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维护和调节国际金融利益和国别利益关系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履行其职能时针对不同的情况，要有充分的灵活性，以实现其调节的有效性。而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节国际金融利益关系时，灵活不足，僵化有余。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陷于金融经济危机国家提供援助时，不顾条件和实际，一味提出紧缩经济金融的要求，这不仅不能恢复市场信心，反而造成受援国的高失业率和经济的更加衰退。而且，它的金融救助属于“事后调节”，“事前”并没有充分关注遭遇危机国家的金融和经济状况，对走向危机的国家进行早期预警，“事后”也没有提供条件宽松的金融支持，这几乎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支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金融救助时的定势。
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将形成以美元为主，其他货币为辅的“一主多元”格局，这是因为：第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元的霸权地位将受到挑战；第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第三，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让世界各国认识到货币地位的重要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在美国，而欧洲的损失却超过美国，这其中除了欧美的经济联系紧密外，欧洲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政治诉求的不统一，以及欧元与美元的地位差异等亦是其中主要因素。由于上述因素，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实力上升的大国都会力争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与权力。
如何构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呢？稳定、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更突出了世界需要一个稳定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选择问题。
目前关于这个问题金融界主要有以下几种建议，包括回归金本位制、恢复美元本位制、建立商品储备本位制，以及改造特别提款权（SDR），将其作为储备基础等方案。重回金本位制的好处在于可避免滥发货币现象、防止少数国家榨取通胀税及铸币税、不存在利用名义汇率的升贬值来实行各种保护主义等，但金本位制存在致命的缺陷，即黄金存量的有限性与经济发展无限性的矛盾，这将导致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缓慢和通货紧缩。
至于美元本位，由于无法克服单一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局限性，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稳定的，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佐证。以某种初级商品作为货币基础同样是不现实的。而改造现有的SDR，使其真正成为支付货币，从而以某种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一篮子货币”取代现有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具体来讲就是建立以“一篮子货币”为核心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篮子货币”的选择要进行探讨，可以综合考虑一国的GDP、贸易、储备、人口及其在世界上的占比等因素来确定。
“金砖四国”发出最强音：向IMF要权每当金融危机来临，人们就会感叹：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最终贷款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实在太穷了。
细数IMF的“家底”，现有成员交纳的资金和黄金储备共2000亿美元，此外还有两个借款安排之下成员承诺的借款额50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刺激计划总额7870亿美元，几乎是IMF“钱包”的3倍。无怪乎当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3月提出将该组织资金翻倍，达到5000亿美元时，美国财长盖特纳口气更大，认为需要7500亿美元。
按照斯特劳斯？卡恩和盖特纳的说法，IMF需要增资2500亿到5000亿美元。问题是，钱从何处来？
“要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未来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份额增资是最根本的一个途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3月23日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IMF资金匮乏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其份额的改变，而这会导致投票权、资金交纳等也发生相应变化。经过2008年的修改，中国目前拥有IMF总份额的3.72%。但是，作为世界经济第三大国，中国的份额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也落在德国、法国、英国的后面。
按照有关程序，IMF下次份额调整可能还要等三年时间，其间还有众多疑问有待解答。例如，如何让份额较多的欧洲国家甘愿“舍己为人”？美国拥有近17%的份额，而IMF重大决策需85%投票权的同意，因此，美国事实上拥有对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从该国的经济实力和国会的政治气氛看，份额让步甚至放弃否决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尽管困难重重，但当下的经济危机和部分欧洲国家的亟待援助，或许给原本艰难的谈判打开了窗口。
“目前一些中欧国家陷入了严重财政困难，很明显，欧洲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以帮助经济受困的国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3月在华访问期间对《财经》记者说，“中国是（经济危机）解决方案的关键之一……人们会意识到，权力已经转向东方”。
在3月14日的G20财长会议上，已经有部分改革内容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如同意改变IMF和世界银行领导人任命的规则，从欧美轮换改为基于能力的遴选等。
3月14日，“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G20财长会议期间发表了该“集团”的首份联合公报。除了表达了反对保护主义的一致立场，对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尤其是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金砖四国”发出了有史以来的最强音。
本次会议是“金砖四国”财政部长的第二次会议，四国去年11月曾在巴西圣保罗举行首次财政部长会议。
“金砖四国”在最新的联合公报中呼吁，重新评估IMF角色，增加“金砖四国”在IMF中的发言权，同时要求在2010年4月之前完成世界银行的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还要求在2011年1月前重新安排IMF投票权的明确时限、增大在IMF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中的席位。
公报指出，“金砖四国”正在采取措施刺激各自的内需，如果有必要，它们还会继续采取措施拉动内需，以刺激经济发展。
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G20财长会议上介绍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采取的主要措施，并呼吁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加快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
当天，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正式在英国首都伦敦以南约50公里的霍舍姆开幕。“金砖四国”在公报中表示，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将导致2009年大批私人资金从金融系统中撤出，2010年这一趋势还将继续。鉴于此，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增加对外借贷的力度。
“我们尤其关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支持重新定位IMF的角色，构建新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金砖四国”认为，IMF应该放宽对外借贷的限制条件，不局限于原来的借贷规则，在危机条件下，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贷款，甚至向一些状况稍好的国家提供贷款。
“金砖四国”同时指出，当前IMF的资源不足以应对全球经济系统的危机状况，应考虑多种渠道增加这一国际机构的资金来源。除了相应增加各国的年费，“金砖四国”要求IMF提高资金来源的灵活性，加快出售IMF部分黄金储备进程。
公报还要求在2010年4月份前完成对世界银行的改革，要求世界银行通过在全球资本市场筹资来提高放贷实力，同时还应调整对单个国家的贷款上限；按照各个国家的年费份额和经济贡献，重新均衡各国在世行的管理力量，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银行中的声音和代表权，以反映世界经济的现状。
公报要求在下一轮选举IMF和世界银行总裁时，遵循任人唯贤、程序透明的选举规则，不应受到国籍或地域因素的限制；并要求扩容金融稳定论坛（FSF）和20国集团，纳入更多的成员参加。
一直以来，世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由欧洲选择已成“潜规则”。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宿景祥指出，“金砖四国”争取话语权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定的时间缓冲。
实际上，全球现在进入了一个争取金融领导权的阶段，IMF本身也在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发展中国家的进入是一个很好的制衡。
“金砖四国”向IMF提供的重要建议之一是，强化监管能力，对各个成员国实施公平的监管，尤其警惕部分巨额跨国资金流动的国家，增加对部分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金融系统复杂性风险，并呼吁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对对冲基金和评级机构的监管。
在当日的公报中，“金砖四国”称，与其他国家一道通过再融资、流动性支持和清除银行系统坏账等措施，以保证支持流动性以支撑复苏。
对于G20伦敦峰会议程，“金砖四国”在公报中强调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的重要作用，呼吁储备货币发行国采取措施共享信息和协调政策，保障宏观经济政策的平衡性、前瞻性和合作性，并要求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加强对受危机影响较重的国家的支持，保障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金砖四国”认为，一些牵涉整个国际金融系统的机构必须得到严格监管，支持G20对对冲基金和私人机构的监管。其同时强调了加强评级机构监管的必要性。
公报还表示，保护主义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威胁，“金砖四国”应该避免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以保证不会出现像“大萧条”那样的危机状况。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IMF必须走上变革之路，没有这一点，一切都难以兑现。“金砖四国”在推进IMF变革中应当发挥团结作用，要努力扩大其在IMF的投票权和话语权，尽快完成IMF新一轮份额的全面审核，迅速终结美国在IMF一票否决的权力。
就新兴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4月25日在世界银行和IMF春季会议期间，呼吁各国向IMF注资并呼吁IMF实施重大改革以应对现实形势。
盖特纳建议明年前将IMF执行董事会的24个席位减少至22个；2012年前将减少到20个。减少的这些席位将不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如果这一建议获得通过，即意味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话语权将增加。
众所周知，金融危机肇始于发达国家，随后肆虐全球，暴露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也暴露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存在的诸多问题。危机背景下，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重塑两大国际金融机构职能，这本是在此前召开的G20峰会上就已达成的共识。
但要求新兴经济体多注资就意味着要给它们更多话语权，这将以牺牲美国和其他西欧富国的份额为代价，因此一些欧洲国家对调整态度并不积极。欧洲国家同意改革，但不愿意放弃在执行董事会的席位，不愿意让自己权力“缩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