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吴敬恒来说，他为文不是为作文而作文，纯是诉心中之情，更主要为吐心中之气，因而文章中有不少脏话，写出一些为一般文人所说不出口的话。他常将屎尿粪屁、精虫卵蛋、乌龟王八诸如此类的词语充塞文中。
他这种为文特殊作风的来源，刘半农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做过分析。刘半农说：“我乃悉心静心，将此书（指（何典》）一气读完。读完了他将笔墨同吴文笔墨相比，真是一丝不差，驴头恰对马嘴。”
刘半农分析说：一层是此书中善用俚言土语，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看的人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反觉得特别有趣。在吴敬恒文中，也恰恰如此。
二层是此书中所写三家村风物，乃是此前什么小说都比不上的。在吴敬恒文中碰到写三家村风物时，或将别种事强拉硬扯化作三家村事物观时，也总特别的精神饱满，兴会淋漓。
三层是此书中能将两个或多个色彩绝不相同的词句，紧接在一起，开滑稽文中从未有过的局面。如上句说“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是极土的句子，下句却接“也觉风光摇曳，与众不同”，又是一句极飘逸的句子。这种作品不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弄不出来的，吴敬恒却能深得此中三昧。
四层是此书把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全都看得米小米小，任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是一律看作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吴敬恒正是奉行这样的态度。泰戈尔是印度著名诗人，1913年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是第一个获此奖的亚洲人，一时之间，有人认为，总有一天欧洲人会被亚洲人同化，泰戈尔的得奖，正是这种同化的预告。
1924年，泰戈尔到中国来讲学，那时情况，不说万人空巷，也是盛况空前，连国学大师梁启超和大诗人徐志摩也紧随其后，中国的文学界顿时弥漫了一股泰戈尔风，尤其是年轻人中更是流行着《飞鸟集》、《新月集》的诗风。徐志摩、梁实秋还组织了一个以泰戈尔的《新月集》命名的文学团体新月社。
这个时候，吴敬恒给泰戈尔热泼冷水了，他认为泰戈尔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不去注意同胞的悲惨命运，而去宣扬远离现实的老古董，博取白种有钱人的奖金，这无异是在亡国奴的鼻涕眼泪中“求来生福，作涸辙中互相嘘濡的安慰物”。于是，他写了《婉告泰戈尔》一文，文中说：“大家当西域陂斯袄圣者看的泰戈尔来了！来了几天了！在这春光明媚的当中，桃花哩，潭水哩，许多自然家的废物可以做我们劳苦中醉梦资料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相对的欢迎；何况在万里外印度洋远波送一个白须纷披、花朵满缀、能吟恒河风、弄椰树月的老人，所谓大诗者，我们倒不当他暮春艳阳天气中，一个点缀风景的宝贝看待么？”
吴敬恒又用挖苦的语调说：“泰先生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指印度人），抱无抵抗主义，候使用铁器的客帝（指英人）自己恶贯满盈，那就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他又说：“泰先生既然吟风弄月，尽有喜马拉亚山前的节音可谱，何苦说写得流利的仇国语文，去博斯坎狄内维亚（今译斯堪的那维亚）富人的奖金，荣比博学鸿词科呢？难道不像满清的所谓诸词臣，忘了亡国恨，故意吊诡的自晦起来，并不是真正的苛全性命于乱世么？”
泰戈尔到中国后，大讲所谓东方精神、东方文明，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余此次来华，系应北京大学之聘，预约在北京演讲六次，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洲之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专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之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因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显明。……因是西洋人士已承认东洋文化之真价值，而着手研究。”
对于泰戈尔这番关于东方文化的宏论，吴敬恒不仅不以为然，且简直要嗤之以鼻了。他在文中说，泰戈尔的这一套，中国的梁启超早在五年前就说过了，正是英雄所见略同。现在泰戈尔又把已经药死了印度的方子，还来作验方新编，连同他的诗集分送，无异于把融合了大小乘佛教的诗篇，贴在城墙上抵御机关枪。他讽刺泰戈尔不是如何去唤醒印度人抵御英国人的侵略，而以所谓东方文明的陈词滥调，口口声声反对物质文明，如果这样的话，印度从英国人的统治下独立，就如同耐心地等候月亮里产生空气一样遥远漫长。
吴敬恒的用意，是提醒泰戈尔，不要把自己的文学，作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点缀品。他已决意不做文学家，也看不惯那些专门吟风咏月，终日发思古之幽情、作无病之呻吟的文学家。
吴敬恒本人说，他是看了《何典》中的头两句：“放屁放屁，真正的岂有此理”后，才大彻大悟的，并为此决计薄文而不为。平心而论，吴敬恒的文章，虽有《何典》“放屁放屁，真正的岂有此理”的风格，有时甚至污言秽语跃然纸上，但其文体文风，仍不失有独特的创见、超凡的风格，嬉笑怒骂，不同凡响。而且，吴敬恒还主张文章以通为贵，反对晦涩难懂的文风，是中国提倡白话文的急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