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司马迁《史记》问世以来，对其人其书的评议即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西汉末年，刘向、扬雄诸名家“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对司马迁的“实录”笔法给予高度的评价；而对司马迁及《史记》的价值取向的总体判断，则以班固于《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发表“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的论断最为著名，也最引人注目。是语一出，无论赞成与否，后来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评议，或校比班、马异同者，鲜有不受其影响者。总体而论，对于班氏之语，赞成者少而持批评态度者多。本文希冀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从两汉社会思潮变迁的角度，对“论大道先黄老而六经”一语进行再考察。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班固关于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的评论，显然源自父班彪：“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班氏父子之文字上或稍有差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
班氏父子这一批评，由于主要是针对《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录用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而发，而司马谈于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之中，最为推崇道家，确是不争事实。然而，司马迁是否如其父一样推崇道家，则存有不少争议。古今许多学者认为班氏父子误将司马谈的思想植于司马迁身上而加指摘，很有些“张冠李戴”之嫌。清人王鸣盛的看法就十分典型；
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宗之。东方朔戒子，以首阳义拙，以柱下为工，是亦宗黄老者。而迁独不然。《汉》本传赞谓迁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此本班彪之言，见《后汉》本传，而固述之。桓谭谓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曰：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乐，然好之者以过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班彪、桓谭皆误以谈之言即迁之意。
《史记会注考证》卷130引中井积德语曰：“司马谈喜道家者，故著六家指要而主张道家也。迁直述其言于《自序》，冀其不朽也。其实迁之未必同于父也。”虽然没有明言，但赞同司马氏父子异学之意甚明。钱钟书先生认为“彪、固父子先后讥迁‘崇黄老而薄五经’，‘先黄老而后六经’，一若不知其说出于谈之《论》者。可谓班氏之子助父传讹，而司马氏之子代父受咎矣”。赵光贤先生为证明班氏父子对司马迁批评完全是“张冠李戴”，列举了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尊孔子为至圣”，“引董仲舒的话答壶遂……作《史记》以继《春秋》”，为“儒学几乎中绝，到武帝时居然又复兴”而“高兴”等八条“班说反证”，表明司马迁是儒家而不是道家，“班氏父子批评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是完全错误的”。
以上诸大家之说都有一定道理。将司马谈的思想等同于司马迁的思想固然不确，但将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崇黄老而薄五经”、“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批评，释为是班氏父子误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之过，似乎也有可商之处：
首先，班固在其父班彪为续补《史记》而作的《后传》的基础才完成《汉书》的写作，对于汉武帝中期前的西汉历史资料，常常移用《史记》的记载，并根据己意有所删改增易而成。正因为班固《汉书》许多章节是脱胎于司马迁《史记》，所以宋人著有《班马异同》一书，“考其字句异同，以参观得失”。从中亦可反映出班氏父子在撰写《汉书》的过程中，对于《史记》是非常重视，着力甚勤。但是在史观的认识上，特别是在对《史记》的价值取向的判断上，班氏父子的看法明显的与司马迁大异其趣，甚至针锋相对，所谓“先黄老而后六经”等说法，即是一显例。《汉书·司马迁传》记太史公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及司马迁之行事，基本是源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表明班氏父子对这一事实是清楚的，但他们还是坚持认为司马迁对六家的认识与其父并无大差别，这与他们批评《史记·游侠列传》“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及《货殖列传》“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则是一致，似乎并不存在“误以谈之言即迁之意”的情况。
再者，班固评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固然是源于其父“崇黄老而薄五经”之语，但在批评程度上与其父有所区别。细绎班氏父子口气，班固对司马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对于司马迁的不幸境遇寄寓更多的同情；较之其父“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的严厉态度则和缓得多。再观之《汉书·叙传下》所陈撰写《司马迁传》之宗旨：“乌呼史迁，薰胥以刑！幽而发愤，乃思乃精，错综群言，古今是经，勒成一家，大略孔明。”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推崇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司马迁传》录有史迁罹刑后报任安书，为后人全面了解史迁忍垢著史的悲愤心态留下弥足珍贵的资料，凡此，足以证明班固在记录司马迁之行事时确实也做到了“实录”。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并非只有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及《史记》“论大道”有“先后”、“崇薄”之非议。自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宣布《史记》之后，围绕《史记》的争议就已产生。成帝初年，东平王刘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述者，不爱于王。’”虽然没有直言《太史公书》若诸子书一样皆为“反经术，非圣人”之书，但其不若“万事靡不毕载”的“五经”之意甚明。
如果说王凤谏成帝拒予诸侯王《太史公书》，不仅是因为其不合“五经”，还有其策略考虑外，而桓谭对司马迁的非议则完全是因为其“诋訾圣人”的“术学”的因素了。《资治通鉴》卷38“王莽天凤五年”条载，杨雄生前即感叹“诸子各以其智舛驰，大抵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号曰《法言》。”杨雄死后，桓谭谓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曰：“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则必度越诸子矣！”这里，桓谭明确批评司马迁及《史记》与所谓诸子书一样，皆为崇老聃“虚无之言”，“薄仁义，非礼学”之作。正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诸多非议史迁与《史记》的言论基础上，班氏父子形成并发表了“崇黄老而薄五经”，“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典型看法，若将之完全视为班氏父子的观点，或是视为对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误解”而移植于司马迁身上的说法，恐怕都是值得商议的。
二
司马氏父子生活的时代，上去战国百家争鸣未远，下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试图以儒家学说一统政治思想界之时；也是自汉初已经奉行多年的“黄老政治”，凭借官僚集团得心应手的运行及强大的政治奥援（如笃信黄老的窦太后等），与行将一统思想界的儒家学说发生剧烈碰撞之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具体言及司马氏父子的思想价值取向时，事实上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绝不是非儒即道，或非道即儒那样单纯划一。
若就司马氏父子思想异同而论，司马谈思想总体更倾向于道家学说似无疑义，这从其“论六家之要指”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但从司马迁陈述其父作“论六家之要指”的目的时所谓“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云云，主要出于解释诸学者“各习师书，惑于所见”的目的，虽然有评判“六家”短长之意图，然而旨在强调“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师而殊途”，主要不是为了强判诸家之高下优劣。司马谈本人兼通诸家之学，又身为太史令，通习“天官”，当是职守所在；所以司马迁特意陈述其父除“学天官于唐者”外，又“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似乎表明司马迁认为其父于诸家学说之中，对儒道两家更为了解，其评说当具有解决“习师”与“惑见”矛盾之功效；同时也表明，司马迁对其父对儒道两家的评说应是持赞同之态度。
尽管司马谈思想从总体而言倾向于道家，但这一断语应是有前提的。即司马谈综论六家要指，着眼点在于“大道”——即治国之道之上，并非是要全面评说六家之短长。以司马谈评儒道两家为例：“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所谓儒家“难尽从”之原因，司马谈认为是由于“儒者以六踨为法。六踨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若是用于治国，较之“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道家则是“劳而少功”，不易操作而已。至于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有助于维系古代社会上下尊卑之秩序，所以得到司马谈的高度评价，故有“不可易也”的充分肯定。由此可见，司马谈对儒道的评价是侧重于用于治国是否易于操作的层面上，而非从“术学”的角度进行全面评价。
如果不从用于治国是否易于操作的角度考察，司马谈对于儒家来说，尤其是对孔子还是相当推崇。司马谈之死，与不得参与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封禅事有直接关系，“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对于这段记载，《史记会注考证》载中井积德语曰：“武帝初与诸儒议封禅事，命草其仪。及且封，尽罢诸儒不用，谈之滞周南，以不用故也，非疾。又曰：封禅出乎术士之妄，岂儒者所可言哉？谈罢可谓幸矣，乃发愤至死，何惑之甚。虽迁亦未知封禅之为非也，是汉儒之通病也。”以上两说，虽对封禅之议是出于“术士”还是“诸儒”有所争议，然均将司马谈视为儒者。况且封禅事在汉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见容于“黄老政治”者，武帝建元初年，儒者赵绾、王臧等就因“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等事触怒笃信黄老的窦太后而罹罪，“诸所兴为者皆废”，这一史实自然为司马谈所熟知。然而，司马谈还是对封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深悔不能亲历其间。可见是时的司马谈，其思想更倾向于儒者。至于司马谈对其子司马迁的嘱托，则完全是一副儒家口吻，对周公、孔子等“圣人”更是赞许有加：“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由此可见，司马谈称诵周公、师则孔子，是为了“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惧怕身为太史而“废天下之史文”；而盛赞道家、推崇黄老，则是因为其学说用于治国则“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对于司马谈的嘱托，司马迁则表示完全地认同：“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如果仅仅偏执于此端，似乎也可以得出与“先黄老而后六经”完全相反的结论。
至于司马迁思想倾向，从《司马迁自序》看，“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贞“索引”按：“迁及事伏生，是学通《古文尚书》。刘氏（向）以为《左传》、《国语》、《系本》等。”除司马迁不可能师事文帝时已年逾九十的伏生外，未及弱冠，所学的“古文”皆为儒学经典，又曾师从大儒董仲舒，而无若其父“习道于黄生”的经历，确实较其父具有更多的儒家色彩。不过，尽管司马迁师从儒家，但并不等于说于“治国之道”上一定要服膺儒学。例如，司马迁对大儒董仲舒十分推崇，在回答上大夫壶遂“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的疑问时，引董仲舒语而作答：“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然在《儒林列传》中，记“董生”事仅有其勤于治学、精于学术，以及不甚成功的几次仕宦经历；对于董仲舒于武帝初年所上，集中体现其治国思想的“天人三策”，则没有只字记录，其中原因，由于史料不足证，实难窥知司马迁的真实心态。从《太史公自序》所陈“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作《儒林列传》”的语气看，似乎可以证明，司马迁对包括董仲舒在内“儒林”，最为赞许的是他们“粲如”的“文辞”；至于“粲如文辞”中所体现的儒家治国思想并没有予以特殊的注意；这确实与不厌其详，连篇征引董仲舒“天人三策”，将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视为不刊之论的班固有明显的不同。
尽管随着黄老政治最后的强力支持者窦太后的去世，“多欲”的武帝成为汉廷真正统治者，“无为”的黄老政治统治地位的终结已成必然之势。《儒林列传》所谓“及窦太后卒，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正是儒学将要取而代之写照；但是，黄老政治凭借已经运行数十年的历史惯性，以及在实际政务操作中“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特点，在众多的官僚阶层中还是存有坚实的基础。《史记·汲郑列传》载：东海太守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辝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当是典型一例。即使以治《春秋》而拜相封侯的公孙弘，尽管可以从学理上“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但在实际政务操作中，则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正体现出这一时代名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内合百家”而“外饰儒术”的特点。
在儒学统治地位早已确立无疑的宋代，太常丞罗处约曾作《黄老先六经论》曰：“先儒以太史公论道德，先黄老而后六经，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由也。混成而仙，两仪至虚而应万物，不可致诘。况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为人者，为能知来藏往，与天地准，故黄、老、姬、孔通称焉。其体曰道，其用曰神，无适也，无莫也，一以贯之，胡先而尊，孰后而愧。’’这是主要从学理方面率证黄老之学与儒学实为一体，并无先者为尊、后者为薄之说；而用于治国之道，黄老与六经实则也不存在着所谓先后崇薄之争：‘汉文之时，未遑学校，窦后以之而治，曹参得之而相，几至措刑……余谓六经之教，化而不已则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则蜡宾息叹。黄老之与六经，孰为先而孰为后乎？又何必缫藉玉帛然后为礼，笋鼳镛鼓然后为乐乎？余谓太史公之志，斯见之矣。恶可以道之迹、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说？’罗氏之言，当深悉‘太史公之志’的底蕴。
三
如果说司马氏父子由于受所处时代思潮的影响，在论及治国“大道”或“术学”时，确实存有班氏父子所评议的“崇黄老而薄五经”、“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倾向；那么，班氏父子为何能得出如此之结论，也必须置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考虑。换言之，两汉社会思潮的变迁，正是导致黄老与儒学“先后”、“崇薄”易位的一个主要动因。
西汉初年，汲取秦失天下之教训，讨论秦汉政治之得失，“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主张应运而生，成为汉初统治者治理天下的一个基本准则；而亟须休养生息的社会现实使“黄老”学说不仅在治国方略上被奉为圭臬，在学术上也一跃而成为显学。值得注意的，最早为汉高祖筹划无为而治方略的陆贾，其心目中无为而治的典范并不是所谓“黄老”之一的“黄帝”，而是“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寂若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的“虞舜”，这与《论语·宪问》载孔子语“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将舜视为无为而治最高典范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表明汉初一些儒学代表人物在黄老之学已占据统治地位之时，出现了将“黄老”与传统儒学糅合的倾向。即使极力提倡以儒学取代“黄老”，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董仲舒，其著作中也糅合若干道家之思想，如清人苏舆编制的《董子年表》所言：“汉初儒家皆习道家，如贾谊、司马谈父子皆然。以窦太后好尚，为臣子者固当讲求。董子请统一儒术，而初固亦兼习道家。书中《保权位》、《立元神》诸篇，有道家学；《循天之道篇》明引道家语，是其证也……风尚所趋，未容全不钻研，贸然辟拒也”。可见在黄老政治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汉前期，推崇黄老、读黄老书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即使像董仲舒这样的有汉一代儒家宗师，也不可能完全免除社会风尚之影响。在班固视为“是非颇缪于圣人”的“先黄老而后六经”的现象，不过是当时社会风尚的一种正常反映而已。不过，董仲舒的建议，毕竟开启两汉社会以儒家政治取代黄老政治的历史进程；但这一进程并不意味着儒学对道学的绝对排斥，而是在一种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糅合与定位。
西汉初年选择黄老政治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其学理并不深奥而又易于操作的缘故，所以能得到由粗鄙少文的社会下层构成的汉初统治集团的认可。《史记·张释之列传》载“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窥知“毋甚高论”的黄老政治所以能得到汉初统治阶层青睐的原因。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学校教化的普及与推广，汉家各项制度重建之需要，以及武帝本人“多欲”的张扬性格，统治阶层开始由“纠纠多武夫”开始向“斌斌多文士”的格局转变，推崇“不尚繁华，清简无为”，主张“为治者不在多言”的黄老政治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而传统儒学经汉儒，尤其是董仲舒之改造，以天下为公的思想为原则，以维系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核心，以规划君臣父子等级秩序为宗旨，以天人合一为特征，以灾异之变规范君主之行为，以“六经”为纲而融会贯通，等等，形成一套新的儒家治国思想与理念，取代黄老政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虽然汉宣帝时，对儒家仍有“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的严厉抨击。不过，这只是宣帝对所谓“俗儒”的轻视，并不是对儒家的全面否认。事实上，宣帝对儒学经典还是表示出相当的重视与推崇一面。为整齐五经之异同，宣帝于甘露三年（前51年）于石渠阁召开会议，亲临裁决，开东汉整齐六经之先河。
“柔仁好儒”的元帝即位后，儒学在经历多年与黄老政治的较量后，才真正在政治上取得所谓“独尊”的地位。自是之后，在西汉朝廷形成了一个以儒家为核心的官僚集团，正如《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其中除公孙弘、蔡义、韦贤三人仕于武帝至宣帝年间外，其余皆于元帝及其后拜相爵。当轴枢臣的儒家化，更加速儒学取代黄老政治的进程。以六经是非为是非，以六经为准则处理政务，成为是时一个重要特征。“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着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之类的议政声不绝于朝廷，而“为政不在多言”的黄老政治几乎绝迹。
东汉之后，儒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展。清人赵翼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与“（西）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形成鲜明的对比。东汉建初四年（79年），章帝举行白虎观会议，再次整齐六经异同。班固奉命辑成《白虎通德论》一书，确立官方解释六经之标准，同时也标志着儒学在政治上真正取得独尊时代的到来。而黄老之学虽然已退出政治领域，但由于其具有“清静寡欲”之功效，则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指导思想。如东汉初年，时为皇太子的明帝“见（光武）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类似记载甚多，不再赘举。
《汉书·艺文志》曾仿“论六家要指”评说儒、道、墨、法等十家云：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如果效班固之口吻，是可谓“论大道先六经而后诸家”；若以班固所处时代衡之，此论不过是对当时社会思潮变化一种客观反映而已。对班固于司马迁的评议，亦应持如是观，并可以通过这一评议，从中寻觅两汉社会思潮变化的轨迹，以加深对两汉社会的理解。
曾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