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朱自清的学生王福茂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可笑的朱自清》。文章写道：“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他的脸带着微微的黄色，头发却比黑炭更黑。近右额的地方有个圆圆的疮疤，黄黄的显出在黑发中；一对黑黑的眉毛好像两把大刀搁在他微凹的眼睫上……他的耳圈不知为何，时常同玫瑰色一样。当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看了他的后脑，似乎他又肥胖了一半。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像煞有介事地从讲台上大踏步的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朱自清在这篇作文下面画了许多双圈，并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他说：“我平时教大家怎样写作，王福茂给了大家一个榜样，这就是描写人要让人读后如见其人，最好还应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当教育传达出对学生的善意、信任和关爱时，唤醒的是学生的向学之心和向善之志。
让朱自清迷恋的是，当时的春晖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富有雅趣的朋友任教。丰子恺与朱自清同岁，他多才多艺，在学校教音乐、美术，兼任英文教员。湖南人匡互生，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他冲在游行队伍的前面，率先打进曹宅，英勇无比。他是一个浑身充满热和力的革命教育家，生活艰苦朴素，诚挚热情，作风民主，朱自清对他尤为敬佩。朱光潜，学校英文教师，比朱自清小一岁，身材和朱自清差不多，性格情趣也差不多，又是同姓朱，以致不少人以为他们俩是兄弟。朱光潜最敬重朱自清，他说：“当时朱自清教国文，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都是爱好文艺，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他们的鼓励下写成的。”夏丏尊率真俭朴，生性耿直，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他都要皱眉。夏丏尊一向好客，房子又比他们几个人的大一些，加之夏丏尊的妻子做得一手好菜，他们便常在夏家聚会。从学校的事情，谈到社会，谈到文艺，直谈到夕阳西下，月上东山，“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在没有月亮的夏夜，可以在田野里看到萤火虫……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儿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当时的情形在俞平伯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他应朱自清之邀到春晖小住。“……下午夏丏尊来，邀至他家晚饭。去时斜风细雨，衣服为湿。他屋颇洁雅素朴，盆栽花草有逸致。约明日在校讲演，辞之不获。饭后偕佩笼灯而归。傍水行，长风引波，微辉耀之，踯躅并行，油纸伞上‘沙沙’作繁响，此趣至隽，惟稍苦冷与湿耳。畅谈至夜午始睡。……”他与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等人朝夕相处，友情甚笃。白马湖畔的岁月，是饱经离乱之苦、最后在贫病饥饿交加中死去的朱自清“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
青山绿水为伴，良朋益友为邻，朱自清非常喜欢春晖，春晖同仁也希望这样的时光能够持续下去，如同朱自清在《春晖的一月》中所说：“我只照我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但偏偏事不遂人愿。校务因校长经亨颐长年奔波在外而由代理校长掌管后，校方和学生、教师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春晖神话于一个冬天的早上破灭。1924年深冬的一天，春晖中学的学生黄源在出早操时戴了一顶黑色的绍兴毡帽。体育老师认为不成体统，勒令除去，黄源不肯，师生由此发生争执。校方坚持要处分黄源，舍务主任匡互生力争无效，愤而辞职。全体学生罢课，校方开除了为首的28名学生并宣布提前放假。此举激起教师的公愤，教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等人先后离开了白马湖。
在清华
1925年8月，经胡适和俞平伯介绍，朱自清来到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任教，并参与该校大学部的草创工作。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后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新旧观念的冲突，新旧文化的碰撞，民主科学和封建专制的对立，无不延伸和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他一方面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活动，一方面认真思考着语文教学方面的问题。
当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在大学中文教学中并没有地位。朱自清力倡改革，主张将新文学纳入清华中文教学内容。他撰文发表意见：“现在一般研究国学的人，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极峰。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你看，他们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宽了多少？左右是在古史料里打圈儿！不想研究这么多年的国学，还只在老路上留恋着！”他强调：“我盼望最近的将来多出些现代研究的专家，这是我们最不可少的！而更要紧的，先要打破那正统国学的概念，改变那崇古轻今的风气；空冒无益，要有人做出几个沉重的例子看看才行！”
当时的清华，中文系的地位相当可怜，教员多是长袍马褂、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夫子，与留过洋、气宇轩昂的其他系的教授相比，总觉低人三分。这种地位与清华原为留美预备学校、对中文不很重视有关，更重要的则在于中文系的办学宗旨、教学方针、课程设置已落后于时代。
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设立文、理、法三个学院，杨振声出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杨振声到清华就职的第二天，拜访了朱自清。在朱自清居住的小屋里，他们切磋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师配备、课程设置、改革方向等问题，谈得非常默契。他们为中文系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这就是“古今融汇、中西贯通”。
杨振声曾在文章中回忆：“国文系学生添设比较文学与新文学习作，清华在那时是第一个。国文系的学生必修几种外文系的基本课程，外文系的学生也必修几种国文系的基本课程，中外文学的交互修习，清华那时也是第一个，这都是佩弦先生的倡导。”
朱、杨两人之所以大力进行中文系教学改革，一方面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抵拒新文学的现状；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就读北大以来，受了多方面的影响，激发了改革创新的强烈愿望。
就朱自清而言，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进行的改革。蔡元培主持北大后，倡导思想自由，容纳不同学派，网罗各派学者，促进了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风气。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北京大学一改陈腐、沉闷的风气，成为一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高等学府。胡适也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他用西方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去考察中国哲学史，令人耳目一新。北大兼容并蓄的方针，使得新旧两派学者得以并存，各有所长，滋润着莘莘学子，为在北大求学的朱自清日后从事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朱自清不仅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而且陆续参加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北大校役夜班”及平民夜校。向工友讲解时政、传授文化、呼吁爱国，这段经历使他意识到新文学、白话文在大众教育中的巨大作用，对他的文学创作、教育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朱自清也有在江浙一带任教的经历。他在教学实践中深深了解到广大学生对新文学的渴求。他在课堂上讲解新文学，将文言作文改为白话作文，课余辅导学生成立“诗社”和“文学社”，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坚持中文系的改革方向，朱自清经过认真准备，于1929年在清华大学开了两门新课：“中国新文学研究”与“歌谣”。这两门新课的推出，特别是前者，像一声春雷，在旧国学的营垒中炸开了缺口，开出了灿烂的新文学花朵，影响深远。
当时距“五四”已有十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历了它的倡导和开创时期，各种文学体裁都出现了许多作者和作品，赢得了读者的好评，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当时还没有人对这个阶段的历程做过系统的回顾和总结，更没有人在大学讲坛上开过这类性质的课程。朱自清开设这样一门课，是真正用历史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全面、客观地对新文学进行评价，并在没有任何积累、借鉴的基础上独立判断各种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和作品。再把它拿到大学讲坛上讲授，这确实需要非凡的胆识和艰苦的劳动。王瑶说它“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带有开创性的，显示了先驱者开拓的足迹”。
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课，内容新鲜，贴近现实。开讲之后，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也在学生的要求下请他去兼课。
半个多世纪后，有学者回忆当时的情景：在师大，这门课安排在周六下午，这个时间上课，在当时是很稀罕的。平时就有人逃课，何况是周末。加之又是选修课，学生上与不上，听随自便。出乎意料的是，这门课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选修的同学特别多，于是校方只好把授课地点安排在礼堂。一个学年，从头至尾，座无虚席。
在“歌谣”这门课中，朱自清将内容整理得十分丰富，既有纵向历史线索的描述，又有横向歌谣门类的划分以及歌谣在各地区的分布及自身的艺术技巧等等，征引极博。古代与现代、传统与西方，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融合。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
然而，开设这样的新课程，却触动了保守派的神经。朱自清为之受到轻视、讥讽、排挤，各种各样的论调都有。首先是他所在的中文系的压力。在一个特别讲究国学的环境里，只有古文、音韵、训诂才被看作学问，只有背诵《十三经》，在线装书中“翻跟头”才能被看作学问家。而倡导和讲授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突破了考据与索引的樊篱，很难被视为学问，甚至被视为没有国学根基与功力之人的哗众取宠行为。朱自清是谨慎认真的人，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系主任时唯恐绠短汲深，力不胜任。在倡导新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同时，他还在传统的国学领域一争短长，参与竞争。继“新文学研究”课程之后，他连续推出“陶诗”与“李贺诗”两门新课，并潜心撰写了《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与《李贺年谱》。这两篇专著是关于古代诗人的行年考证，被行家学者称为“所见良是”、“足解众纷”。
学术研究和成果显示了朱自清深厚的功底，使他成为一名知名学者。但他对中文系的课程设置、教学组织、教员选聘，仍坚持贯彻全新的教学宗旨，倡导学与术并重。在重视基础的同时，他强调写作与文艺创作的训练，为此，在高年级开设了高级作文课，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朱自清承担了白话散文部分的教学任务。
开放、创新的教学方针，使清华大学中文系在全国高校中自成一格。朱自清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直至病逝。
“古今融汇、中西贯通”的教学理念，由于朱自清的身体力行，也由于时代的发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令人欣慰的是，1985年复建的清华大学中文系，秉承了朱自清等前辈师长所开创的学风，紧密结合多元化的时代特征，走出了一条文理结合、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全新道路。
1998年朱自清百年诞辰时，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对朱自清有这样的评价：“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面对如何使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承接、如何使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这些师生们观望、困惑的问题，他和他的同事们果敢地提出了中文系的教学方针：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化的融合。这是立足于民族、立足于现代的一次革新；他带头实践，开设‘歌谣’与‘中国新文学研究’两门课，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民间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办学方针和学术风格，对我国的人文学科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在教育史还是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如今，“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程，而这门课的发端，便来自朱自清。
不忘语文教育
1925年暑假后，朱自清就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从此便离开了中学语文教师的岗位，但他对中学语文教育却毕其一生地倾注了他的爱与智慧。应邀到中学演讲，给中学生刊物写稿，创办语文教育类刊物，为中学语文教育编写教材等，成了离开中学以后就任大学教授的朱自清关心中学生、关心中学语文教育的主要方式。甚至到1944年时，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教授之一的朱自清，竟还在一所私立五华中学兼任语文课。当时他的住所离学校很远，但他每天风雨无阻，从未误过课。有一次，因大学临时开会不能分身，又无电话可打，朱自清便自己一大早跑到中学请假。此外，他还热情参加五华中学的学生诗歌朗诵会，并亲自上台朗诵了一首美国诗人写的诗《我的国》，鼓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48年的六、七月间，已经是身体极为虚弱的朱自清，只要胃疼略好，就伏案编写《国文读本》。这是面向中学生的一本普及读本。为方便学生阅读，朱自清对此书倾注了很大的精力，选文以内容与形式的难易及篇幅长短为序，由易到难，从短到长。这项工作花了他很多时间，可惜，就在这年的8月12日，朱自清因病去世，留下了未完稿的《国文读本》，也留下了他未了的语文教育缘。
尽职的国文教师
作为学者和教育家的朱自清，在古典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经典常谈》是朱自清系统评述《诗经》、《春秋》、《楚辞》、《史记》、《汉书》等古籍的论文结集，写得深入浅出，至今仍是青年人研究古典文学的入门向导。《诗言志辨》是他功力最深的著作，对“诗言志”、“诗教”、“比兴”、“正变”四个方面的诗论，纵向作了精微的考察，理清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和衍变史迹，从而纠正了谬说。他还先后对古诗十九首、乐府、唐宋诗作过深入的研究，对李贺、陶渊明作过认真的行年考证，写有《十四家诗钞》、《宋五家诗钞》、《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李贺年谱》等著述。他治学严谨，取材翔实，思想敏锐，他这方面的著述凡近百万言。朱自清始终关心着中学、大学的语文教育，他与叶圣陶联璧，共同著有《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他编过多种教材和课本，临终前还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课本》等。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语文教育家，正像叶圣陶说的：“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