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世儒学之本来面貌与李斯学儒
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谈到春秋、战国的社会风貌时说：“春秋时犹尊重礼信，而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言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氏因注重于分析两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鲜明特征，对春秋社会的评价不免多溢美之词。真实的情况是，当此之时，儒家创始人——孔子为挽救乱世礼崩乐坏的局面，使之复于周礼，正在广设私学，传道授业，尽管他满腔热血地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然而收效甚微，史载其被“再逐于鲁，逍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困于陈蔡”（《庄子·让王》），可见春秋时期，社会道德已日益走向式微，社会世风已江河日下；下至战国，孟子以孔学为己任，以一种“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热情继承和发扬孔门学说，曾至宋、齐、邹、滕、梁等国游说，史载当时的情景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閼文公下》），虽然他“凭借其名声，所到国家国君们都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他的）议论”，也曾因不会君意而穷困绝粮，狼狈不堪。
孔孟的正统儒学不能付诸于社会实践的客观事实，总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思想总是时代的缩影，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诞生和成长总是与其时代风云、社会背景紧密相连。确切地说，它来源于社会的深层呼唤，同时又有必要在社会环境中寻找其赖以生长、发芽的土壤。儒学也不例外。孔、孟学说的出现源于先秦士人对乱世人心不古的终极关怀，但它没有找到适宜于自己的生活土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天下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资”，“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荀卿列传》）的孔孟思想，自然难以找到其理想的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当一种思想面临着缺乏其生长发育的养料而步履危艰之时，它便面临着如下的选择：要么，以一种消极的形式苟延残喘，试图等待历史发展的契机而重新崛起；要么，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改造自我，并逐步适应社会环境以至柳暗花明；否则，它只能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一缕青烟，除了随风而散的命运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令人欣慰的是，孔、孟继承人在传承和发扬儒家学说的同时发现了这一事实，并且跃跃欲试，试图探索出一条适合儒学生存、发展的道路。
孔、孟继承人对儒学道路的探索是从积极的层面来展开的。波诡云谲的战国末期，时局愈加混乱，活动于稷下学宫的荀子洞悉当时的世界形势，与时俱进，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力求对儒学加以创新。一方面，在继承儒家王道的基础上，主张王霸、礼法、德刑兼用，认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大略》），指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荀子·成相》）；另一方面，在儒与法的关系中，王道、礼、德依然放在第一位，提出：“礼之于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大略》），“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邕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荀子·致士》），可见，礼依然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教化则始终是作为刑赏的基础而存在的；此外，他强调“大大而思之”，不如“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不如“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体现出了进步的唯物主义思想。显而易见，儒家继承者以一种敏锐的眼光关注世界，在强调以德治国的同时，提出依法治国，逐渐向法家学说靠拢，并进一步传承西周以来由敬畏鬼神向关注人事发展的精神，创造出唯物的新思想。无独有偶，儒学思想发展的另一形态——《易传》在继承儒家精神大义的同时，积极吸收道家从天道来说明人道的思想，主张：“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系辞下》），又说，《易》的制定是“顺性命之理”，是“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说卦》），反映出儒家后学依儒家的面貌来改造道家，并使之符合儒家的需要，与儒家之基本思想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可见，至战国末期，儒学已发展为超越于孔、孟学说的新形态，李斯正是在这种学术环境之下向荀子学儒的。
就生活环境而言，它常常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而人，作为一种主观能动性的载体，他并不仅仅是物化的生活随受者，偶尔，由环境衍化而来主观动力对环境产生更为直接、深刻的冲击，最终彻底地改造了环境。作为战国末期的士人，李斯与韩非虽一道在荀子处求学，但二人的生活际遇是大不相同的，与身为贵族的韩非形成鲜明的对比，李斯的早年生活是卑贱而贫困的。这使他认识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老鼠哲学”，其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也由此萌芽。从价值取向来看，如果说韩非学儒欲“兼善天下”，那么，李斯则更注重“独善其身”，他抛弃“君子故穷”的迂腐论调，认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与儒家先哲们所推崇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以家国为己任的社会精神大相径庭。对于李斯而言，无论是“老鼠哲学”，还是“独善其身”的价值观念，毋宁说在其学儒之前就已经由其生活环境决定并自然生成了，且正是这种环境，不断刺激着他去寻求、尝试着新的人生出路。
李斯学儒的积极效果，在于他领悟、接受季世儒学的变通精神，并吸取由此精神产生的社会文明成果。前者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使李斯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时空观念，在注重当下世界发展变化的同时反观自身，从而内化为一种“得时勿怠”的人生理念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使李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中，不但吸收荀子“人定胜天”的进步理论，而且借鉴《易经》“见几而作”、“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下》）的变革精神并且加以运用，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任何真理，只要再多走一步，仿佛是像同一方面迈的一小步，也会变成谬误。结合其学儒的积极成果，李斯的利己主义、“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观念已为其政治实践的历史结果提供了某种必然：首先，诚如李斯所言，“胥人者，取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史记·李斯列传》），“得时勿怠”人生理念的自觉生成使其将更有机遇和可能性在历史舞台上大展宏图。秦国毕竟是猛士的乐土，是中原文化鞭长莫及的外圈，独善、利己、见几而作的李斯一旦踏上法家思想驰骋的苍凉大地，就会如鱼得水，青云直上；其次，极端利己、个人主义及其因对客观世界的及时反应和把握而形成的过度自信，常常使他蒙蔽自己，从而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富贵之梦中，使他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缺乏儒家道义的及时关怀，以致出卖灵魂，最终造成身败名裂的结局。
二、季世儒士顺时之变通及李斯变儒
“变能”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从广义上来理解的变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于季世儒士顺时的变通，我们可从两个层面来加以诠释：
一是儒士坚持孔孟传统儒家精神大义，运用自己的智慧偶尔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客观上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和财富，这种变通并非无本之源，孔丘时代就已振其端绪。在当时“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庄子·肢箧》）的社会环境下，孔门弟子除德行者颜渊、原宪等“不改其乐”、固守儒道外，大多数已抛弃儒家“君子固穷”的老调，思求变通，以子贡最为突出。史载其“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于鲁卫，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至“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庄子·让王》），与稍后的范蠡同为富商巨贾；他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纵横家，其捭阖之术，辨说之辞，可与苏秦、张仪媲美。史载“子贡一使，存鲁、破吴、强晋而霸越，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大大加速了战国的历史进程。而《吕氏春秋·遇合》载孔子设帐授徒，“周游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无为无人”，充分说明孔学在实践中发扬光大的同时，客观上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
另是儒士在精神大义上的变通。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换句话说，运动、变化无处不在，任何一种事物，自它出现于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已经不具有原先的模样。同样，儒学及其思想自其滥觞，因受到社会诸因素的客观影响，不可避免地逐渐产生奥妙的变化，尽管在其质变的飞跃之前，始终脱离不了其传统精神大义的樊篱。诚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荀子·劝学》），孟学于孔而异于孔，荀学于孟而新于孟，儒士顺应时代潮流求得变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来已久。值得强调的是，他们始终强调王道、礼、德的首要地位，且这种对道义的执著追求，以“天下为己任”、“兼善天下”的儒家精神正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高尚美德。与其世界观、人生价值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李斯的儒学变通则有所不同：它是对儒家精神大义本质的突破，也是对传统儒学的真正超越和彻底革命。
首先，从儒法关系上讲，李斯改变荀子隆礼重法、刑法兼用，以礼为主的救世方略，提高法的地位，并使之凌驾于礼之上。法家思想本以韩非为集大成者，史载李斯“遗非药，使自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韩非所有观点及法、术、势一套行事方法，却被李斯全盘接受。”譬如：政治上，他借用君主专制独裁的理论，用以构建秦王朝的政治大厦，如正皇帝之名，以嬴政为始皇帝；又废除分封，划分郡县，“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史记·秦始皇本纪》）。文化上，用法令的形式统一文字、度量衡等，致使“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对外关系上，以严刑镇压国内外异己势力的叛乱，致使“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国素有法家思想深厚的文化积淀，从商鞅变法起，“秦人皆趋令”，“莫敢议令”（《史记·商君列传》），李斯相秦过程中对法令的再度标举，必然会在政治上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又，李斯借用韩非思想，且与商鞅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也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即：既从名实上确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和独尊地位，又对秦初促进天下的统一和稳定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次，李斯采纳诸家之法，博采众家之长，为己所用，致使自己达到功成名就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从少时郡小吏，到吕不韦门下舍人，至郎官、廷尉，最终取得相位，无不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见机而作，游说政界显要人物，致使其事业平步青云、蒸蒸日上；且《谏逐客书》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辞说习气”，充分展现其纵横捭阖的游说技巧；更为明显的是，史载李斯“阴谴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名士，可以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之计”（《史记·李斯列传》），说明他利用贿赂、暗杀等非正当手段，为保持禄位、富贵，促进国家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而竭尽其忠。
值得说明的是，在主用法家思想、兼采众家学说进行政治实践的同时，李斯并未完全抛弃儒学的精神大义，必要之时，他依然运用儒家道义为己辩护，以求得自存和发展。“王者不却众庶，故能名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临，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史记·李斯列传》），在《谏逐客书》中，他以拳拳之心、款款之情力谏统治者废除逐客令，举贤授能，犹如儒家先哲所言。然而，李斯的政治实践已经不是昔日荀卿儒学思想的运用，他顺应时代潮流而变通儒学，对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否定和超越，促进了国家的大一统事业。自然，“厕所之鼠”亦变成“仓库之鼠”，李斯位至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一时，史载其“诸男皆尚秦主，女悉嫁秦诸公子……门庭车骑以千数”（《史记·李斯列传》）。
三、国破家亡的悲惨现实和李斯弃儒
有秦一代，其兴也遽，其亡也速。秦人依靠武力和权谋，攘括九州，威震四海，锋镝到处所向披靡：“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最终建立貌似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不过三年，陈涉以一“才能不及中人”的“閯隶之人、迁徙之徒”，率疲散之卒，将百万之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过秦论》），于是，貌似金城永固的秦帝国转瞬灰飞烟没。同样费尽了汗水和心血，以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斯的富贵梦也迅速化为过眼烟云。历史学家在探索秦亡的原因和李斯的悲剧命运时感慨颇多，以至常常扼腕而叹。造成李斯国破家亡悲惨现实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儒家精神大义的彻底抛弃，尽管这种抛弃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从李斯的自然本性来讲，无论是学儒之前，还是学儒之后，其“老鼠哲学”以及由此形成的“独善其身”、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已成为其人生的指路灯，长此以往，必然会使李斯逐渐脱离仅存的儒家精神，使他在面临困难和挫折时不再见利思义，而是以各种非儒、利己思想或学说来保护自己和求得进一步发展，以致最终抛弃道义，走向极端。从阴谋杀掉韩非到位列臣相皆然，难怪荀子在听到李斯为秦相后气绝而亡了。
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来讲，游离于中原文化外圈的西方虎狼之国——秦国，长期以来缺少仁义理智等儒家道义以及中原先进文化的终极关怀，相反，法家被他们奉为圭臬，这使学儒而欲独善的李斯在“得时勿怠”人生原则的指引下不得不随波逐流、驾轻就熟，以致去迎合秦国的社会环境，最终采用法家思想和学说，从而把儒家文明最终抛之脑后。
此外，地处崤山、函谷关以西的秦国以其尚武的传统而造就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其唯才是举的宽松社会政治环境聚集了大批杰出的人才，从而使其在战国末期的争战中屡屡获胜，在得到大批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版图不断扩大，促成了政治经济的优先发展，而这种优越地位逐渐蒙蔽了李斯及秦国统治者的眼睛，使他们绝对自信的冲动之下否定、甚至蔑视中原诸国的仁义道德，最终忽略了儒家文明。
无论如何，作为一位二律背反的历史文化人物，誓作“仓中鼠”的基本人生观念，使李斯在秦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逐渐抛弃了儒家的精神大义，也使他明明白白地向身败名裂的方向走去。
首先，儒家讲究中庸的“和而不同”、“过犹不及”，即：在生活处事、政治实践中符合客观自然的最优标准而不超过其合理的限度，以保证事物的和谐发展。李斯执政下的秦朝则不然，在大一统的施政前提下，李斯彻底践踏了儒家的精神大义，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譬如：秦在李斯的建议下，杂烧天下《诗》、《书》、百家语，以吏为师，坑儒士“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史记·秦始皇本纪》），焚书坑儒、禁绝私学是中国历史文化史上的一大厄运，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曾说：“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直使儒士至今犹害怕”，李斯学儒而毁儒，不但使儒家思想赖以传播的典籍化为灰烬，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且成为统治阶级利用强权控制舆论、残酷镇压知识分子的始作俑者，给天下读书人留下了永久的心灵创伤；又，李斯身为丞相，不力辅国政，反而怂恿始皇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史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至始皇时，宫殿之多，“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史记·秦始皇本纪》）。再如，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像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赋》），骊山陵则“斩山凿石，下锢山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其中，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辄射之……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牧人寻羊，烧火，火延九十日不能灭”（《史记·秦始皇本纪》）。大兴土木使秦国库一空，天下疲于劳役，造成“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汉书·主父偃传》），“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汉书·晁错传》），百姓怨声载道；而专刑法，弃仁礼，轻罪重罚，族诛连坐之法使秦国变成大监狱，造成赭衣塞路，城市。从现有的文献材料及云梦出土的秦简材料看，反映酷烈残忍状况的法律有：失期法，即征发徭役戍卒，逾期不置者皆斩。连坐法，即一人有罪，众人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罪。此外，“弃灰于道者黥”（《史记·李斯列传》），“妄言者无类”（《史记·骊生列传》），“诽谤者族”（《史记·高祖本纪》），“盗马者死，盗牛者枷”（《盐铁论·刑德篇》）等，无不说明秦律轻罪重罚的特点。同样，刑罚的名目之多也是无以复加的，腰斩、枭首、剖腹、戳尸等在日常实践中经常使用，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诸如此类，在政治生活实践中，李斯之举均与儒家的精神大义背道而驰。在其辅助之下，“秦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赋敛无穷，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固穷而主弗衅”（《汉书·董仲舒传》）。汉代文学家贾谊在《过秦论》中阐述秦亡的教训时说：“秦以区区之地，至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统一后的秦王朝，真正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儒家思想的回归已是刻不容缓，而以李斯为丞相的秦国依然严刑酷法，仁义不施，完全抛弃了儒家精神大义，其结果必然是家国俱亡。
其次，作为丞相，李斯长期以来形成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昭然若揭，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之前，其儒家道德修养已经丧失殆尽，最终成为寡廉鲜耻之人。孟子曰：“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有道之人必重视内心的修养，常做擦镜子的工作，使个人的德性永远保持光明和纯洁，诚如《大学》之所言“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李斯则适得其反，唐朝诗人张继有诗曰：“六国平来四海家，相君当代擅才华。谁知颂德山头石，却与他人戒后车。”史载始皇所到之处，李斯刻石“颂秦德，明得意”（《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他贪而无行，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变节屈膝，先己而后天下，最终成为协助赵高窃取秦朝政权、实行宫廷政变的主要帮凶。并助纣为虐，推行督责之术，使二世“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史记·李斯列传》），“是非颠倒若是，此何待高之指鹿而后王也”。内在的软骨病和权势欲已使他与初入秦时判若两人，最终导致自己仕途的终结、家族的灭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汉人桓宽在谈到李斯的悲剧时说：“今之在位者，见利不虞害，贪得不顾耻，以利易身，无仁义之德，而有富贵之禄，若蹈坎閺，食于悬门之下，此李斯之所以服五刑也”（《盐铁论》），寥寥数语，精辟独到，实为不刊之论。
四、余论
一滴水珠可以映照出整个世界。李斯从师于荀卿，能审时度势，在实践中运用、变通其师之学，使秦由弱入强，自己也由贱入贵，位及丞相；然而，随着天下的统一，他逐渐抛弃了儒家的精神大义，秦朝二世而亡，自己由贵入贱，身被五刑，株连九族。可见，季世儒士倘若顽固守旧，清高迂腐，则难以自存；若能与时俱进，见机行事，取己之长，补己之短，则既可独善其身，又可善济天下；另一方面，“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儒家的精神大义在统一背景下，是稳定社会、促进国家安定的一剂良药，若弃之而不顾，锦绣江山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儒士的命运则只能是身败名裂。儒家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太史公司马迁曰：“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史记·李斯列传》），倘若李斯在秦统一后能继续以儒家之道辅佐帝王，约束自己，恐怕秦王朝真能“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有秦一代，李斯之举使儒士一蹶不振，为自我保全，有的挤入“特备员”之博士、诸生行列，求作秦庭的政治点缀；有的改学法家之术，适应时代的巨变；有的隐没士身，蛰入市井之野。以儒士自任并有一定行动能力的先秦儒士在焚书坑儒之后，作为一种精神实体与社会实体已经不复存在。
汉兴以来，以叔孙通为代表的儒士借前车之鉴，自求变通，逐渐跻身于社会上层，儒学终于在董仲舒的发展之下与其他学派相结合，在汉武帝时代达到鼎盛。同时，统治阶级也吸取教训，在统一背景下推行儒家的精神大义和道家黄老思想，淳化风俗，改革弊政，最终形成国富民强的局面。可见，李斯学儒、变儒、弃儒的人生经历确为汉初士人和统治阶级提供了借鉴。
马家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