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所记述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西汉王朝是司马迁记述的重点，与司马迁同时代的汉武帝无疑是其最为熟悉、最为了解的一个皇帝。作为一个封建君主，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一个矛盾的载体，在他身上所暴露出的优点与缺点同样鲜明。一方面，他雄才大略、外征内作，创造了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鼎盛局面，呈现出一派博大气象。另一方面，他好大喜功、专横跋扈、任用酷吏、与民争利，导致了其统治末年国库空虚、阶级矛盾尖锐的残破局面，使西汉王朝由盛而衰。所有这些，都是后世学者对汉武帝产生争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要想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个人，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之中去观察。本文将试图从三个方面评价汉武帝的功过是非以及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一、时代的幸运儿
汉武帝首先是作为一个幸运儿登上政治舞台的。他最终能成为一个万人之上的皇帝，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戏剧性，这些都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幸运。
汉武帝于公元前156年生于长安未央宫猗兰殿中，是景帝排行居中的儿子，其母后王太后。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他被封为胶东王，本身是没有资格做皇太子的。但是，由于汉景帝的薄太后没有儿子，栗姬又深受汉景帝的宠爱，于是便立栗姬的儿子刘荣为太子。薄太后于公元前151年被废，理应由栗姬继任皇后，然而深得汉景帝信任的姐姐长公主刘嫖却多进谗言。长公主嫁与陈午，生女陈阿娇，她有意将阿娇嫁与刘彻，并想方设法使其登上皇帝的宝座。她的计划很快成为现实，栗姬于公元前150年被迫自杀，刘荣的太子地位被废，同时立刘彻为皇太子，并于公元前141年成为西汉王朝第五任皇帝。
然而，更为幸运的是，汉高祖、吕后、孝惠帝、文帝、景帝几任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的“休养生息”、“不扰民”、“与民为善”的措施，为汉武帝即位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秦朝统一六国后，在社会经济还未恢复之际，便对内大兴土木，修筑骊山陵墓、建阿房宫、修驰道、筑长城，对外征讨异族，民力不堪重负，经济基础十分虚弱。秦末农民战争和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又使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人口大量减少。高祖时期，整个国家生产萎缩，粮食不足，老百姓非但没有储藏之物，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甚至出现了“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常乘牛车”的尴尬局面。面对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汉高祖深知统治要稳固、要长久，必须首先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为此，他提倡“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复员军队，招抚流亡，减轻田租，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抑商之法。在经济有所恢复的情况下，他又设法消灭了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改封刘家子弟为诸侯王，将汉王朝初步稳定下来。高祖之后，其子孝惠、其妻吕后都一直严守这一政策。
至汉文帝，对内继续奉行高祖所制定的“无为”政策。并且，他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采取了顺乎民心的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一改西汉初期经济凋敝的景象，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面对当时所存在的政治问题，他重用著名的政论家晁错，推行“贵粟”政策，“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由于粮食既可以换爵位，又可以赎罪，一时之间人们争相购买，使得“富人有爵，农民有钱”，国家的粮库也充盈起来。在对外政策上，汉文帝一方面主张与匈奴和好，停息战争。但另一方面，汉文帝深知要抵抗匈奴的骚扰，就必须发展自己的骑兵，他采取各种措施去鼓励人们养马，使得汉初“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常乘牛车”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善，也大大地提高了汉军的战斗力。同时，对于高祖时代遗留下来的诸侯王国这一弊病，他采取了贾谊所提出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他先后乘机将一些诸侯王取消或贬往他乡。他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社会呈现出祥和安定的气氛，男女老少，丰衣足食，喜气洋洋，“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戏嬉如小儿状。”
到了汉景帝之时，他一方面继承汉高祖所制定的“无为”政策，继续奉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另一方面为了增加中央政权，他努力寻求一种解决诸侯国的方法，他与御史大人晁错商量削藩。晁错针对当时诸王将反的严重局面，上《削藩策》提出了“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则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这一提议，立刻被景帝所采纳，并伺机寻找诸侯王犯错的机会。但这一建议却引起了诸侯国的不满，并导致了“七国之乱”。在汉景帝平息“七国之乱”后，乘势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取消了诸侯国在王国里的治民行政权，只能“衣食租税”，一国的所有行政权及其官吏权收归朝廷，并且缩减机构，降低等级。这样，诸侯王只有爵位而无实权。从此，诸侯国虽然还存在，但实质上已与普通郡县相差无几，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一级行政单位。“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势力的削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治，为汉武帝彻底清除诸侯王打下了基础。至此，经过了高祖、吕后、孝惠帝、文帝、景帝所采取的一系列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不扰民政策，使得汉初经济萧条、生产落后的社会现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至汉武帝即位之时，西汉王朝已是府库充实、农业发展、城市手工业兴盛、商业发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达到了空前鼎盛的年代。所有这些，都为汉武帝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基础，成为他充分施展自己才华与抱负的一个强有力的保障。所以在他统治时期，西汉处于一个时代的最高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一代雄主
历经汉初几位皇帝的不懈努力，在武帝即位初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民则人给自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货，京师之财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
但在他们给汉武帝遗留下如此巨大的财富之时，也同时给他留下了几代都力图解决却无法解决的三个主要的社会政治问题，即：一、各诸侯国的问题。二、土地严重兼并的问题。三、匈奴不断入侵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汉武帝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开始着手解决前几任皇帝遗留的三大社会政治问题。武帝统治之时，虽然诸侯王不像以前那样强大，但有的王国仍然具有一定的政治势力，依然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终究是西汉王朝的心腹大患。面对诸侯国这种割据势力，汉武帝在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基础上，扩大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更有效地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他继景帝实行削藩政策之后，于公元前127年，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
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汉武帝用诏书将这一形式固定下来，令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恩将自己的封地分封给其他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结果从王国里不断分出许多小侯国。这些侯国的列侯，只能衣食租，不能过问政事。王国的封地愈来愈小，中央统辖的土地愈来愈大。这样一来，他以皇帝的名义施以恩德，实际上却以和平的手段肢解了王国势力，使王国自析，从而形成了“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的局面，成功地将“王”变侯，使得他们确实能“蕃辅京师”，形成强本弱枝之势。此后，他又派人去监督诸侯国，这些诸侯王一旦被抓住把柄，便立即遭到打击并被废除。王国与侯国的数目大大减少，汉初以来的“削藩”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
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汉武帝也愈来愈关注土地兼并这一问题。早在武帝初年，土地兼并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贵族、官僚和地主通过对小土地者土地的兼并，使得这些小土地者不得不依附于这些大地主、大官僚，租种大地主的土地，甚至沦落为大地主的奴隶。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逐渐转移到大地主的名下，封建国家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大地主们依靠这些剥削来的财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农民虽然终年劳累，却依然饥寒交迫，一遇到自然灾害，不是大批死去，便是卖儿鬻女，背井离乡，使得社会动荡不安。面对着十分棘手的土地兼并问题，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汉武帝不能不设法来抑制土地的兼并。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首先采取了“受鬻”、“假田”、“移民”等一系列“优抚”的方法，防止农民不断破产。同时，汉武帝又认为，土地兼并是土地买卖所致，要限制土地兼并，就必须打击买卖土地的商人，于是又颁布了一系列抑商政策来缓解土地的兼并问题。他统一货币，严禁私人铸钱；统一盐铁，保证国家的垄断地位；用均输法保证国家的物资流向；用平准法控制了市场的物价。所有这些措施，极大地打击了商人的利益，限制了土地兼并的程度，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使得国家的财力大大增加。
如何解决匈奴对汉王朝的侵扰，是汉武帝面临的第三个大问题。从高祖开始，匈奴便利用骑兵的优势，不断骚扰西汉王朝。由于汉王朝建国之初国力虚弱，王朝统治者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国内各诸侯国的叛乱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上，没有能力也顾不上对外用兵，一直对匈奴屈辱求和，采取了忍让的“和亲”政策。到了武帝之时，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西汉国家力量已经大大增强，封建统治日趋巩固，已具备了反击匈奴的力量。为了从根本上解除匈奴对中原的威胁，汉武帝开始了对匈奴大规模的反击。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派人引诱单于率领十万精兵入武洲塞，打算一举歼灭匈奴的主力，但匈奴中途发现了汉军这一阴谋，引军而退。汉与匈奴的关系正式破裂，从此揭开了双方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
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这一次战争卫青打败了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收复了秦时旧地河南。并且依据蒙恬旧时规模，设立了朔方郡（今内蒙古杭锦旗）、五原郡（今内蒙五原），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第二次则是在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
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成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数成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第二次战争，汉军深入千余里，大败匈奴，从而控制了祁连山和河西走廊以及河西地区，解除了匈奴从西方对长安的威胁，割断了匈奴人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第三次战役是在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
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不能如汉兵……
这一次战争汉军分道深入漠北，袭击匈奴，双方损失惨重，但汉军最终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通过这次战役，匈奴远徙北方，日益衰弱下去，不再侵扰北部边境了。汉武帝在一方面打击匈奴的同时，另一方面加强北部边防的建设。他大量地向边境移民，在那里设立田官，实行军事屯田，巩固边防的安全。汉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虽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赋税和徭役，尽管在对抗匈奴上他“用功不深”，没有完全达到驱逐匈奴的目的，但毕竟制止了匈奴对汉族人民的野蛮掠夺，保卫了汉帝国的疆土和内地人民生活的安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缺失与遗憾
然而，汉武帝在加强中央集权、解决土地兼并、抗击匈奴等方面做出极大的功绩的同时，他那自以为是的骄傲心理也在不断膨胀着，他那追求长生不死的奢望也不断滋生着，他那急于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要求日益迫切。正是由于这一切，导致了他好大喜功、专横跋扈、迷信神仙、与民争利、过度滥用民力的失误，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成为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因而，他对于西汉王朝由盛转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首先表现在频繁的对外战争及劳民伤财上。尽管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是从维护汉王朝以及人民的安全考虑的，但他在即位的54年中，仅是同匈奴的战争就有44年，大规模的征战就有十余次。据张大可先生推算，“仅从元光二年至元狩四年的15年时间中，汉军的军费支出至少在一千亿之外”。而西汉“十五年间的总收入才只有四百余亿”，这连战费支出的一半都不够。如果说，由于抗击匈奴而采取的穷兵黩武的政策给国家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是可以理解，然而，汉武帝对其他少族民族的扩张和掠夺而发起的战争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在《大宛列传》中，司马迁指责汉武帝征伐大宛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从太初元年到四年，武帝别有用心地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两次出兵征伐大宛。第一次因“道远乏食”，不战而败。而武帝大怒，认为“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因此，又加派了几十万甲士、十几万牲畜，“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样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得到的仅是“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从司马迁的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动战争，最后只不过夺取大宛的几匹“汉血马”和“欲侯宠姬李氏”，而汉军却付出了丧师十余万，丧马三万匹的惨重代价。另外，在汉武帝统治后期，他所用非人，以庸将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将，在天汉二年、四年、征和三年所出征的三次战役均以失败告终。在征和三年的战争中，李广利全军覆没，并且投降匈奴，这无疑是对汉武帝莫大的讽刺。后期的战争使汉军丧师二十余万，竟是前期战争损失的两倍。残弱的匈奴不仅未被臣服，反而拖垮了强大的西汉帝国。
其次，汉武帝大兴土木、挥霍无度。《平准书》记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官室之修，由此日丽。”此外，《封禅书》中还提到了他修筑甘泉宫、建章宫和五城十二楼的穷奢极欲的情景。此外，他还内兴功作，如开通西南夷道、修治黄河、营建京师所用的离宫别馆，“用费当在数百亿之巨”。
汉武帝不断用兵拓土、大兴土木，造成“国家用竭，海内萧然”的结果。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记载当时的情况为：“江准之间，萧然烦费矣”；“财赂衰耗而不瞻”；“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汉初六十余年来依靠休养生息所积蓄起来的财富被汉武帝耗尽，使国家财政出现了极大的赤字。为了克服财政上无法支付的困难，汉武帝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在全国聚敛财税，如增加民赋、入物补宫、出贷除罪，甚至可以“入羊为郎”，进行涸泽而渔，这样一来，兴利之臣就得到了重用。所谓“兴利”，无非是“与民争利”，欺压剥削百姓而已。如“扬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对人民财物严酷的掠夺与压榨，造成了人民生活的极端贫乏。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民多饥乏”，甚至于出现了“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的惨痛局面。为了使这一系列的政策能够持续下去，汉武帝只得采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这样一来，酷吏便产生了。这些酷吏除了对付豪强、宗室、贵戚、商贾用以配合盐铁专卖、加强皇权、聚敛财富之外，则是为了“督盗贼”，剥削和压迫人民。这些酷吏斩戮弑伐的手段各具特色，而且一个比一个凶残。如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所记载的“其治如狼牧羊”的宁成、“暴酷骄恣”的周阳由、“酷急”的赵禹、“务在深文”的张汤、“以鹰击毛挚为治”的义纵、“内深次骨”的杜周等，他们一个个“用法益刻”而且“相效为酷”。而这样一群酷吏们，却得到了武帝的赏识，《酷吏列传》多次出现了“上以为能”。事实上，汉武帝正是这些酷吏的幕后支持者，正是当时最大的“酷吏”。这些酷吏的所作所为使各个社会阶层都生活在高压之下，尤其是底层的劳动人民，当他们不堪忍受的时候就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南阳有梅免、白政，楚中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很明显，司马迁集中叙写武帝时期的酷吏，即隐喻其统治时期政治的残暴之黑暗，提出武帝的残暴统治是导致社会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武帝统治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从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都对西汉王朝及后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样也是在汉武帝的统治时期，国家出现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局面。尽管汉武帝在晚年也有悔过之意，为了缓和矛盾而颁布了“轮台诏”，但最终并未能阻止西汉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命运，也可以说，他后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直接导致了西汉王朝的衰落。
阳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