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一生著述颇丰，后人编有《张文襄公全集》共229卷，包括他一生撰述的各种奏议、公牍、文集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轩语》、《书目答问》、《抱冰堂弟子记》和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劝学篇》。
《劝学篇》，张之洞著于1898年，并于同年发表。该书系统地阐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1901年初，清政府实行“新政”，把“中体西用”作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要求学堂“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以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903年，张之洞主持厘订癸卯学制，明确提出以“中体西用”为“立学宗旨”，强调“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技能为致用治生之具”。1906年，学部正式宣布中体西用的教育宗旨，规定：“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中国民质之所最缺”的是西学，“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者”。同年，发布上渝，强调“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劝学篇》不仅受清廷的重视，而且也受外国传教士的赏识，美国传教士渥内基竟将《劝学篇》译成英文，题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华的耶稣会教士，还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它的影响广播于海内外，由此成为一代名著。
《劝学篇》全书共24篇，分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张之洞在本书的《序》中申明：“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以为“务本”“务通”，使表政里学均以“中体西用”为宗旨，既可兴人才，而且籍人才以“保国、保教、保种。”这里的所谓“本”，亦即所谓“中体”，是指有关世道人心的封建纲常名教，所谓“通”，亦即所谓“用”，是指有关富国强兵的工商学校报馆练兵矿物铁路诸事。在《序》中，张之洞对这本4万字的《劝学篇》各篇大意作了说明，如“同心”篇，在于“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耳目康，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明纲”者，“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总之，24篇之义括之为“五知”，即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所谓知耻知惧，是要以明晓中国所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为忧惧，发愤自励，卧薪尝胆，以防止中国亡国灭种丧教。所谓知变，即要知道“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所谓知要，即“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所谓知本，就是“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以为“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序》中，张之洞阐明了撰述《劝学篇》的写作目的和各篇大意，并说明了他的良苦用心在于矫正新旧两派的极端做法，企图以折衷调和的态度与精神，寻找新旧两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中体西用。指出在有史以来的急剧“世变”之际，“海内志士，发愤搤捥。于是图校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以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其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客观上，张之洞的《劝学篇》旨在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派的“邪说”展开正面攻击，在戊戌年间新旧两派即将摊牌的关口，“绝康、梁并谢天下耳”。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作为后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他鉴于当时清王朝的政治和教育腐败，提出整顿学政和大力倡导新学的主张，而且在实践上他有别于旧洋务派只重军事、工业学堂的做法，而是从革新旧教育内容与形式着手，改革旧书院为新学堂，或变革书院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目的。如在湖北、四川、山西所建的经心书院、尊经书院、令德书院以及在广州所建的广雅书院和湖北的两湖书院，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教育机构。建设这些书院的目的，旨在培养“明体达用之士”，“羽翼圣道匡济时艰”。他对各种教学内容的具体要求是：“经义以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他主张书院教育培养“体用兼备”人才，“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1898年，正当维新派提出改革旧书院为新学堂时，他上书清廷，提出将经心、两湖书院改为学堂，“按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改造后的两湖书院分设经学、史学，地舆学、算学四门；经心书院分设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并以算学为公共必修课。不久，他又提出：“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非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因此增加实用科目，汰减经史内容。在创办和改造书院方面他坚持“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在创办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黄埔鱼雷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三江师范学堂、武昌农务学堂及工艺学堂，以及他所倡导的留学教育，也都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学宗旨。“中体西用”的思想作为《劝学篇》全书的主体思想，它反映了张之洞改革旧教育和倡导新教育的保守主义立场与观点，同时也反映了清末教育革新思潮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趋归的必然性。
张之洞虽然是洋务派的后期领袖，竭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由于他面对现实，通权变法，怀有爱国之心，所以他在政教方面也时有接近维新派乃至直接接受维新派某些主张和作法的进步表现。如在暂署两江总督和返任湖广总督时，他先后资助上海强学会、《强学报》和《时务报》，既有靠拢维新派的打算，又有控制维新派的意图。1897年，湖南维新派创办时务学堂，筹办新式水陆交通，开矿山，设武备学堂，组织保卫局，设立南学会，出版《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张之洞亦曾夸贽，认为“《湘学报》大率皆教人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有裨士林”，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一体购阅”。但是，张之洞对变法运动并非真心拥护，而是像严复所指出的：张之洞以“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装，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势必要受到维新派的影响。由于张之洞处于复杂矛盾的特殊历史时代，既要变法图新，又要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因此他在思想理论上不得不徘徊于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倡导“中体西用”。
张之洞的《劝学篇》对“中体西用”从理论上作了系统论述并使之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之所以成为一部教育名著，正是因为它对中国近代改良派和洋务派发起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潮作了一个具有相当深度的比较全面的理论总结，为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由近代转向现代，起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劝学篇》以“中体西用”为本书的“一贯之道”，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西艺与西政，以此来“补”封建制度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在西方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剧烈冲击下，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劝学篇》的核心问题是要求人们“保国、保教、保种”。张之洞认为，西方之强，中国之弱，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但是，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外在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悬殊，而是由于中西文化与教育的重大区别。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说来，注重治道人心，沿续了几千年的纲常名教，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伦理秩序有重大作用，这是西方基督教不可替代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主张以西方宗教取代儒教，以西方“民权”取代封建专制统治，只能使“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因此必须从文化与教育方面做固“本”的工作，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这个“本体”牢固地存在，并且永远作为中国政治的基础。《劝学篇》指出：新学派和旧学派均不识时务，旧者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新者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由是使中国文化与教育根本动摇，祸乱相仍，“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有鉴如此，《劝学篇》着重阐述了“保名教”即是“保中国”和“保种”的根本措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