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张之洞作为开明的洋务派，并不像早期洋务派和当时的“国粹”守旧派那样，完全抵制和否认西方文化与教育的，相反他认为中国要富强，要保国保教保种，就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与教育那些不合时宜的落后成份，大胆地学习西方的文化与教育。他从中国传统的“政教合一”的认识出发，以为教育是政治的一部分，但应重于技艺，所以他提出学习西方文化，要有区别和选择，“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说：“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尽管这里的“西政”，不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指的民主宪政，更不是民权之说，而是作为政治基础的学校、教育和选士制度等。《劝学篇》以十五篇的篇幅，大胆地提出了改革学校、变科举、游学、广译西书、变法、练兵、兴办农工商学、修铁路、兴矿业以及建立新学制体系的建议。尽管这些主张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保守主义改良之策，然而它毕竟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并为清王朝统治集团所认同和接受，在客观上对于推动旧教育的改革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起了实际作用。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自古以来，急剧的革命和变法都要受到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的阻滞乃至最终归于失败。张之洞在戊戌维新运动处于即将夭折之际抛出《劝学篇》，一方面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老练圆滑之举，另一方面也是为维新运动失败后推行“不改其旧”以“求新”改良作思想、舆论上的准备。《劝学篇》提出“中体西用”的系统思想，以恪守纲常名教的保守主义态度，揣度清朝统治者可接受的心理，从文化和教育的建设方面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思想，力图将社会、教育的改良引向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说，《劝学篇》的“中体西用”主张，是中国近代封建统治集团推行改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论，尽管它只强调了中西文化与教育的肤浅的、表层的、硬性的结合，但是它确实把中西文化与教育的可融性、共同性及特殊性作为中国政治与教育建设的基础，首次系统地提出以中国旧文化作为主体建筑的骨架，把西方新文化作为这个建筑的可利用材料，企图通过教育手段来建构一个“中体西用”的新文化体系，并通过这一新文化体系的建设来改良国家政治，“富国强兵”，“保教保种”。尽管这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但在实践上却能超越顽固派死守“中学”、“旧学”的偏见，并避免了维新派“全盘西化”的失败和超越历史现实的幻想，成为清末统治者可接受的改良思想，影响了文化政策的修订，促进了教育制度的改造和近代第一个新学制的诞生，从而推动了旧教育内容的全面改革和留学教育的发展。
《劝学篇》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一部教育名著，除了上述历史原因和学术意义外，其中部分篇章所提出的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思想与措施，是值得介绍的。
在《外篇·游学第二》中，张之洞极力主张发展留学教育事业。指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如日本“伊藤、山县、檀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诸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他列举中外古今留学生归国后的创举事实，说明留学教育事业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并主张中国的留学教育应当重点学习东邻日本，因为它有“路近省费”、“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和西学经日本“已删节而酌改之”，且“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所以留学日本比留学西洋有许多捷便之处。他批评近代以来留学教育的失败在于“失之幼”、“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失之不选”。所谓“失之幼”，是早期洋务派仅派幼童赴西洋留学，没有扎实的中学功底，为西学所化，且人才不多，难予应急之需。所谓“失之使监督”，是指对留学生的管理不善。“失之不选”，是指遣派的留学生不得人选。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从前的留学教育失败或成效甚微。但是，张之洞认为留学教育是势在必行的且关系国家人才培养的大事，“若因噎废食之谈，豚蹄篝车之望，此乃祸人家国之邪说，勿听可也。”坚决主张发展留学教育事业。这一主张对清末留学运动的勃兴确实起了推动作用。
在《外篇·设学第三》中，张之洞主张“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以为：“夫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学校是养才重地，而人才是国家之本，因此要刷新政治，富国强兵，“必以学有初基”。他倡议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形成大中小学相互衔接的教育系统。他规定大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要求以中学为本，西学为辅。“学堂之法”六条：“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政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二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专门，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领。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日宜教少年”，把青少年作为主要教育对象；“一日不课时文”，以史事、地理、政治、算学等为学校教育主要内容；“一日不令争利”，即改革教育经费管理制度；“一日师不苛求”，即教授新学堂的教师，只要对新书介绍的“政艺要领”研求三月以上的高明之士，即可以教小学堂。至于师资问题待后师范教育兴起即可逐步解决。张之洞有鉴于国家财政匮乏，要求兴办新学堂的经费从多渠道解决，如改书院为学堂则取经费于原有学田，或取资于赛会演戏之款、祠堂之费，或寺观田产等。所有这些，均对清末书院改学堂运动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学制》和《变科举》篇，张之洞系统提出改革旧教育体制，使学校教育与实际人才的养用相结合的主张。他以为国家人才的培养，必须参照外洋各国的学校制度，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通过系统的教养训练以造就专门人才和“学成之后仕宦工商各有生计”的劳动者。他认为外国的学制，优于中国教育制度，其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有利于学术的发明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国家欲用人才，则取之于学堂，验其学堂的凭据，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这种把学校教育与任官选才相结合的方法，是“以教为养之法”，应当效仿。张之洞从政教合一的传统观点出发看待西方的学制，并以此观点作为他“变科举”的思想基础。在《变科举》文中，他批评科举之弊败坏人才，但他认为完全废除科举制度是不合时宜的，故“窃渭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休而斟酌修改之”。如何“修改”呢？这就是将三场先后次序互易之，增加西政西艺及时务经济考试内容。“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实际上张之洞主张的科举变革，只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改良，他根本不想采取由学校来选拔人才的方法，这与他羡慕西方学制的观点是十分矛盾的，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深知科举是封建政治的支柱，“中国仕宦出于科举”，“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而且科举制度的推行，确有益于“中体西用”办学宗旨的落实，可得“纯正之士”。这种变科举的主张，实际上与古代的科举改革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使之稍有更改以适应时宜而已。
《劝学篇》作为中国近代封建社会即将解体、中西文化与教育日益由冲突、碰撞而趋向汇通、融合、改造与吸收的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系统地总结了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思想，并把它作为一种教育纲领提出来，确对中国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劝学篇》的评价，历来不同学派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持有不同看法。如梁启超所说，《劝学篇》不特无益于时，然而大累于世。“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得掩鼻而过之”。严复指出，《劝学篇》的“中体西用”论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胡适等人对“中体西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所有这些，都证明《劝学篇》在客观实践上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当然，对于它的消极面也应当予以充分的认识。但是必须承认，张之洞作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重要的奠基人，他所著《劝学篇》之所以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除了中国传统教育与旧文化作为它的生存土壤存在外，还应该承认《劝学篇》作为向西方学习和力图保持本土文化生命力方面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它给僵化的封建文化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以保守主义的方式推进了中国旧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改革，初步提出了一个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基础上建设融通中西的文化模式与教育体系的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