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时候，我曾听到有人谈到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同意大利发生战争，就把舰队撤出地中海，而只守住直布罗陀海峡和红海。看来，现在把地中海舰队开去勒旺岛，就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是真的话，我希望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密的考虑的。因为我们一旦同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或半战争状态，如果我们真要是放弃地中海，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力量来阻止墨索里尼在埃及大举登陆，夺取苏伊士运河。只有法国还有这种力量。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海军部能否肯定法国一定会挺身而出呢？
英国首相的这种担心，间接地否决了军事干预的任何可能。于是，国联理事会紧急启用第16条款，研究对意大利实行制裁。就在参加国际联盟大会的各主权国家以50对1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并成立一个18国委员会来制定具体的制裁措施之际，墨索里尼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声明暗示：他不能容忍对他施加任何阻挠他人侵阿比西尼亚的制裁。如果他的事业受到危害，他将与阻挡他前进的任何人作战。他威胁说：“五十个国家！五十个国家，为首的只是一个国家。”
墨索里尼的威胁虽然没能使国联收回成命，但也丝毫没有滞迟战争的推进。到1936年5月，墨索里尼的部队已经占领阿国首都亚地斯亚贝巴，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赛拉西刚一流亡到巴勒斯坦，墨索里尼即宣布：战争结束，阿比西尼亚并人意大利。通过占领阿比西尼亚，意大利实现了对东非一大段地区的控制，阿比西尼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都成为他的势力范围。
上述3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与法西斯轴心国相邻的地区，都与法西斯政权对外扩张有着直接的联系。有的为了消灭信奉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生政权，有的纯粹为了自身利益而向弱国举起战斧。这些事件说明，1936年的世界秩序，是充满硝烟、战火四起、太平安宁已远离而去。法西斯政权已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法西斯主义向人类社会公认的正义和准则开始了疯狂的践踏，也对西方大国首肯的原有“秩序”发起了公开的挑战，但西方大国对法西斯暴行采取的“不干预”政策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近看中国：日本占据我半壁河山，国家经济陷于瘫痪。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招致南京国民政府危机四伏。英美支持软弱无力，南京国民政府不得已将目光转向苏联这一年，执掌中国中央执政权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前身是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创建的同盟会。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其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此后，孙中山对这一纲领作了进一步阐发，将16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武装革命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民权主义，即“建立民国”，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在不根本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部分地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土地所有制。
在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主张的影响下，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成功地组织了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受武昌起义胜利的影响，湖南、湖北、陕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等省纷纷爆发起义，宣布独立。而上述7省的革命成功，直接推动了贵州、安徽、广西、广东、福建、四川、山东等7省的独立和光复。短短1个月时间，当时全国24个省已有14个省和全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光复独立，清朝政府土崩瓦解，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走到了尽头。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庄严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年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此后，又历经中华革命党时期，演变为中国国民党，并经孙中山决断实行“容共”的国共首次合作后，于1924年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逝世以后，主持黄埔军校的蒋介石依靠其掌握的军权，使自己在政治上迅速升腾，次第攫取国民党军政大权，并于1927年彻底推翻了孙中山“联盟、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动“四一二”反共事变，与昔日的盟友共产党屠刀相向，兵戈相见。至1928年，蒋介石仅用3年多时间，即已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成为中国政坛上无出其右的实力独裁人物。
在这一年里，年轻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帮了蒋介石的一个大忙。他于12月29日对外宣布：东北军“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张和他的东北军“归服”于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自此，中国开始了蒋介石时代。
张学良于1901年6月3日（农历四月十七）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桑林子詹家窝堡，字汉卿，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
张学良自一出生即获得乃父张作霖的极为器重，有这样一个说法：张学良出生之前，其父张作霖的事业尚不顺利，而张学良出生的当天，张作霖在前线作战即打了胜仗，自此以后张作霖就发达起来，也难怪张作霖把张学良视作自己的福星，一直疼爱有加。
张作霖做梦也想不到，长子张学良出生这一天，既给他带来了好运，也给他带来灭顶之灾。27年后他在这一天登车返回东北，随即殒命于日军策划的“皇姑屯爆炸案”。
为了培养儿子将来继承父业，张作霖不顾张学良的反对，将张学良送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使其从此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在张学良刚满20岁那年，又被委以少将旅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惨败之后，张学良又协助父亲对奉军进行改革和整训，参与了联络孙中山、段祺瑞，建立孙、段、张（作霖）三角联盟。从而结识了孙中山，开始了第一次与国民党高层接触。
孙中山对建立“反直三角联盟”表示赞成，他派遣汪精卫于1923年秋天来到奉天，并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公开讨伐曹（锟）、吴（佩孚），东北军进军关内直捣北京。张学良、张作霖支持这个南北夹击的方案，为保证捣毁北京政府的计划成功，在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时，张氏父子还派人前往祝贺，以从直系内部打开缺口，经过反复协调，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
待1924年初夏，孙中山派伍朝枢来东北与张学良父子联系有关讨伐曹、吴的具体步骤，同时考察奉军的军事实力之后，张氏父子即派人赴广州拜会孙中山，张学良还带去一封亲笔信，表达对孙中山的仰慕之情。
是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被任命为奉军第三军军长，与第一军组成联军，在山海关、九门口一带与直军激战。这时，张氏父子与冯玉祥建立联系的反直联盟产生了效果。10月22日，冯玉祥部秘密返回北京，软禁了曹锟，此举使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朝垮台。
同一日，张学良收到孙中山先生给他的回信。信的全文如下：
汉卿仁兄惠鉴：
倾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时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欣慰。兹特请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敬颂台绥
孙文9月22日
1924年12月14日，孙中山先生应张作霖、冯玉祥的邀请，在宋庆龄等人陪同下，抱病北上，来到天津。张学良同父亲张作霖率各界人士前往港口迎接。
为了感谢张氏父子在反直三角联盟中的贡献，孙中山率国民党要员回访张府。在与张作霖会晤后，孙中山为表扬军阀混战中首先倡导弭兵，鼓吹息内争、御外敌的青年将领张学良，欣然挥笔书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不久，孙中山肝病恶化，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张学良专程到医院探望。孙中山躺在病床上对张学良殷殷嘱咐：“东北青年责任重大啊。”
从孙中山与张学良的几次接触看，他对张学良是寄予期望的，政治上是看好的，对张学良与对待张作霖是有区别的。其实，就张作霖而言，与其他军阀也有所不同。张作霖虽然与日本人早有来往，但却不肯出卖中国东北主权。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他于1928年6月4日死于日军的暗杀。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业，接过了对东北的控制权，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成为统治一方的军政实力人物。
日军原计划炸死张作霖可以造成东北混乱局势，乘机进占东北。但张作霖死后东北并没有出现乱局。这中间，大帅府军署参谋长臧式毅等人是有贡献的。为防止张作霖的死讯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考虑日本的虎视眈眈，臧式毅在张作霖家人的支持下决定，在张作霖指定的继承人张学良回到奉天之前，封锁消息，密不发丧。帅府每天照常开大帅的饭食，医官也每天来府假装为大帅换药，填写医疗记录和处方等，迷惑了日本人的窥探。
张学良回到奉天后，一方面继续对外实施瞒天过海之计，公开宣布张作霖的伤势正在好转。一方面，迅速将所有部队撤回奉天，并任奉天军务督办，兼任由17个权威人士组成的东北保安委员会主席，并召集高级会议统一思想。此后在控制了东北局势之后，才公布父亲死讯并办理丧事。
张学良对日本的杀父之仇，促使他主持东北政局后，立刻改变了其父谋求东北独立，甚或问津中原、实现政治野心的主张，而采取了归服南京国民政府、支持中国统一的政策。1928年7月1日，也就是他刚刚上任的10天后，即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决不妨害统一通电》，表明自己“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不妨害统一之意”。同时建议当局，“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缩军事；一面以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6）蒋介石自然求之不得张学良能马上归附中央。他于收到张学良通电的第6天，即在北平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宣告：北伐成功。尔后派代表与张学良秘密接洽统一问题。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易帜的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权力，任张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热河划归东北统治；要求张学良尽早换挂“青天白日旗”，以实现全国统一。张学良对实现全国统一表示赞同。他表态：请转达介公，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
东北易帜的消息传出，引起日本内阁的惊慌。他们先是通过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转达日本政府的两点关切：（1）日本在利害关系上，不愿见东三省政治上有急剧变化，致影响及于安宁秩序。（2）依日本观察，国民政府基础尚未确定，此时与之合为一体，似有考虑余地。（7）继而，又授权林久治郎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公开反对东三省易帜，并威胁说：“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行其所事。”在张学良暂缓易帜之后，日本又祭起了“满洲皇帝”的牌子，希望以此诱使张学良彻底放弃易帜的打算。并通过张学良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说服张学良出任“满洲国皇帝”。
张学良不仅不为利诱所动，而且加快了易帜的步伐。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联名发表通电，宣布东北易帜。从此，张学良开始归附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加入到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之列。也就是从这时起，张学良开始了与蒋介石的密切合作时期。
此刻，蒋介石也沉浸在实现统一的“喜悦”之中。睥睨天下，已无人能出其右，他的野心也不断膨胀。无论是历史上的皇帝秦始皇、雍正，还是当代世界的法西斯巨头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时间都成了他效仿的楷模，他也要像他们那样建立高度集权，实行强人统治，成就一代霸业。由是，他在内政外交上都着眼于千方百计为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基础服务。
对外，奉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外交声明，就定位中国外交“不采暴力手段”。（8）这就暗示，对于历史上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各种不公平条约继续有效，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得到保护。蒋介石在访问日本时进一步阐发此一外交要旨，指出：“中国军队的革命运动，包含着中国及列强的利益目的”；只要日本支持其“早日完成革命”，则“满、蒙问题也容易解决，排日运动会绝迹”。（9）蒋氏这一外交宣示，赤裸裸地以国家的主权、满洲的利益作诱饵，来换取日本对其政权的支持，如此言论，说是招引强邻觊觎的媚外之论也不为过。
这一屈辱的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到1931年，产业方面，外国控制下的机械采煤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总产量的69．1％，生铁产量占全国生铁总产量的97．2％。交通方面，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控制的铁路里程数占中国铁路总里程数的84．3％。金融方面，据1933年的调查，149家华商银行的实收资本仅有2．67多亿元，而英国在中国的4家银行总资本就达4亿余元。此时全国华商银行存款不过30亿元，而美国在中国的花旗银行吸收的存款就达50亿元。外国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渗透和控制不断加剧，使中国经济对他们的依赖性更大了。
蒋介石的媚外外交，并没有使帝国主义收敛他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公然侵占中国东北，就等于公开给蒋介石的外交政策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对内，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他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最大威胁，彻底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继通过“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员清理出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共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又调动多路大军，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
对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政见者，蒋氏同样痛下杀手，排除异己。1929年3月，发动蒋桂战争，拆散了粤桂联盟；10月，发动蒋冯之战，削弱了冯玉祥；11月，发动第二次蒋桂战争，击败了张发奎；12月，发动蒋唐战争，击溃了唐生智。1930年5月，发动中原大战，经过7个月军事厮杀，蒋氏击溃了阎、冯实力派几十万军队，冯玉祥、阎锡山被迫下野。
