作为分界线。由此也进一步说明，作为一种具有上层建筑或者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学，相对于社会历史运动的特殊性。
在国家的学科设置中，“中国语言文学”属于“一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合在一起，构成同一个级别，属“二级学科”；“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和“中国当代文学”（1949以来）属于“二级学科”中的两个研究方向。这种学科的划分方法，考虑了20世纪文学的“整体性”问题，也注意到了1949年之后文学的独特性。因此，一般将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的上限定在1949年，但并不是说这个“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是凭空产生的，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整体，就像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一个整体一样。将这个整体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入了现代社会，由帝制封建国家转入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由文言文文学转向现代白话文文学。现代社会是一个整体，白话文文学也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观，避开了将文学演变史完全从属于社会政治史的弊端，为文学史叙述的意识形态阐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关于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并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新文学整体观”等概念。这些概念通过重新“叙述”，将“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现代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变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这种“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者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和“现代性”作为叙事的整体性，或者用现代意义的“文学性”作为叙事的整体性。前一种叙事对1949年以来（特别是前27年）的文学的解释，有简单化的危险（比如对启蒙与革命的矛盾问题的解释，及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变化趋势，在今天就遇到很多新的麻烦）；后一种叙事有将文学史写作边界模糊化的危险，比如，用变化着的“文学性”的标准，重新阐释作品，或不断发现新作家，使得当代文学史下限的界定成为困难。同时，这种思路也无法准确阐释文学发展中已经成为客观存在文学意识形态特征，以及文学史发展中的历史真相。当然，文学史首先是“文学的历史”，同时，它也必须包含这个“历史”的反对势力的历史；换句话说，它包含了“文学——美学”的历史，也包含了将“文学——美学”扭曲的历史。
文学史不是文学理论（关于文学总体特征的阐释）和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思潮的价值的研究和评判，包括后人的重新解读）。文学史是通过对当时的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的整体叙述，重现一个时代的文学规范，以及这些规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而形成的文学风尚，进而发现它与更长的历史时段的价值（思想的、审美的）关联。其中，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时段“自足”的文学规范的发现和叙述，否则，我们就无法将它放置到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加以评判。
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到另一种学术思路，就是强调“当代文学史”的自足性和独特性，并试图阐明194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史”的发生学问题。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一种在“多元共生”和“一体化”之间来回摇摆的拉锯状态。1949年之前，是各种文学思潮、创作方法、风格流派“多元共生”的阶段，它常常以激烈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态度的争论、斗争为特征。1949年之后为“一体化”阶段，也就是“左翼文学”传统（这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包括“左联”时期的文学观，还有后来的“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定于一尊的阶段。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指出：
清算这种“右翼”，就是要为“革命文学”重新正名和定义。中国左翼文学界内部各个时期的“激进派别”，都是从指责前此的革命文学的“右倾”、向资产阶级投降（或“跌到修正主义边缘”）作为开端，来重新“定义”革命文学，并确立这一派别的主流地位的。四五十年代之交是这样，文革时期也是这样。左翼文学界在40年代所进行的文学规范，做的就是这样一项工作，这也是当代文学的发生：把不太清晰的边界清晰化，由此来构造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着重号为著者所加）
左翼（革命）文学思潮定于一尊，也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左翼”，并最终形成关于“新的人民的文艺”、“社会主义现实文学”一整套文学规范（比如，以“工农兵”为主的人物形象，大众化的通俗语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等），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这种文学规范与一整套话语管理机制和作家管理组织的结合。用某种独特的价值规范来统摄文学创作，并形成了清晰、独特、有统治地位的文学规则及其相应的文学创作风貌，并将它与文学管理体制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某一个时段文学史的“发生”成为可能。作为20世纪新文学起点的“五四”新文学，同样也有一套与封建文学相对立的“规范”，比如“启蒙思潮”、“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白话文学、胡适的“八事”、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等；以及相应的文学经典（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小说，郭沫若、穆旦、冯至等人的诗歌）。但这些相对于封建主义文学有其新特点的规范，对“当代文学”而言，并不能简单地说它不适应，只能说在它的内部发生了变化。
正因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复杂的继承性，因此，1949年之后的文学“一体化”阶段，还有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在居高临下的斗争和批判的间歇，常常会出现所谓的“调整”时期——比如20世纪50年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口号的提出；20世纪60年代初的“文艺八条”及其相关的松动性文艺政策等。这种所谓“调整”，基本上属于“微调”，大体方向并没有改变；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20世纪上半叶启蒙主义思潮下文学“多元共生”局面的短暂回归，其中包括古典文学、西方现代派文学、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文学等各种风格和流派（在当时被称之为“封、资、修”文学）。因此，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进程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在“一体化”总特征之下，与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有更为复杂的关联。这种关联的密切程度，到了1976年之后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峰。因此，“新中国文学史”或“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表现中国走向现代国家之路、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整体观”，将1949年至今的文学，放在整个20世纪文学进程之中来加以审视。同时也要阐释它的独特性（比如对“全球化”进程的抵制和批判，以及对民族形式的发掘），在“连续性”的背景下找出它的“断裂性”，发现它与“现代文学”的异同，描述它的意识形态波动节奏及其在创作美学上的反映。
关于“当代文学”的下限，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如果将它无限期地往后推，那么文学史的写作就会与文学批评相互重叠，其结果有可能是相互取消。那么，究竟什么可以进入文学史呢？如何划分史的界限呢？毫无疑问，应该以相对稳定的文学规范的成型为标准，而不应该是以所谓的“文学性”为标准。我们初步认为，将中国当代文学的下限确定在20世纪90年代初比较合适。同时，本书也一定程度上涉及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文学形态，这是一种对传统规范“偏离”的文学现象。传统文学规范和新的市场规范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相对复杂、混乱的局面。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来考虑。
作为下限的“90年代初”，实际上可以看成是1989～1993年这个时段。在这一时段里，出现了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其中有些属于社会历史事件，有些属于文学事件或文化事件，但它们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断裂性”，这种“断裂性”暗含着传统文学规范终结的趋向。比如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比如1993年开始的“人文精神讨论”和“陕军东征”。“南巡讲话”重新强调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融入全球秩序的重要性。“陕军东征”第一次显示出了文学“生产——流通——接受”与商品经济的亲缘关系。“人文精神讨论”则是人文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直面“启蒙话语”和“市场话语”（“现代性话语”）的矛盾。当主流话语偏向于“市场”的时候，精英知识分子话语在继续“启蒙话语”的前提下，倒是带有一定的左翼文学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特点同时在影响着文学史的叙事，比如，在商品经济或市场价值的条件下，重新审视20世纪左翼文学思潮，重新提倡文学的大众化和人民性标准，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启蒙叙事”还是“左翼叙事”，都不能视为当代文学的主导叙事（尽管它依然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武器）。相反，“市场叙事模式”却越来越引人注目，并且在现代传播技术的支持下，越来越带有“全球化”色彩。这一阶段的“中国当代文学”实践，无论是从价值规范、审美方式，还是生产方式，乃至流通方式和接受（消费）方式，都强烈地冲击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传统。在这一冲击的背后，我们发现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矛盾，也发现了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矛盾。但不管怎么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并没有形成一套可以从文学史角度进行综合的文学规范，更没有形成“传统”，尽管它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不是“规范”，因此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新的文学“生产——流通——接受”方式，或者新的“审美”价值，与市场经济关系密切，导致了传统的文学评判标准（比如“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在这里捉襟见肘。梳理和确定新的标准或规范需要时间。因此，在强调新文学潮流的“断裂性”特征的同时，应该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现象，视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延伸地带加以关注，或者将它视为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批评共同的交叉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